陈望道
陈望道先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明察秋毫，是非分明，实事求是，无私清正，胸怀坦荡，对无辜而落难的友人伸出援手，相濡以沫，是所有复旦人崇敬的革命长者。陈望道先生生于1891年，辞世于1977年，是一位长寿老人。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他有许多著作和功绩留世。我曾在复旦大学读书和工作过，聆听过陈校长的学术报告，学习过他的《修辞学发凡》，得益匪浅。今年是陈望道校长逝世26周年，我特写此文，谨表敬意和缅怀，以弘扬其可贵的精神。
高山仰止，高风长存。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时，陈望道先生是复旦大学的校长。他是浙江义乌人，说普通话带有浓重的义乌乡音。那时他还担任华东文化部部长、华东高教部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上海政协副主席和上海语文学会会长等职，工作十分忙。他是一位高级干部，晚饭后常到户外散步，我偶然遇见，他身后总跟随着一个保卫他安全的人。
陈望道先生不仅是党的一位高级干部，同时也是党内一名大学者，一位翻译家和语言大师。他早年留学日本，早在1920年，他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汉语，第一个出版“有系统的兼顾古今语文的修辞学专著”《修辞学发凡》。他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传播马克思主义，提倡新文学，倡导白话文运动，发表了很多文章，并且与陈独秀和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革命思想的传播，为新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陈望道先生不仅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一位学术大师，同时又是一位铁骨柔肠的长者。他心地善良，道德高尚，待人诚挚，热情似火，又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他作为复旦大学的校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数十年复杂尖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中，他像一棵苍劲的松树，不为狂风动摇，不为迷雾所惑，坚定如磐石。他任人唯贤，保护教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高风亮节，令人钦佩。这可以从他任用和对待复旦三位身处困境教授的行事中，得到印证。
赠贾植芳二百酒钱
贾植芳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不久，为巩固新政权，进行一次大张旗鼓的镇反运动，以肃清旧的残渣余孽，是有必要的，其效果是社会安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但接着是肃反运动，胡风因向党中央写了对文艺问题意见的万言书，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贾植芳教授，因与胡风是朋友，并且常有书信联系，就被打成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因他拒不交待“罪行”而被判20年。飞来横祸，猝不及防。在囚室度过十余年的审查检讨之后，于“文革”中期，贾先生被放回复旦，接受监督劳动。他干的是最重最脏的活，生活津贴是36元，同时要早请示，晚汇报，随时接受批斗。直至“四人帮”被打倒，平反冤假错案，在贾教授的面前才露出了一线曙光。
胡风反革命案要给予平反的传闻已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但仍柳暗花明，不知底细。贾植芳先生仍在劳动改造的队伍里，津贴很少，生活困苦，住在陋室之中。有一天傍晚，贾先生听到敲门声，前去打开，看到蔡葵教授站在门口，不禁一惊。只见蔡葵教授微笑而亲切地说：“贾先生，您喜欢喝酒，这点钱我给您买点酒喝。您钱不够用，我们钱用不了。望老说，送一点钱给老贾，表示我们的一点意思。请收下。”
蔡葵教授是复旦大学英文教授，是陈望道先生的夫人。这种相濡以沫的真挚感情，使贾植芳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永远铭刻在久已干涸的心田里。贾植芳先生教过我们现代文学、世界文学，特别是对苏俄文学的教学，对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果戈里、屠格涅夫等作家作品的介绍，丰富了我们的外国文学知识，引起了我们对俄罗斯文学的浓厚兴趣，让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个多面手，还能创作和翻译，知识渊博。贾先生平反后，重回中文系任教授，后又任博导、图书馆馆长，培养了很多高材生，享受到很多荣誉，过着欢乐的生活，但他已垂垂老矣，真是岁月不饶人，光阴比金贵啊！贾植芳事后回忆起陈望道先生叫蔡葵教授送钱给他的事时说：“陈校长送的二百元钱，当时可以买10瓶茅台，是一笔厚礼呢！”我估算一下，这二百元钱相当于我们当时助教三个多月的工资。这事也体现了一位老党员特立独行的高尚品格，对落难教授的关怀、同情和仁爱。
与乐嗣炳情同手足
乐嗣炳
乐嗣炳先生也在肃反运动中落难了。他是上世纪20年代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又在党领导的上海大学任教，与陈望道先生是同事和朋友，也是早期的共产党人。1927年，上海大学停办。以后乐嗣炳先生就去广西，在广西大学任教。他的夫人出身豪门，与上层社会有联系。解放前夕，乐先生通过熟人，想策动国民党一个部队起义，但未获成功。肃反时，有人报告此事，就被怀疑为通匪，因此获罪，被投入牢狱。在狱中囚禁一年，进行审查，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因之无罪释放。他不能再在广西待下去了，于是就写信给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先生。陈校长接信后，当即复函，聘任乐嗣炳先生为复旦中文系教授，他由广西来沪，从此安居乐业。
乐嗣炳先生也在肃反运动中落难了。他是上世纪20年代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又在党领导的上海大学任教，与陈望道先生是同事和朋友，也是早期的共产党人。1927年，上海大学停办。以后乐嗣炳先生就去广西，在广西大学任教。他的夫人出身豪门，与上层社会有联系。解放前夕，乐先生通过熟人，想策动国民党一个部队起义，但未获成功。肃反时，有人报告此事，就被怀疑为通匪，因此获罪，被投入牢狱。在狱中囚禁一年，进行审查，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因之无罪释放。他不能再在广西待下去了，于是就写信给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先生。陈校长接信后，当即复函，聘任乐嗣炳先生为复旦中文系教授，他由广西来沪，从此安居乐业。
但好景不长，1957年的反右运动，因乐先生向党交心，指出某些党员官僚主义，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并且对别人的对党交心提意见表示赞同，说是快人快语，因此而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被调离中文系教授岗位，到图书馆做资料工作。他出于帮助党整风，并无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之心，思想苦闷，难以释怀，于是就向陈校长倾诉。按照当时的政治气候，必须立场鲜明，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线，不与往来。但陈校长仍然保持着与乐先生的友情，并多加劝慰，而不因此疏远他。这种高情厚谊，令乐先生感到温暖，看到了希望。这体现了陈望道先生伟大的政治品德，信任友人，不管风狂雨骤，坚定不移。
亲顾王造时“茅庐”
王造时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不仅乐嗣炳先生被定为右派分子，陈校长的另一位好友，“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先生也落难成为右派分子。所谓天罗地网，知识分子在劫难逃。从1949年5月上海解放，直至1951年，王造时先生一直处于失业状态。而“七君子”中的其他人员，如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等，早已于新中国成立后，就任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粮食部部长、司法部部长、轻工业部部长。这真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令王造时先生万般难受。
正在此时，陈望道先生两次亲自登门，邀请他担任复旦大学教授，又派哲学系教授胡曲园送聘书给王造时先生，王造时才解了长期失业之苦。然而，王造时先生当时还不知道他1941年写的《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所种下的祸根的内幕，有人造谣说王造时先生强迫别人在公开信上签名，还说国民党用钱买通人来发动反苏宣传。这当然是王造时所始料不及的攻击，使他十分愤慨。
1957年2月，王造时先生代表上海市参加北京全国政协会议，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找王造时谈话，告知当年写公开信时的一些谣传，王造时先生才清楚中共与他的隔阂。但是厄运还没有结束，在1957年6月的复旦大学反右斗争中，王造时先生遭受批斗，后被定性为右派分子。而后因改造得好，于1961年被摘去帽子。“文革”之时，厄运再次临头，王造时先生被非法拘捕，投入牢狱，从此就没有迈出高墙的大门。
陈望道先生聘王造时先生，是出于对王造时先生才学和品德的了解和信任。王造时先生是一位爱国民主知识分子，早年留学美国，攻读政治学，获博士学位，后又就读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院，师从费边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拉斯基，研究国际政治学。他办刊物，成立救国会，倡导民主，反对独裁，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反对国民党统治，救助被拘捕的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凡此等等，陈望道先生了然于心。陈校长对《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的内容及性质，也是全然了解的。他两顾王府，求贤若渴，力排众议，正体现了陈校长这位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本人高中时的语文老师，本人受其委托转发在海外网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