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句：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更新了三峡的神秘与浪漫，像是给了三峡工程某种豁免权，经过长期论证才动工、至今允许指指点点。中共治下，像这样的例子真是凤毛麟角啊。
据说，早在1919年，孙中山先生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在三峡“以闸堰其水，使舟得以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那是他长远规划；上世纪三四十代，国民政府曾在美国帮助下，在三峡进行过水电利用勘测与设计；1945年还设立了“三峡水力发电技术研究委员会”。但那不是个宜于建设的年代。毛泽东的《水调歌头·游泳》作于1956年夏，而提出“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不晚于1953年：毛听取了长江问题的汇报后说：“费那么大的力量修支流水库，还达不到控制洪水的目的，为什么不集中在三峡卡住它呢！”算是接力开展三峡工程吧。
治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功课。有历史学家认为：风俗习俗这么多种、地区差异如此巨大，居然能够成为一个国家，就是受自然地理的制约-----必须中央统一调配全国之力治水。然而，古来治水之方，一则以堵，一则以疏。“堵漏、补缺”的代表人物是鲧（gǔn），结果是疲于奔命、劳而无功；鲧的儿子是禹，接受教训，改行“疏导、浚泄”之法，在许多地方比较成功，但是长江水患依旧。孙中山以还至毛泽东及后，在三峡建坝蓄水发电，像是“堵以兼疏”。这个办法古人未必想像不到，而是没有实行的技术能力。
到了这么大规模的工程有了上马的可能，时值“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大干快上的年代，毛泽东居然遥望三峡而止步、满足于赋诗一首画饼充饥。只组织专家勘察论证，1953年开始，58年大跃进都没有轻举妄动。但是，航运、灌溉、库区淹没、人口迁移和库区测量等等技术问题的安排设计时断时续，持续了30年。犹犹豫豫，大概主要是因为这样的工程，显而易见的利弊都很大，不确定因素太多，尤其是对生态平衡的影响，很难综合推演、计算得失。连毛泽东都不敢冒这个险。
真正加快步伐走向开工的，是“新时代”的领导层。里面有“摸着石头过河”，出错当作“交学费”的邓小平；有喜欢作秀、志大才疏的江泽民；还有留学苏联的水利专家李鹏等。这样的工程，把握多在施工技术和近期经济效益层面；科学论证其对生态、环境、地质、气候、物候等等方面的影响，就不充分了。毕竟人类在这些方面，才刚刚有所认识、已有的知识远不足据。从而使同一件事，往正反两个方面推论，都可以有一百条理由、一千种可能。
正其如此，给了急于建功立业又大权在握者以“便宜行事“的可能-----权力弥补知识缺陷、宣传造势力促进启动。官方组织出来的推荐方案认为，三峡工程效益巨大：一、可以控制长江上游洪水，减免中下游地区洪灾；二、为华中、华东及川东提供电力。缓和这些地区能源紧张状况；三、万吨级船队直达重庆云云。
但是，从动工、建成直到如今，国际国内在朝在野各界人士的反对意见，铺天盖地、持久不衰。有审慎地计算，也有尖锐的批评。三峡工程的决策被认为有政治企图；工程上的每一个细节都被密切关注、即刻指责；预期效益和实际情况、移民安置、新重庆地区的贫困问题、泥沙淤积和水位问题、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地质灾害、对风景名胜和文物古迹的影响等等。虽然许多问题不能定论，但是，官方对大坝防洪能力从“万年一遇”减为千年、百年、到“不到完全依赖三峡大坝”等迅速缩水的说法，助长了反对声浪。库区周边连年大旱，到底与水库有何关联无人能够说清，都使这一旷世工程，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众矢之的。
幸而，这场牵延了几十年的辩论的高潮，发生在大陆不搞政治运动之后，竟然呈现出以往少有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场面。虽有水利专家黄万里因竭力反对在三峡建坝，被邓小平说成：黄万里确确实实是个老右派。却未因此而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关注此事的一般读者，还学到不少水文、地质、环境、生态、工程、移民等方面的知识，涌现出万千三峡爱好者，造就了一些相关领域的学术专家。就像抗日救亡运动，山河破碎之际，传播了文明文化，组织起现代模式的国家。
1955年，黄万里正确地预言了“三门峡水库的使用不可能超过二十年，清除它的危害可能要几百年。”1991年黄万里又说：“如果造了长江三峡水库，必定对中国对天文，水利，自然环境，老百姓造成极大危害。……五十到一百年后，三峡水库必定报废。清除它的后遗症需要付出几代或几十代人的艰辛和几万甚至更多倍的代价。”我们不想因为要看共产党的笑话，而让黄氏不幸言中。我们知道，有利无害的事情不太可能。只希望政府的决策不要冒险、慎之又慎；希望出现新的技术，一一解决建造超级水库的种种弊病；希望学术地、说理地、知识技术性地论争充分、长久、持续；请政治逐渐退出科学技术等领域，把大大小小的计划、工程交给专家学者，经由科学程序做出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