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尴尬与无奈

虽说人类千差万别,细看却有共性。比如,“财富占有与对国家的贡献比例是否合理?”就是一个兴奋点普遍偏低 “一点就着”的话题。无论是经济标准还是社会效应,这笔帐都很难算。题目约在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出现不久就提出来了,经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人给出的解法或“输机运算”,证明此题比所有未解的科学、历史、文化之谜都更深奥、复杂,折磨人类百余年。
 
最近一次大爆发,是“占领华尔街”运动。集中地抖出了固疾的症结。如,“99%”们质疑公民的社会责任、财富的分配制度、政府的调控能力,事实俱在、理由充足、苦大仇深,自不待言;“1%”也有说话,功劳苦劳、有根有据、愤愤不平。比如:鲍森避险基金说:收入最高的1%纽约客付的税,占所有所得税的40%以上,对于就业和福利贡献可观。还有自称银行家者,派发传单:我们努力工作才有今天;示威者巴不得自己是那百分之一!还有人指出:抗议者穿名牌衫、用iPad,大部分人不愁生活,用意可疑。一位开豪车者路遇仇富人群时表示:是真汉子,应该勤奋工作,就也买得起。更有股神巴菲特,呼吁向富人增税,因为“我秘书的税率都比我高”。
 
那些感觉、那些说辞、那些数字之说不清道不明,恰好证实美国的社会制度存在极大缺陷,不然不至于此。资本主义早期,充满了残酷的压榨和野蛮的掠夺,民众抗争不已、社会动荡飘摇。此中派生出两个东西:一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工人农民;一是欧美社会改良,致力培育出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维持和平稳定。于是,美国就建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把贫富人等捆绑在一起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以期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相互照料-----富裕阶层领导社会、中产阶级配合、顺从,整体提升生活水平。
 
但是,个中分寸无法拿捏掌控。因为社会由人组成,人有不肖贤愚。富者贪得无厌,想过呼风唤雨之瘾。政治经济制度由他们主导,打造而成“易守难攻”之势。就像这次“金融海啸”,华尔街的大佬玩儿过头,堵窟窿用的却是纳税人的钱。千千万万安分守己的纳税人开始也没说什么,理由是各种各样的基金里,大部分是他们子女的教育费、自助的养老金、买房子的首期款……。今天不救,昨天、前天的血汗钱将全部化为乌有。这就是美国富人设计、并让全国人民接受了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制度。
 
中产人士:才能智力均有余裕,按理则“晋身机会人人平等”;走上社会才知道,整套制度实行到如今,车库创业一举成名而暴富的,乃凤毛麟角,没有普遍意义。跻身富豪,远非本小利微者可为。经过金融海啸,富豪略知收敛倒也罢了,不想,景气低迷他们仍然大派奖金。中等收入人士,方才无奈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多么尴尬:就像保罗·福塞尔在《格调》里说的,美国的中产阶级工作最辛苦、生活最少保障,他们也最软弱、最虚荣,平白给人家托底当了垫背竟无方讨还,只能虚张声势上街呼喊。
 
而华尔街的金融大鳄、衍生产品的策划天才,习惯于政府照顾、法律倾斜、民众仰望,其任意而为,早晚让美国刻意培育中产阶层的国策,异化成灾难。首先是中产阶级的灾难。至于控制贫富差距的高额累进税制,对于中产阶级意义几希:金融帝国,没有巨额投资几乎不可能获得大的创收。例如有良心如巴菲特者,年入约6300万,只缴联邦税9%。因其投资用的是“抵押贷款”所付利息可以减税。类似避税之道是国会为投资家预留的,中产阶级只能望着敞开的大门兴叹。他们的年收入为6万至20万,税率在10%-20%之间。
 
世有名言:机会偏爱有准备的人。什么是准备?准备就是占有多少社会资源。在美国这样一个一切都可以换算成金钱的国度,有钱多少钱就调动多少社会资源。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设计成这样,等于“吃定了”中产阶级。欧洲有福利制度;美国有济贫方案。在在保证了中产阶级不至于忍无可忍变成革命的有生力量。道德标准、行为方式如此,那些不合情理、不尽适宜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只能在中产阶层微弱、单调、散乱的呼吁声中,缓慢地调整、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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