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始有终历史交待
到了1985年春天，龙志冥冥之中可能对他的离世有所预感，因为他常常感到头昏眼花，力不从心，知道他这种高血压的病，说不定那一天就会突然倒下。虽然类似的情况在过去十几年里有过多次，但是这次恐怕是真的。正好退下来时间比较充裕，他开始择写《我的自传》，以便对自己，对后人，对历史有一个交待。《自传》对自己一生的经历事件做了实事求是的回顾，对自己的心历路程也有所披露。
毕竟龙志是一个聪明睿智、有始有终的人。因为龙志一贯以来行事低调，很少自我坦白，而许多事情，他自己不说就没有人知道。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学术思想系统总结一下，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和感受披露于世。
从简历开始，重点突出于他自己一辈子呕心沥血为人民，为国家所作出的点滴成就。他写的那样平淡无奇，娓娓而谈。限于当时的时政，他也不可能将他内心的话全部托出，对他一辈子遭受的种种迫害和不公，他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值得注意的是，他多次提到自己40多年的工作，其中自然而然地包括了他自从1939年中央大学毕业后开始计算的所有贡献。
另外，文灿已经于1983年10月6日离开了父母亲身边，只身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开始在奥柏林大学（欧柏林 COLLEGE）进修，年底如愿得到明尼苏达州大学雷波尔（BILL REMPEL）教授资助攻读动物遗传学博士。1986年春天，山西农学院外事处突然安排文灿回学校汇报工作，顺便回家探亲。那时候，中美之间航班少，机票贵（约＄1500），留学人员自费回国探亲很少。父子二人，既是父子，又是师徒，又是师生，又是雁北和山西农大上下级同一战壕“父子兵”战友，可谓情同手足。在父亲安排下，文灿在学校做了“中国猪种聚类统计的分类研究”的学术报告，文灿在美国用聚类统计方法分析中国猪种的体型大小和生产性能资料分类的结果，与国内养猪专家根据地理区域位置分布，土壤气候条件和农业经济状况分类的结果竟然出奇一致，内容和方法都比较新颖，受到大家好评。
龙志抚今追昔，感慨良多，为自己的儿子留学回来探亲的兴奋溢于言表，觉得自己教子有方，儿子争气长脸。文灿还给父亲带回了彩色电视等物品，龙志兴致勃勃地穿着文灿给他带回的呢子大衣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其实，龙志自己在近40年前赴美留学时穿的西服、皮鞋非常帅气的照片，比留美归来探亲的文灿不知道强多少倍。想不到40年之后，历史又转了一圈，几乎回到了原地，因为历史往往是O型发展的，关键是在遇到磨难时能不能够挺的住。龙志知道文灿还想将来回国后，离开山西农大回到北京农大工作，龙志告诉文灿“你将来回国，一定要回山西农大工作”。文灿万万没有想到那一次竟然成为永诀。想到父亲为文灿的成长付出了许多心血，甚至在出国问题上也受到种种非议，文灿一生都为父亲为自己的付出和自己没有听从父亲劝告回国工作感到内疚。
直到几十年之后，文灿才终于相信，他那次于1986年春天回国与父亲见最后一面是上帝的美意安排。上帝让文灿最后一次机会为孝敬父亲做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以免将来追悔莫及，也让他们父子在有生之年好好交流一下感情，交谈一下感想和对将来的规划。因为，同样的事情发生在2007年春天，文灿自美国返中国探母，为了迎接铭贤学院暨山西农大建校100 周年，学校派文灿到北京农大请96岁高龄的导师吴仲贤教授给“张龙志文集”作序。在2007年1月份欣然作序之后，吴先生于当年8月份去世。文灿与一生成长中的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两位伟人恩师见的最后一面如出一徹。文灿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两次见面都是上帝在冥冥之中的精确安排。
山西农业大学动物科学系 张龙志 1985.6
现在我写我的自传，年龄已75岁了。从事 《养猪学》教学与科研工作已有四十多年。回想起来多半生来为国家人民没有干什么。可是，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远远超过我所做的点滴工作。
1910年7月7日（农历6月1日）出生于陕西省榆林城内
1916年-1927年 私塾、小学、中药铺学徒
1927年-1929冬 榆林中学初中
1930年春-1933年春 山西太谷铭贤中学高中
1933年秋-1935年秋 原北京燕京大学医学预科
1935年秋-1939年秋 中央大学（南京）动物科学系学习
1939年秋-1940年秋 中央大学（南京）动物科学系助教
1940年秋-1945年4月 铭贤农工专科学校助教、讲师
1945年秋-1947年11月 美国依欧渥大学，实习生、硕士研究生
1947年12月-1951年10月 铭贤学院动物科学系教授、系主任、曾代
理教务主任、代理院长
1951年10月-1975年 山西农学院动物科学系主任、教授
（1959年兼山西畜牧兽医研究所所长）
1975年-1978年 山西雁北农学院动物科学系教授、副院长
1978年2月-1980年2月 山西农学院副院长
1980年2月-1984年8月 山西农业大学校长
我是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知识分子。解放前家里很穷，为了维持生活，十五岁起就进过几家中药铺当伙计。那时，我是多么渴望学习啊！为了念书求知，满足自己的心愿，十九岁那年，我从老家陕西榆林步行十二天，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山西太谷，在铭贤学校半工半读，白天上学，晚上给人家做工。就这样，我念完了高中，上了大学。当时，我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受人欺凌，完全是由于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缘故。为振兴中华民族，繁荣自己的祖国，我立志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不久，我考取了赴美国的实习生。留美期间，刻苦学习，勤奋钻研，一年实习期满后，争取到学校的奖学金，终于取得了硕士学位。１９４７年归国后，为了把自己所学得的全部知识贡献给人民，发展祖国的养猪事业，曾花费了不少心血，做了不少努力，但由于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国民党的统治之下，社会制度混乱、腐败，所以，我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我的希望也化为泡影。
平地一声春雷响，来了救星共产党。从此，中国的科学技术有了迅猛发展的希望，我也真正获得了生命，我多年的愿望就要变为现实。当时，我是非常之激动。我深深感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解放以来，我一直从事教学、行政和《养猪学》的科研工作，到今也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省委领导同志为了帮助我政治上提高，使我在科研上有所成就，曾拨给我校养猪科研数以万计的经费，还经常来我院检查养猪科研的情况，并亲切地鼓励我。可是，到了 “四人帮”横行时期，我成了他们的“专政”和“怀疑”对象，头上戴着一顶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共老手”、“漏网右派”等大帽子，经常挨批挨斗。不仅我的教学工作受到阻碍，而且我的科研工作也临近垮台。但我相信，乌云只是一时的，光明必将到来。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粉碎了“四人帮”后，百业待兴，教育战线的春天又来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如同绵绵细雨，滋润了我干涸的心田，向“四化”进军的战鼓声激励了我的斗志，焕发了我的革命青春。随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我的政治历史问题作了“没有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这是我一直盼望澄清的大事。
我于１９７９年４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而在政治上获得了生命。从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４年间担任了山西农业大学第一任校长，体现了党组织和群众对我的充分信任。
在搞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我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对外开放的目的是用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为我国”四化”服务。若因此而崇洋媚外，甚至妄自菲薄，那是不适合的。
1960年高等农业院（校）试用教材《养猪学》前言中所列各项，可以代表我的学术观点，如“四的”(即：中国的、先进的、科学的、群众的)，和以“玉米（kg）”为饲料单位等。心中有愧的是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不多，虽有多方面的原因。
在教学方面：培养尽可能多的人才是一个教师的职责。人们把教师比作园丁，真是再确切不过了。因为，教育工作是那样的平常，那样的普通，但我深深热爱着这一平凡的工作。
在教学上，我首先注意从思想上关心青年们的成长，使学生们牢固树立为人民而学养猪学的好思想。然后，狠抓基础理论的教学。《养猪学》是一门以生产实践经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为做到学以致用，在学生们熟练、系统地掌握基础理论后，我就组织他们进行综合训练，并带领他们到各地猪场进行生产实习，这样，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还始终坚持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我历来提倡学生们带着问题学习，并经常把在生产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作为学习和作业的题目。例如，由此我出了这样一个作业题：设计一个百头母猪场，其中包括场地的选择，猪舍建筑和机械配套，繁育体系，饲料供应，并注意饲养管理和防疫制度等一系列问题。同学们结合大同猪场的实际，边看、边议、边设计，终于交出了比较理想的答卷。学生们在总结时深有感触地说：“这样进行教学，指导思想明确，教得生动，学得活泼，确实收获不小”。
我原是山西农学院动物科学系主任。一九七五年，领导分配我到雁北农学院工作，这对我的确是一个新的严重的考验。雁北风沙大，气候寒冷，生活又格外艰苦，自己已年近七十，并且患有高血压、肺气肿、心脏病等疾病，行动甚为不便。加之雁北农学院刚刚成立，没有搞《养猪学》的人，也没有基础条件，困难重重。去还是不去呢？围绕着这一问题，我的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我得出结论：去雁北是党的需要，当党的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应该首先服从党的利益。于是，我毅然决然地带领一个孩子到了雁北农学院。到那儿，我们住在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土房里，它既是书房，又是办公室，还是厨房和会客厅，比起山西农学院的条件相差很远。生活上的不方便是小事，严重的是当时“四人帮”的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疯狂破坏文化教育事业。在这种情况下，两条道路摆在面前：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出的金光大道走下去呢？还是屈服于“四人帮”的反革命压力，就此躺倒不干了？在我徘徊不定时，院党委领导亲自前来鼓励我，地委领导到农学院时也去看望我，他们带来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和爱护，使我浑身增添了力量。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两句话“塞外高原春常在，年纪虽老心不衰”。而雁北也是山西的一部分，许多的人们不是还在那里工作、生活着哩！
四十个春秋过去了，岁月的流失染白了自己的须发，几次运动，自己虽屡遭审查，但当看到自己的学生一批又一批离开学校，走上工作岗位时，我的内心就有说不尽的喜悦。上自中央农业科学院，下至省、地、县农业部门及一些基层科研单位都有我的学生，仅现农大校、系领导干部和讲师以上的教师就有三十多人是我教过的。
我除过在学校给学生们授课外，还通过多种形式，尽力为各地培训养猪技术人才。早在一九六零年，我就主办过为时半年的全国中等专业学校养猪学教师训练班和全省养猪能手讲习班。以后，还不断接受一些大专院校教《养猪学》的教师来学校进修，先后也有数十人。近几年，我除带着近十名硕士研究生外，还通过举办培训班，为基层培训养猪专业干部和技术人员一百多人，并结合全国和全省各地、市、县的专业会议讲学、报告三十余次，听众达万人以上。
搞好教材建设，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性一环。我曾先后两次主编了全国高等农林院校《养猪学》教材。文化大革命前主编的那套教材，全书约四十五万字，集中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长期从事养猪生产的经验，并充实了国内的科研新成果，有理论，有实践。一九八二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的第二版教材约五十八万字。这套教材又比旧教材有了很大的进步，它以世界先进理论为依据，结合我国实际，吸取了近年来国内外的新进展和新成就，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科学性。这本新《养猪学》，现已重印三次。在编写这套新教材时，我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和编写组的同志一起，共同研究确定编写教材的方针、计划和内容。除书面征求有关单位意见外，在四川又召开了有三十六所农林院校《养猪学》主讲教师及部分科研、生产和畜牧行政部门人员参加的审稿会议。之后，又召集部分编写成员对教材进行了多次审议。但这套新教材的缺点是，继承六十年代教材不够，七十年代的科研生产成果总结的不够，现在看有些老化了。
为了继承和发展祖国的养猪科学，几十年来，我曾先后走访了北京、上海、吉林、黑龙江等国内先进省市，并几乎跑遍山西省的各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然后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和科学成果，编写了一些关于《养猪学》的专著和科普小册子，如《养猪六关》、《科学养猪》，并编译过两本书，写了几十篇科学论文和科技资料。我历年来编写的科学养猪的讲义，全省不少县、市都印发给了广大群众。一九七七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我关于养猪的讲话录音，雁北报曾发表过我的七讲“科学养猪”，山西人民广播电台也播放了这一内容。太谷县有线广播站也广播过这一资料。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够贡献给人民，这就是最幸福的事。利用业余时间，我和其他三位同志合译了《实用猪的营养》一书（英文版），全书约十四万字，已于一九八三年五月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四年六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我和苏纪陞写的《怎样使猪多长瘦肉》是农业科技丛书中的一本。还有在一九八五年第一季度间，在《山西农民》报上，以上述题目连写过八期。另外，在《人民日报》、《中国农民报》上，也写过“发展瘦肉型猪，满足人民需求”的文章。
由于自己资质差，才学不及中人，又加基础科学底子薄，多年来的科研工作在理论上建树很少，而在调查研究、解决的生产实际问题较多。
解放前，在许振英教授指导下，我就曾研究国外引进猪与四川猪的杂交效果。一九五七年以来，从事在中等饲养水平条件下，引进国外猪和南方猪与北方猪杂交的效果研究。我的理论依据是因地制宜。我认为，中国猪适应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条件，应该适应性比外国猪强。
“纸上得来终觉浅，深知此事要躬行”。一九三九年暑假，我和同学们在以四川内江县城为中心，半径十五华里的范围内，对内江猪做逐户调查。一九七一年秋，根据养猪事业大发展的需要，我和两位助教，一起到我省七个地区，十七个县（市）的五十九个国营和集体经营的养猪场进行了调查。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我们往往一天步行四、五十里路。经过三个月的工作，向群众学习了许多宝贵经验。这次调查，为我们解决科研如何为生产服务的问题打下了基础。
在调查中我发现，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对养猪十分重视，非常热心。但由于缺乏科学的指导，到处出现盲目引种进行杂交的现象。特别严重的是本地大耳朵黑猪几乎绝种。要知道，这种大耳朵黑猪是目前世界上不少优种猪的“老祖宗”！大耳母猪的最大优点是产仔多，母性强，哺育能力高，抗逆性强。这样的好猪，如今要失传了！我暗暗责备自己：“多少年来，领导上要你培育新品种，结果，新品种没有育成，连本地优种猪也快绝种了。你这个养猪工作者没有尽到责任啊！”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深思。我们针对调查发现的问题，编写了《猪的杂交与育种》一书。为了保留母本，我响亮地提出“山西猪的当家品种，应该是本地猪”。并跑遍全省各地进行宣传，在领导与群众支持与努力下，终于找到并保留了一批濒临绝种的本地猪。有关领导批准大同猪场的“大马身猪”列“特级保种”之列。国内一些养猪学者也逐渐认识到地方土种猪的重要性了。例如：1980后在山东组织的”三北猪”（包括东北民猪、华北、西北本地猪及河套”大耳猪”）的鉴定会，1984年在内蒙五原召开的河套大耳猪的鉴定会，1985年在青海西宁将召开八眉猪鉴定会，1986年在河北也将要研究琛州猪。这些都初步看出土种猪的生命力。但是其缺点是：长的慢，胴体易囤积脂肪，据报道这还是”显性”，皮厚、卧系等。所以有的群众不爱饲养它。总之，本地猪的种质应进行深入细微的研究，保种，为的是保存其“基因”。
在以南方猪改良北方猪的思想指导下，筛选出了最好的杂交组合，内江猪×本地猪（内本），[巴克夏猪×本地猪(巴本)]×内江猪（内巴本）。就增重速度的杂种优势而言，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用南方猪与北方猪交配的杂种优势等于或大于用引进的猪有外国品种猪（如苏白猪、约克夏猪）与北方地方品种土种猪杂交的杂种优势。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新华社采访了并报导了这个成果，以《光明日报》为主，全国其他报刊以不同篇幅大都报导了这个成果。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在困难时期，它具有战略和经济的意义。
当时传统的想法是，用外国猪改良本地猪。为了推广这个成果，几年来，我在晋中、祁县、临汾、雁北等地区，指导着二十多个不同类型的猪场工作，我把这些猪场作为自己进行科研工作的基地。大量的实验证明：在山西农村现有的饲养条件下，饲养内江猪和本地大耳朵黑猪的杂交品种，比饲养现有的外国猪和本地猪的杂交后代都长得快，省饲料。在相同的饲养条件下，喂到150斤以上时，内本猪可比现有的血缘不清的猪提前1—2个月出槽；在相同的饲养时间内大约（8—10个月）每头可多长15—30斤肉，或者可省用50—100斤饲料。如果全省都推广这个杂交组合，按现在全省饲养量二百万头至三百万头猪计算，一年可节省精料一亿至三亿斤，或可增收猪肉三千万斤至九千万斤，这是一组多么可观的数字。又如，我省现有的杂七杂八的繁殖母猪，年平均产仔成活仔猪仅有五只。我们在孝义食品公司试点的本地母猪年平均产仔成活二十只，断奶体重是二十斤。全省假如有现有五十万只产仔母猪，不要说年平均产仔二十只，就以十只计算，就可用20—30万只母猪，完成现有50—60万只母猪的任务。如果说把现有的母猪减少20万只，每只按国家供应400斤精料计算，就可以节省八千万斤精饲料。这又是多么可观的数字。
现在我们与省畜牧局、省食品公司密切配合在孝义食品公司，并在天镇东沙河大队，祁县九汲大队，大同市，原平等全省大队一级种猪挂钩开展工作，可是这类猪场经过个人承包，反而大半不存在了，核心原因是养殖业产品的价格问题，以货币为单位成本核算后，不能盈利，农民们就不干了。
我还主持着全国近六十个单位参加的猪杂种优势利用研究项目。一九五七年我们第一次引进内江猪到山西，现已普及全省，而且用内江猪的杂交工作对其他地区也有相当影响。同时，在此基础上已培育出”内巴本”新品种。为此，一九七七年在山西农业科学大会上，受到了”披红戴花”的奖励。
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发展我省养猪业，是解决母本的问题，因地制宜地进行新的杂交组合的研究。如在大中城市，有的人们对于太肥的肉不感兴趣。因此在此形势下，新任务又召唤着我。我们正在进行以太原花猪为母本与长白猪的杂交试验，以满足人们对猪瘦肉的需要。当然，内本猪在我省广大农村还是有其实用价值的。
新品种的培育工作：山西黑猪即（内巴本）或（巴内本），在我省主要以大同种猪场和原平忻州地区种猪场为基地进行培育，这是以１９５７年以来杂交组合试验结果为基础而进行的。山西黑猪的培育历时二十余年已完成，各协作单位做了大量工作，其中主要的见山西黑猪育种协作组，于八三年四月印的《山西黑猪育种资料选编》（铅印本）。于１９８３年春在大同猪场召开了有教授（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等约二十多人参加的鉴定会，鉴定会由北农大张仲葛教授担任主任委员，会上一致认为可以做新品种上报奖。省科委及农牧渔业部都通过授予二等奖，并分别刊入山西省、全国的品种誌。我也给原省委书记、副书记做了书面汇报，我完成他们交给我的任务。另外，还有山西黑猪培育的录像保存在我校电教科。黑猪已普及到全山西，从发展看，从评奖会的意见看，（即为什么列为二等奖）人民对瘦肉需要与日俱增看，这些都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任务，需要育种协作组的同志们再接再励的努力！
太原花猪在六十年代，我就参加了它的培育工作。它的优点是，产仔１０头多，成活率也高，瘦肉率在百分五十左右。主要存在两个问题是：太原农牧场因为赔钱拟将花猪完全淘汰掉，以及怎样提高肉质量的问题。关于前者我们支持过他们，只要你们不把花猪连根挖掉，所赔的钱由我们包起来。后一个问题，现由山西农大动物科学系主持正在进行，省委也给了一定的经济上的支持，现在我是育种组的顾问了，而可告慰者，我们后继有人。
我的自传就写到此，总的感觉是，“一事无成两鬓白，个人功过后人评”。包公的“无遗则羞”对我很有启发，总希望生命不息，继续攀登，做点对“四化”有益的事！趁此，我再补述下列情况：
1、1984年出版的《世界名人传》第七版上，可能对我有简明的介绍。由美国出版的“Who’s who in the world”7th Edition．
2、八十年代初期曾兼任省农委技术顾问组组长。现在是《畜牧兽医学报》的编委。全国畜牧兽医学会的理事，该会山西分会的理事长。
3、1967—1971年间，我曾以一个普通饲养员的身份在南猪场（本校）喂猪三年半，没有一天间断，接触了些实际，掌握了很多做一个饲养的基本功，如：看火、修圈、接产及饲养猪，此外对于工人们的好品质也受了不少教益，如口腹如一、热爱本职工作等等。兹不评论该不该去当一个饲养员，虽然业务上有所损失，但对于所谓改造思想来说，我认为具有裨益的。
4、1978年10月让我参加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九届工代会，我省文教战线仅有一名代表，让我去了，原因是几年来在党的教育与培养下，在群众的帮助下，我在思想改造方面，在旧知识分子中是突出的典范。
5、一九八四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龙志、苏纪陞编著的《怎样使猪多长瘦肉》科普小册子“前言”中，北农大张仲葛教授写的“几句话”中对我有个简介，可供参考。
6、人想做点工作，首先得有坚强的事业心，且热爱这个事业，并有为他有献身精神。如在杭州开会，在大同开会，会上讲话时头晕眼花，汗直流，量血压都在200 mmHg以上，很可能在讲台上倒下去。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事业而死，不是比泰山还重吗！如果一个人死了，其他开会的同志们一定会拿起接力棒奋勇前进！再接再励的努力，那么对死者来说，他已鞠躬尽瘁，死得其所，不是虽死犹生吗！”
P_16.1.龙志在家中（1986年春）
三、心血滴尽溘然长眠
1986年9月6日上午，他老人家吃完早饭后还和郭传甲先生约谈了《养猪学》的再版的会议的准备情况和指导思想，特别要反映城市人民群众对瘦肉的需求，反映可以多用精料进行集约化生产的新形势，在科学性和先进性上下工夫。随着农业粮食生产的大幅提高、发展与进步，我国养猪生产的形势也是日新月异。过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那些 “以青粗饲料为主，适当搭配精料”的饲养和饲料方法，和利用中国南北猪种之间，中国猪种与外国猪种之间杂交优势的遗传育种理论与实践都需要相应地改变。那些新的饲养和饲料方法和新内容正是他近40年前在美国学的那一套，他带回来的几箱资料和书籍直到现在才真正派上了用场。
郭先生走后，龙志觉得有点头昏，就躺了下来。谁知他却就此永远停止了思想，再也没有醒来，那是早上9点，也就是老人中风发病最容易发病的时间。没有想到一切来的那么快，那么突然。龙志就这样静悄悄，匆匆地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一生钟爱、毕生奋斗的事业，走到了人生尽头。没有预报，也没有遗言，甚至没有住几天医院。也许这就是他老人家近十几年来多次暗示要“倒在养猪事业的讲台上”的归宿，还是由于他老人家早就有所预料的脑中风。龙志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为养猪事业奉献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滴汗，最后一口气，实现了他“以道殉身”的伟大遗愿。
文焕回忆那刻骨铭心的一刻[2]：“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86年9月5日早饭后，我进了他的卧室见他仰面朝天躺在床上，深度昏迷，嘴里噙着些烟丝，左侧掉着本整党纪要。我赶紧找来医生，又立即找车把他送往270医院，诊断为大面积脑溢血，抢救了不到一天，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一切都发生的太突然了，我们在极度悲哀中无奈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遗体告别前我最后一次给爸爸整了整容，在他冰冷的双手里塞了几盒烟，又为他泡了杯热茶。父亲一生奋力工作，除了抽烟喝茶别无嗜好。”
他老人家一生为祖国的养猪事业兢兢业业，沤心沥血，坚苦卓绝，克勤克俭，在走的时候也不愿麻烦别人，惊动大家。
林肯曾经说过：“人生好像一篇文章，不在乎长短，关键是有没有内容”。活了76岁的龙志的寿命虽然已经达到了古稀之年，按照现代人寿命的标准不能算长寿。考虑到龙志先生一生遭受远远超过常人的磨难、艰辛、坎坷和迫害，考虑到龙志一生中工作起来不分昼夜，比普通人做出的无私付出要多的多，他所作出的贡献也非常人可比，因此，他的寿命也不能算短。在龙志兄妹5人中，他的寿命也是最长的。
龙志珍惜用自己生命于自己的事业和人民的福祉，一生中多次在需要的时候忘却了个人安危，奋不顾身地去拼搏，一生中多次逢凶化吉，化险为夷，死里逃生，而对自己生命的保护和保养却很少。如前所述，对于生命的意义，特别是对死的态度，龙志在他的文革日记中、训练班讲话、与新华社记者谈话以及在他“我的自传”都有过明确的表述。
从这个意义上看，龙志崇尚的儒家的为国家利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和基督教的教义“人子来是要服事于人而不是被人服事（生命的价值在于奉献付出而不在于索取）”，他一生不愿意为自己个人的利益而苟且偷安，也不愿意为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恩恩怨怨去自杀而寻求个人解脱，而是勇敢地面对屈辱，面对他人生的最为惨烈的挑战。
特别是在60岁以后，从文革后期到粉碎“四人帮”后的晚年，不仅没有为了自己长寿而崇尚道家的“养生之道和保命哲学”，虽然他可以有100个理由那样做，反而老当益壮，临危受命，甚至忘却生死，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争分夺秒去拼搏，去为党和人民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一个毕生“利他”的一心奉献的人，会为事业不惜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名将岳飞曾经说过：“文官不爱财，武官不畏死，则天下可定也”。龙志一生中对事业的追求达到了废寝忘食，忘却生死地步。人难免一死，他超然的生死观偶尔也会流露出来。人的生命其实非常脆弱，生死往往就在一念之差及呼吸之间。龙志对此把握有独到之处。如前所述，他老人家一生曾经几度遭受不白之冤和生死考验，饱受精神和肉体折磨，却绝不愿为冤屈和迫害而轻生，认为那样去死轻如鸿毛。而他总是希望死得其所，把工作岗位和讲台看作自己的最后归宿，认为那样去死才重如泰山，死而后已。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3]“龙志的生死观在他的遗稿《我的自传》(写于1985年6月，2007年发现)一文结束语中也有所披露：“人想作点工作，首先得有坚强的事业心，且热爱这个事业，并有为之献身精神。如我在杭州开会，在大同开会，会上讲话时头昏眼花，汗直流，量血压都在200mmHg以上，很可能在讲台上倒下去。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事业而死，不是比泰山还重吗！如果一个人死了，其他开会的同志一定会拿起接力棒奋勇前进，那么对死者来说，他已经鞠躬尽瘁，死得其所，不是虽死犹生吗!”。
无独有偶，在龙志的遗体告别仪式（1986年9月8日）上的挽联：“一代师表离世留文光照人间，师生共泣虽死犹生名垂千古”。
是对他一生的最好评价和概括，其中竟然也反映出龙志“虽死尤生”的思想境界。虽然他的这个真实思想首次暴露于1985年《我的自传》一文，但该文的披露于世却是2007年的事。挽联的作者无法看到龙志写的文字，却感觉到了他的精神，得到了相关信息，足见他高贵精神穿透时空能力。比起诸葛亮的千古名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说，“鞠躬尽瘁，虽死犹生”又在其基础上，延伸出一层积极向上的正面含义。龙志一生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完成了无数其他人不可想象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他刚正不柯，坚持正向思维，对前途命运充满信心的结果。甚至对自己的万一“倒在讲台上”离世的那一刻，也看到其激励后人光明的一面，将这最后一分光和热也奉献出来，令人叹为观止。值得一提的是，龙志并不擅长文学修养，之所以能留下这一千古绝句，来源于他对自己钟爱事业毕生追求的感悟和升华。
龙志去世后，全家第一次遭受了失去亲人的铭心刻骨的悲痛。日理万机的龙志为孩子们的成长也付出了太多的代价，他们终生都得益于他的无私奉献。在此之前，文炳和文焕分别得到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食品系和工程系留学的机会，他们本来希望于1986年8月在新学年9月份开学之前赴美。奇怪的是，他们7月份送到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签证处的J-1签证申请却一再拖延，迟迟没有下来。文炳心里很着急，和父亲龙志商量，希望再去北京美国使馆签证处去一探究竟，但是签证处不会接待也不回答这一类的咨询。龙志告诉文炳，签证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要耐心等待。不过龙志内心不希望文炳急急忙忙离开他。龙志没有直说，恐怕这一次离别之后，再不可能见面。龙志冥冥之中自我感觉有点昏昏沉沉，也许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希望和儿子们在一起。文炳和文焕的赴美签证在为父亲办完丧事之后很快就下来了。他们二人分别于1986年9月、10月赴美。可见，冥冥之中，上帝有其精确的安排和美意。
郭传甲先生后来回顾与龙志最后一次见面的那难忘的最后一幕:“张老几乎没有业余爱好，退居二线以后，仍在为养猪业的发展积极思索和忘我的工作。1986年，他已76岁高龄，决心集中精力为《养猪学》教材的修改大干一番，张老讲原教材是在粉碎“四人帮”不久编写的，有些消积影响在自己脑子里还没有清除，当时掌握的科技资料有限。近年来养猪学科发展很快，教材应尽快修改、充实、提高。他亲自撰写了修改提纲，并与有关同志商定于1986年9月20日在北京开会。9月6日早8点还同我商议有关开会的问题，张老反复强调，这次教材修改要进一步解决好理论、实用、先进三性间的关系，突出重点，搞好衔接，要有点特色，不能面面俱到，不能把手伸得太长。谁也没有想到，一席话竟成为老人家的遗言，终于“倒在养猪事业的舞台上”。
敬爱的张龙志教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发前进。”
P_16.2.龙志在山西农大办公室（1986）
四、伟人离世隆重追悼
龙志1986年9月6日去世后，山西省各界于9月12日在太原双塔寺革命公墓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省长王森浩，副书记王建功送了花圈。省人大主任王庭洞和其他领导同志张维庆，郭裕怀，冯芝茂，凌大奇，汤仿德等出席大会。大会由山西农大党委书记李同年主持，陈震校长讲话。参加大会的还有省直机关有关厅局领导，龙志先生生前好友4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省政协，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农工部，省教育厅，省农牧厅，省农科院，省农委，省科协，省农学会，省畜牧兽医学会，山西省山大，工大，医学院，重院，省牧校等90多个单位送了花圈。北京农业大学张仲葛教授，吴仲贤教授；中国农科院畜牧所李炳坦研究员，杨宗源研究员；西北农大，山东农大，湖南农学院，四川农大发来唁电。
原山西农学院牧站站长 闫玉田先生曾经与龙志共事多年，休戚与共，为完成科研任务立下了汗马功劳，1996年特地写了的诗一首：
《悼念张龙志老校长》
师长龙志志凌云，远渡重洋取真经。
诚心引得悟能归，执教科研展才能。
桃李载培神州满，山西黑猪又育成。
卅载风雨闲庭事，为国为民志更宏。
事业未尽西游去，吾辈常思泪满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