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过去了的
费淑芬
几天前我生日，女儿先是写信后是隔洋电话；外甥女又是送礼物又是送鲜花；丈夫买了鱼虾，大家为我忙碌了一番，我很感激他们的好意，可是心里对这个生日却激不起什么感觉，既没有什么欢乐，也没有什么愁绪，寡淡得如同清水，连自己也有点奇怪。
在我六十多年的生活中，最使我难以忘却的生日共有三次，那都是过去了的，以后却时常记起。
是抗日战争开始那一年，尽管已经战火纷飞，但在我们那个落后的乡镇还是浑然不觉。因为我长了一颗虎牙，据说女孩子长虎牙是不吉之象，于是乘亲戚的便船，祖父带我到湖州去拔牙。那是我第一次进城市，一切都感到那么新鲜，那么诱人。可是我拔了第一颗虎牙，来不及待到三天后再来拔第二颗，湖州城已骚动不安，人们都准备逃难了。这样，祖父带了我连同寄住的亲戚全家，雇了一只小船，逃回我的家乡。一路很不平静，吃了很多惊吓，直到第二天黄昏才回到家中。
经过两天一夜的颠沛，回到自己家中，感到特别温暖。这时，大厅里点着雪亮的煤气灯，母亲在厨房里忙着，不久端上几大碗肉丝面，我们家平常不大吃面条，就问母亲：“为什么吃面条呀！”母亲一面递筷子给我，一面说：“你忘了？今天是你的生日呀！”啊！于是一股浓浓的亲情拌和着热腾腾的面条，进入了我肠胃，也进入了我的记忆。那年，我九岁。
1958年，我下放绍兴农村劳动，一天，乡政府的电话总机接线员生了病，一时找不到接替的人，便叫我暂代。那是一座旧庙隔成的办公室，油漆斑驳的长条桌上，安着一架年代久远的电话总机，上面有许多小铜片，旁边注着社队名称。随着这些铜片的关上跌下，我手忙脚乱地做着这从未做过的工作。绍兴土话我不完全听得懂，心里又十分紧张，越紧张越容易出错，听了不少骂声。半夜过了，偌大的旧庙里只有我一人，求救无门。外面热火朝天战天斗地大跃进，可我心里却一片凄风苦雨。为记录一个电话通知找纸时，忽然在报纸的一角看到了一个旧历日期。啊！今天，我的生日！泪水不由自主地滴落在这个日期上。那年，我三十岁。
1968年，正是“文革”高潮，不幸的我又还残剩几分忧患意识，除为自己担心外还为好人遭殃坏人得势而忧虑。那时女儿在外婆家，丈夫在农场劳动，孑然一身，也忘了时日。有一天，丈夫忽然回来。我吃惊地问：“你回来作什么？”他笑嘻嘻地说：“今天不是你生日吗？”我一听这话，不仅没有高兴而是一股怨气倾倒出来：“什么生日不生日，连想死都找不到日子哩！”他开始有点愕然，接着也就不再搭腔，顾自从拎包里取出两条鱼去水龙头下剖洗。我冷静下来，也自感抱歉，帮着将鱼收拾好后，去打了半斤酒来，算是庆祝生日。可是平素我最喜爱的清蒸鲫鱼，吃在口里味同嚼蜡。那年我四十岁。
在以后的二十年生活中，我也仍然有起有伏，但对我来说，已是惊涛骇浪后的些许涟漪，不会引起震荡。这些年来，生活很平静，也尚安逸，各方面说不上满意，但已满足。对目前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我无力追赶，也无心追赶。只守着自己的本分，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如果说生日应该总结一下自己，我想这平静的心态，正是我的成果。这不是靠修炼得来的，而是生活本身赐予我的。
199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