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香港人对内地的情感这几年有些变质，以前台湾人看大陆像看邻居，香港人看内地却像看兄弟，现在香港人看内地倒像在看邻居——你过你的就好，别来烦扰我。”3月上旬的一天，湾仔鸿星茶楼，在香港媒体供职多年的洪小姐与《环球时报》记者的交谈始终围绕着一个话题展开——回归17年，香港与内地间的情感为何看起来反而愈加疏远，曾经自诩不关心政治的务实的港人，为何喊着“反赤驱蝗”、“港人自决”等极端口号频繁在街头出现。在香港采访期间，不同阶层的港人向记者讲述对自由行、对一国两制不同的看法，有些甚至是抱怨。言谈话语间凸显的，是当下内地与香港亟须增强对彼此关切的急迫感。
“本土主义”在香港抬头
铜锣湾，因电影《古惑仔》在内地“走红”的香港商业区。商务印书馆的3层书店内，《香港城邦论》白蓝红三色的封面在“畅销书”架上颇为显眼。在港期间，《环球时报》记者采访过的港人不论政治立场隶属亲建制派还是泛民主派，人人都在可能性上否认“港独”，却又大多乐谈“本土”。《香港城邦论》因“为香港本土主义提供理论基础”被人推荐一读。售书小姐推销时很卖力地说：“这书出了第四版，很畅销喔。”
2012年，两地关系因内地客与香港人在地铁里争吵、广东道D&G店港人拍照遭拒等事件频起风波，恶毒攻击内地客的“蝗虫论”在香港互联网上兴起，而2011年末出版的《香港城邦论》被视做“驱蝗”运动中的“纲领性著述”。在书中，作者陈云露骨地宣扬“香港是城邦”，“一国两制，城邦自治”。称在两地关系中，“中共不是阿爷，香港也绝不是小孙”。曾有香港资深新闻评论员提出“城邦论”存在的逻辑悖论，理由是历史上的城邦对移民大多持包容态度，香港本土主义者却要将内地客从所谓的“城邦”中驱逐。
“我们是香港人!”商务印书馆外，绰号“快咇”的谭得志带着“人民力量”成员在怡和街站台，厉声嘶喊。3米外的对面，“爱港之声”成员高喊“你们是香港的垃圾”。在香港“建制VS泛民”的政治光谱中，“人民力量”被视做激进民主派政团，其展台背板上写着“没有公民投票，马上占领中环”。“爱港之声”则是支持香港政府、支持中央的民间团体。两派此起彼伏的喊声让人仿若置身台湾特有的“蓝绿骂战”。难怪有内地学者撰文警告，香港存在“政治台湾化”风险。值得关注的是，在“爱港之声”、“帮港出声”等“爱国爱港”组织举办的街头集会中，参与者大多五六十岁。相比，上街宣扬“占领中环”的大多是20多岁的年轻人。
被港媒唤做“金金大师”的“驱蝗行动”发起人梁金成今年37岁，接到《环球时报》记者电话，他表示自己已让很多人不开心，不便受访。这一天，香港《亚洲周刊》的文章批评“驱蝗”是必须加以谴责和立法对其阻吓的“仇恨犯罪逆流”。记者在港6天，从特首幕僚、大学教授、公司白领到的士司机，人人都说“驱蝗”的是极少数“自私的人”，但又大多对“驱蝗”的初衷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理解，其中“自由行挤占生活资源”是他们提及最多的抱怨。
“拉高房价”、“买光奶粉”、“双非孕妇占床位”，这是香港媒体争议“自由行”时提及最多的“三宗罪”。出租车司机刘先生说，1983年他月薪6000港币，在九龙买套40平方米政府公屋，首付1.2万港币就入住了，如今这房涨到20万一平方米，33岁的儿子如今月薪4.5万还买不起房，“内地人一买就好几个单位，很夸张”。
抱怨归抱怨，但香港分析人士也清楚，内地客买房只是香港楼价高企的表象原因。自港英政府时期开始的土地出售政策，及其在1997年前引发的港人炒楼风潮，还有当下大地产商对香港经济的垄断，都是其中的原因。
“去年，我们47%的客源来自内地”，香港迪斯尼的工作人员这样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她与一名香港政府幕僚都向记者提及，2003年自由行开放前，港人已在讨论是否关掉海洋公园，是自由行挽救了香港旅游业。
什么在影响“人心的回归”
内地经济崛起，昔日的穷亲戚“阿灿”一夜乍富，港人却只好做“港灿”。诸如此类对香港社会心理变化的分析，以往已有过很多。但港人对内地愈加疏远的原因绝不仅是“羡慕嫉妒恨”那么简单。
在回顾香港回归17年历史时，许多人把2003年当做节点。一名香港资深媒体人称其为“三合一危机年”——非典、经济危机、特区政府推出“二十三条立法”引发港人七一游行抗议。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而2003年立法失败显露出港人对中央干预香港事务的担心。
2012年，特区政府原定于9月试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其使用的中学教材《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因“一边倒唱好中国国情”引发争议。香港反对派于7月组织大游行，“反赤化、反洗脑”，香港中学生政治组织“学民思潮”在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
谈到这两次事件，作为“爱港之声”初创成员的刘宁川很健谈。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2003年上街抗议的港人中许多是因对楼市崩盘，对经济问题的不满，“二十三条立法”在这种环境下推出很难通过。而2012年国民教育事件是道德层面的问题，正是因为看不惯香港年轻人“连祖宗都不认”，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才自发组建“爱港之声”。刘宁川说，香港乱局背后最重要因素是英美做了并且至今仍在做大量“去中国化”的工作，而中国在收回香港后“去殖民化”的工作做得太少了。
“澳门是解放区，香港是白区”。在港采访期间，这是时常被提起的一句玩笑。同样是“二十三条立法”和国民教育议题，在澳门均未引发巨大争议。学者大多从两方面分析：澳门经济对内地的依赖度大于香港;澳门没有力量强大的反对派，这是因为葡萄牙政府对澳门的影响力比英国对香港的影响力小得多。
在《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一书中，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提及港英政府历史上两次重要动作。一是在1967年香港左派反英抗议运动后推出其对殖民地惯用的“洗脑赢心”工程，借“恐共”、“仇共”增强港人对内地的排斥。二是末任港督彭定康抓紧回归前的最后时机推进激进政改，扶植香港反对派。“当英国人最终满载荣耀撤退的时候，给香港人留下的除了精神上的挫败感，更多的是短时期内难以消弭的分歧、不信任以及由此产生的冷漠、敌视、对抗、甚至仇恨。香港回归后，政治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在这种港人的悲情及香港与内地相互猜疑和不信任的政治气氛中缓慢、曲折地前行。”
为什么年轻人成为近年来香港街头政治的主力军？对此，多数人将目光投向教育。“香港的中学里中国历史仅作为世界历史第一部分被提及，这样的教育很难让学生产生对祖国的身份认同”。一名香港资深媒体人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身份认同问题上，也有学者认为“一国两制”存在与时俱进的空间。有学者提出，人们一直认为香港亟须加强国民教育，但香港市民不能参军保卫家园，不能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成为人民公仆，在内地上学被看做留学生。“今天，香港人面临的‘作为中国公民的非公民待遇’，可能恰恰是争取香港人心回归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未来，两地间需要更多理解
3月28日，17名来自民主党、工党、民协等政团的香港泛民主派人士发起争取不选的绝食运动，工党主席李卓人称绝食是“占领中环”的前奏，一方面是为争取2017年特首普选，一方面是为鼓励市民参与“占中”。而在各方积极就政改方案磋商的当下，绝食迅速被质疑“时机过早”。
在特首普选问题上，亲建制派与泛民主派的本质分歧在于，后者不能理解中央“循序渐进发展民主”、“确保爱国者治港”的主张，要求实行最彻底、最开放的普选。而基本法规定，香港2017年可以实行特首普选，但特首候选人必须由提名委员会提出，泛民却批评提名委员会是北京的筛选工具。在此背景下，港大学者戴耀廷提议于今夏“占领中环”，被香港建制派人士批评“用占领香港金融商业中心的方式恐吓中央”。香港舆论则大多预期北京将“以硬碰硬”，而非妥协。
“北京不让香港办今年9月的APEC财长会是对的，不能给这些想扰乱香港的人提供舞台”，在“帮港出声”组织主办的“和平香港，反对占领中环”集会上，63岁的程先生对记者说。资深媒体人洪小姐认为，从目前看，“占中”在港声势不大，普通民众也大多批评“占中”违法。但洪小姐提醒说，如果内地客与港人爆发突发性事件，如肢体冲突，一些对自由行有抱怨的人可能也会带着怨气参与“占中”。
对于香港的未来，邓小平1984年曾这样表态：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状态。时至今日，虽然香港与内地出现了一些矛盾，但两地相互需求的总态势并未改变。强世功说：“一家人关起门来也会吵嘴，当下最需要做的是从根源上搞懂彼此的关切，体会彼此的关切，照顾和满足彼此的关切。” 3月底，不满两岸服贸协议的台湾青年学生占领“立法院”，台湾媒体称台港两地青年学生有合流的趋势。强世功说，对港台而言，自由行与服贸协议的本质都是内地资本的投入，这些学生表面上反内地、反大陆，其实他们是在“反资本”，北京成了他们眼中维护大资本家利益的人。强世功说，为什么许多人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因为当时香港处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人人有机会成功，而现在香港已是垄断资本主义当道，随之而来是社会结构固化，以及年轻人毕业后发现自己买不起房、无法实现社会阶层跨越的挫败感。
在“反占中”集会上，记者遇到警员出身、曾在TVB多部电视剧中出演“阿Sir”的陈欣健。他回忆说，1967年动乱时，他还是名警员，目睹无辜港人与同僚流血，现在的年轻人冲动、有热血，但没有经历过动乱，“良心让我走出来，因为香港不能乱”。 （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