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3:10
作为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
——林昭狱中血书
王怡/文
基督徒右派
基督徒右派李景沆，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天水市一中的数学老师。我们知道他，是因为在2002年春天，作家刑同义用掉12盘采访磁带，写出了《一个基督徒的右派生涯》。
基督徒右派俞以勒，我们知道她，因为她是林昭的狱友。1961年北大学生林昭入狱后，一度与俞以勒拘禁一室。她们不但成为难友，也成为在基督里的姊妹。林昭从起初一个毛泽东的信奉者，到一个对专政的不妥协的批判者，最终回归基督信仰，成为一个对刽子手心怀怜悯的殉道士。近年来，她被自由知识分子誉为中国的圣女贞德。
基督徒右派杨毓东，是1957年12月26日在“北京市基督教界社会主义学习会”上被打成的45名基督徒右派之一，第二年被劳动教养。1986年，杨毓东在政府答应三个条件的前提下，任“三自爱国会”北京缸瓦市教堂牧师。这三个条件是，第一，教会不学习政治；第二，讲道唯独根据圣经；第三，宗教局当众承认当初对其右派定性是错误的。“六四”期间，杨牧师带领的青年团契，组成了天安门广场上唯一支举着十字架的救助队。1994年，杨牧师与三自会决裂，从此服事于家庭教会。
基督徒右派吴维尊，在个人思想改造报告中这样写道，“通过这次‘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我认识到，这个‘从猿到人’，一直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史，是一篇大谎话。”他在1957年被下放改造，一直到文革前夕被捕，被判无期徒刑。入狱前他为自己定下一个原则，“不回答，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从此直到2002年12月离世，他用自己的大半生践履了这个原则。
尽管吴维尊在狱中经受了种种肉体折磨，但他仍然成为当时中国人中“唯一一个公开拒绝读毛主席语录的人”。直到70年代初，筋疲力尽的狱方给他提出两个简单要求：停止饭前祷告，诵读毛主席语录，便可视为服从改造，予以释放。但吴维尊一如既往地以死相抗。在他瘦弱的身体内，蕴含着中国知识分子令人难以想象的惊人力量。
1957年8月7日，正式成立三年的基督教（新教）“三自爱国会”决议号召全国基督徒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但在共产党政权下，宗教不过是愚昧和迷信的遗留，即使牧师和其他教职人员，也很难被当局和一般公众视为“知识分子”，更何况那些普通信徒。因此教会内的反右斗争，比主流社会和主流知识界更加惨烈。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的基督徒，或因他们的双重身份而能被主流社会了解。但大批被迫害的基督徒，却难以被计入“右派知识分子”群体。甚至迄今为止，基督徒右派分子们的遭遇，也难以得到主流知识界的关注。
1972年6月1日，因反革命罪在1952年入狱的教会领袖倪柝声在狱中离世。他离世后两周，《香港时报》发表文章，根据大陆156种报纸、57种杂志作出了一个确切的、但不完全的统计：
1950一1953年的“三自更新运动”期间，被监禁的新教徒约6万人。其中被处决的共10690人。在1957一1958年“三自爱国会”领导的反右斗争期间，被划为右派的新教徒不计其数，其中被处决的有2230余人。
三自运动·信仰的沦陷
早在反右运动之前，中共借助“三自爱国筹备会”及吴耀宗、丁光训等人，在反帝、爱国、拥护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下，企图一统分散的基督教会。1949年9月，中共高层钦点了当时在教会内并无重要地位的吴耀宗、刘良模等5人，作为基督教代表，参加产生新政府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政府大力扶持他们的地位，让吴耀宗在会后率宗教界代表团去全国巡访，在各地均受到党政首脑迎接。随后，周恩来在1950年5月短短一个月内，接连三次接见以吴耀宗为首的19位基督教领袖，开始向教会摊牌。
当时，吴耀宗等人在信仰上受到自由派（现代派）神学影响。连他在内，三自阵营中的几位主要人物，均曾在自由派神学的大本营——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进修。他们的确也有一种真诚的爱国情感和反帝心理，这和当时几乎所有自由知识分子是一样的，对新政权和社会主义革命充满了盼望。如在1948年，深受“社会福音”影响的新派神学家赵紫宸，以一种悲凉的语气写道，“大批不顾个人安危的年轻人站在了共产党人一边，他们根本不把拯救民族的希望寄托于教会。”
这些越来越倾向于左翼政治思想的基督教新派人物，开始围绕在吴耀宗的周围。1948年，吴耀宗曾写下《基督教的时代悲剧》一文，宣称基督教在华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他说，“如果我们的思想与西方基督教的思想一样，我们实际上就变成了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无意识的工具。在求解放的广大民众眼里，我们不过是鸦片”。
这些新派“基督徒”看到了社会参与的意义，却因自由派神学的捆绑，无法向着基督教正统信仰的救恩论归正，去恰当地、全备地认识个人救恩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于是对他们来说，“基督的救赎与社会变革是一回事”。他们所谓的基督信仰，已和世俗的社会主义理想相去不远。吴耀宗的儿子吴宗素，于2006年11月其父的遗体迁徙仪式上在宗教局官员面前为父亲辩护，仍然苦口婆心地提及吴耀宗至死坚持认为“基督教和共产主义并无矛盾”。中国教会史专家、法国的沙百里神父在其著作中评论说，这正是中国的“三自运动”从新教开端的原因。共产党显然注意到了吴耀宗等人的思想，“他们对此相当重视并充分加以利用”。
韩战爆发后，西方传教士更迅速地被逐出中国，少数人被政府逮捕。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也高涨，这一切都对这些自由派的教会领袖触动很大。吴耀宗写下《共产党教育了我》一文，重庆神学院院长陈崇桂写出《我政治思想转变的过程》，在随后的三自革新运动中，成为了对广大基督徒进行思想改造的两篇范文。文中最后的结论是，原来共产党的理论才是正确的，“唯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救全世界”。他们承认，自己已从一个改良主义者变成了革命者。
另外一些教会领袖，则在政府发出三次威胁之后，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对自己所信之道、对上帝在历史中的主权也丧失了盼望。转而认为，若不妥协的话，教会就会彻底被摧毁。于是他们因着小信，怀着一种似乎为主忍辱负重的想法，接受了政治上的依附。如上海灵修神学院院长、改革宗神学家贾玉铭，曾公开宣称“参加三自会是违背神旨意的”。但到了1954年春天，几个宗教干部去他办公室密谈数小时之后，他公开加入了“三自会”，并当选为全国三自副主席。聚会处的领袖倪柝声，早期也公开反对三自，不久也改变了态度，甚至为三自辩护，说“教会是一个杯子，政府是一个盘子”。杯子当然要放在盘子上，是理所应当的。但因为他的影响太大，政府已决定拿他杀一儆百。1952年，倪柝声还是因反革命罪在沈阳被捕。
其他更多的人，则有出于恐惧而随波逐流的。也有极个别倡导者，本来是共产党很早之前就派遣、渗透在教会中的秘密党员。这和他们在20年代“非基运动”中暗中策划和鼓动的手法一样。如在上海组建“三自会”的主要人物、秘密党员李储文“牧师”。1961年升任全国“三自爱国会”秘书长，后在文革中经受不住红卫兵殴打，亮出藏于家中的党员证求饶，要红卫兵给周总理打电话，证明自己其实是党的人。他的身份暴露后，离开基督教界，改任上海外事办主任。改革开放后，调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副社长。
随后，吴耀宗“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很快拿出了一个表明基督教政治立场的宣言《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以团结全国基督徒爱国、爱党，反帝、反美为宗旨。根据政府的指示，邀请了40名教会领袖联名发起。这个宣言的最后定稿是经周恩来亲自审定的，并由政务院批准，连同第一批共1500余人的签名名单，全文刊登于1950年9月23日的《人民日报》。9月26日，中共中央直接作出《关于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展开响应“基督教宣言”运动的指示》。随后在政府的扶持下，三自开展了一场持续数年的签名卖主的运动。
当时全国约有10000间教会，8000传道人，84万基督徒。人人都必须过关，签名才能自保。签，就是“爱国”，不签，就成了“反革命”。到了1951年4月，签名者达到18万人，年底达到36万。1954年“三自爱国会”正式成立时，签下自己姓名的基督徒有41.6万余人，约占全国信徒的一半。
然而，当时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尚沉浸在对新民主主义的浪漫设想，及20年代“非基运动”以来对基督教的偏见中。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的言论触及共产主义与宗教自由的议题，也几乎无人关注基督徒这一边缘群体的政治命运。但基督徒在1950至1956年的遭遇，人人过关、思想改造、控诉大会，这一切都在1957年重演，成为全体知识分子的恶梦。当一个社会失去了宗教信仰的自由，一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也必将失去。由周恩来出面导演的对基督徒的信仰禁锢与迫害，到1957年就变成了由毛泽东亲自引蛇出洞的、全面的思想禁锢与政治迫害。这不禁令人回想起纳粹时代尼莫拉牧师那一段锥心刺骨的忏悔：
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活，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
殉道与护教：中国自由史的篇章
最讽刺的是，一个号称“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运动，却建立了一个两千年教会史上罕见的、彻底依附于政权、放弃圣经真理而接受现实政治目标控制的宗教组织。用吴维尊的话说，“这三个‘自’，实质上就是中国党和政府对神在中国教会的绝对领导权，或绝对主权。”对基督徒来说，这已不是基督的教会，也不再是基督教信仰。一些公开反对三自、捍卫基督信仰和良心自由的，恰恰是当时中国的一部分独立教会和本色化教会。而三自运动的主要目的，则是要替当局消灭他们。
在极权主义的洪水猛兽前，人的尊严和良心的自由，如何可能站立得住。以此观察1949年后的中国，41万基督徒集体签名加入“三自爱国运动”，是一件令人震惊的灵魂事件和中国大地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属灵争战。基督教在中国150年的宣教和扎根，当无神论的极权者到来时，却如草木禾秸的工程，一瞬间就软弱跌倒了。
共产党的价值，就是让所有知识分子都知道了一件事，就是他们的知识和信念，并不足以支撑他们在独裁者面前的人格，他们的脊梁轻易就会被折断。连中国的基督徒们，他们的上帝也任凭了他们的软弱，他们曾宣称的信仰也轻易跌倒了。这就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无数次全国性背道，无数次偏离他们的耶和华神。但亦如圣经所言，即使在这样的全国性背道中，上帝也总会“为自己留下七千人”。在任何一个时代，圣灵都预备了他的见证人，好使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不会落空。总有“七千人”不会向着偶像屈服，不管这偶像是木头泥巴，还是政治国家。
中国教会史上、也是中国自由史上一段最令人敬畏的篇章，就是在“三自爱国运动”中，上帝在黄皮肤的子民中也为他“留下了七千人”。大约还有10万左右的独立教派的基督徒，从“三自运动”开始，就以不合作、不服从的态度，走向了家庭聚会，拒绝政府的思想改造，从而开创了1949年后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产生了以非暴力方式、为着信仰和良心的缘故抵抗专制的一个活生生的传统。这不是靠着人的道德、血气可以坚持的，因为许多骨头比他们更硬的人都屈服了。这是唯独靠着上帝的恩典，基督对他的教会的超自然的保守才可能成就的神迹。
他们中的多数人只是消极地不服从，在地下坚持秘密聚会。但也有个别教会领袖，在政治高压下公开表态，公开聚会，公开为信仰辩护。这种在宗教迫害中公开为福音辩护的人，在初代教会的历史上，曾被称为“护教士”。在50年代，中国的教会中也出现了这样的护教士。
堪称中国基督教之“护教士”的，是北京独立教会的领袖王明道先生。他一开始就公开反对三自，成为“三自会”的眼中钉。1954年北京教会召开了对王明道的批判会。他在年底发表了著名的《真理呢，毒素呢》一文，针对吴耀宗的立场，宣称“在圣经中，没有‘帝国主义的毒素’，只有上帝纯全的真理”。
他告诫吴耀宗们说，
“你们不如爽爽快快说这种教训是‘耶稣和使徒播散的毒素’，还比较诚实一些。我只问你们，我上面所引的这些经文是不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如果你们不敢说‘是’，就请你们快些收起这一套恐吓人的面具来。如果你们说‘是’，就请你赶快脱去你们所披的羊皮，宣布与教会脱离关系，宣布你们不是基督徒，更不是教会的领袖。你们就爽快再组织一个‘反基督教大同盟’，再来一次‘反基督教运动’，至少你们所作的还比现在诚实一些。”
1955年，王明道再次发表长文《我们是为了信仰》，公开批评吴耀宗等三自领袖是“不信派”；反对与“不信派”结盟，反对与他们同工；宣告道不同不相为谋，“信与不信不能共负一轭”。王明道的立场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教关系上反对教会依附于政府，反对政府对教会的政治控制；二是反对三自领袖们的自由派神学，坚持圣经的权威性和基督信仰的基本要义。而他的后一个立场，正是前者的一个根基。
这两篇文章，成为了中国家庭教会在20世纪持守信仰自由的经典文本，同样也应视为中国人在20世纪持守良心自由的经典文本。尤其是《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在教会内产生极大冲击。一些已加入三自的基督徒，也受这篇文章所感，退了出来。事实上，在1949年后的政治迫害中，那些坚持信仰自由、走向家庭聚会的基督徒，大多是被称为“基要派”的基督徒。不持守圣经权威性的基督徒，在平日也可以做基督徒，但当政治的权威忽然变得严厉和残暴时，他们心中就无法信靠那比国家更高的权威和信念了。本着圣经相信基督的人，遇上谁，他相信的都是基督。相信自己的人，遇上共产党，就连自己也不信了。
对基督的信仰，成为这批基督徒在极权主义面前的勇气源头，也在他们软弱跌倒之后，成为他们悔改归正和重新站立的依靠。王明道发表《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后，当局决定逮捕他。1955年8月7日，他作最后一次讲道，题为《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当晚王明道夫妇二人及18名信徒一起被捕。10月29日，当局宣称从此一切三自以外的基督教活动都是非法的，从此不加入三自即已构成被捕的理由。随后三自会在各地召开大会，声讨王明道，支持和同情他的信徒在各地纷纷以“王明道分子”的罪名被捕，其中包括广州大马店教会的传道人林献羔。
许多知识分子对今天基督教在中国的广传难以理解，或心存怀疑，担心基督信仰与共产主义有某种相似的排他性。然而1949年以后，中国的基督徒和其他人群一样，都曾活在专制主义的苦难中。但教会在相似的苦难和同样的普遍性的跌倒中，仍然活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殉道与护教的传统，活出了一个尽管微弱但是坚决的良心自由的传统。到了1979年，知识分子们纷纷平反，才发现这个以社会精英自居的群体，在他们中间竟然找不到一个干净的人，找不到一个活着或死去的楷模，找不到一个可称颂的士大夫的高贵脊梁，遑论保守一个鲜活的传统。而基督徒们却在此时收获了他们的盼望，在此时看见了他们中间的圣徒。王明道、袁相忱、林献羔、谢模善，和被称为“中国的以巴弗”的吴维尊等，一大批为义受苦的本土传道人成为中国家庭教会持守信仰和良心自由的云彩般的见证人，也成为中国基督徒在五星旗下与中国人民同受捆绑的见证人。
1979年，知识分子们纷纷平反，补发工资。一些老右派甚至用了当初歌颂毛泽东的热情，转而歌颂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拨乱反正。但王明道、吴维尊这样的传道人，却再次出人意外地拒绝出狱。政府用了各种欺骗手段，将他们连哄带骗，连拖带拉地扔出了监狱，就像当初把他们扔进监狱一样。1979年邓小平访美，美国总统卡特点名要求释放王明道。邓小平答应年底之前解决此事。狱方告诉王明道，只要作一个服从改造的表态，就放他出去。但王明道说，我是无期徒刑，我必须顺服政府的判决，除非政府认错，不然我只有死了，才能出这个监狱。后来邓小平指示，不管他认不认罪，都要在年底放出去。于是在1980年春节前夕，狱方百般无奈，只好将王明道强行架出监狱，在他身后关上大门。
从50年代开始，吴维尊写出了一封封“狱中书信”，在家庭教会内流传。1987年5月28日，他也被监狱哄骗出狱，当日写下一篇致法院的《出监日呈文》，声称1981年的减刑裁定是谎言，将他的“毫不悔改”说成“确已悔改”。
这篇文字堪称1949年后用汉字写成的、最激动人心的文本，超过了那个时代数百万知识分子所写文字的总和：
在此，不得不冒着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示威的嫌疑(我想，法院或许能谅解)，对我自从1964年7月入监以来这二十几年中，的确始终毫不悔改的行动表现，具体地、简要地述说如下：1964年7月30日，我被天津市公安局传讯。在第一次预审开始起，除了姓名等以外，停止了一切甚至离题尚远的对预审员所询问的回答，实际上始终拒绝交代任何一点点罪行。……在服刑的二十多年至今期间，凡是与“认罪”或“犯罪本质改造”有关的，或有牵连可能性的事，我一概拒绝发言、拒绝书写、拒绝参与有份。服刑二十多年中，无数次的大会、小会、学习、讨论、座谈等，只要与改造有关的，没有发一次言、表一次态、谈一次认识、回答一次干部或其他犯人的有关询问；甚至谨慎小心到没有朗读一次文件、报纸或语录，没有唱一次革命歌曲，等等；免得与“犯罪本质改造”相牵连。多少回每个犯人都必须写的保证书、改造规划、思想汇报、改造总结或小结，甚至是必须记的“改造日记”，都没有写过一次、一字；历次政治、时事、道德、法律等等学习的考试，我除写姓名外，总是白卷加零分。以上数不清的事实和行动表现(若法院作一点调查了解的话，就不难知道这些都是一贯的，无法否定的事实)，都说明我丝毫也没有接受在服刑期间所对我强迫进行的“犯罪思想和犯罪本质改造”，全部都拒绝净尽了。
回头一看，像王明道、吴维尊这样的基督徒，因为是真正地爱主，所以也才真正地爱国。他们委身于自己的族群，委身于上帝让他们活在其间的那个时代。他们知道，要在黑暗的世代“爱自己的邻人”，为福音作美好的见证，就只有一条路——在苦难来临时并不躲避，像十字架上的基督一样存心顺服、默然不语。今天，家庭教会要争取信仰自由，得到主流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第一要做的仍然是悔改，如果我们是真教会，我们就有责任为主的教会在1950年后整体性地背主并依附于共产党专制政权，而在上帝和国人的面前认自己不信的罪。
但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仍有一种狭隘的眼光，仅在基督教内部强调其与三自的对立。这是不错的，是必须坚持的。但如果一个基督徒相信这是“天父的世界”，相信我们受托传扬福音，治理这地，那么教会就不单是一个受害者，也是一个渎职犯。我们必须把眼光放到教会的背主与国家命运之关系上，把我们在1950年后所受到的逼迫，与整个民族50年来在镇反、反右、文革、民主墙、“六四”屠杀中的所有苦难连在一起来看。在1950年，共产党选择了首先拿基督教开刀，这使教会何等荣幸地站在了一个为同胞受苦挡灾的位置上。但教会却从这王后的位分上跌倒了，在共产党对文化群体的第一波迫害面前，丧失了“光和盐”的管家职分。如果“三自运动”中没有数十万基督徒轻易地放弃信仰、集体跌倒，如果1950年的中国教会中，有一百个王明道、一千个吴维尊，后来的反右运动和文革是否还会那么轻易地发生？正是因为上帝的儿女在道德和灵性上失败，一场又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才临到了整个国家。今天，一个基督徒若看见这一点，就当为此忏悔，替自己的弟兄认罪。因凡事皆在上帝主权的思典之下，但人却要为自己的本分受到审判。
我们持守家庭教会的立场，因为我们的先辈圣徒活出了一个殉道和护教的传统。但是，“三自爱国运动”始终是从新教而起的。这依然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主面前、在国人面前的耻辱。以这一眼光来看家庭教会与三自的关系，家庭教会的成员既要坚持立场，又不能自以为义。反倒应该来到上帝面前，为中国教会认罪，并为那些至今被“三自会”辖制的、无知的弟兄姊妹祷告。恳求上帝按他的意思，叫他的儿女早日脱离被掳巴比伦的世代。
教内反右：一个义人也没有
“三自运动”的实质，是一场镇压基督教和信仰自由的政治运动。有人称之为1949年后的“第一场文革”。共产党比1957年的知识分子们更清楚一件事，摧毁言论自由的前提，先要摧毁信仰自由。因此共产党在1950年后的国有化，显然是按着这个顺序：先“没收”教会的信仰；再“没收”资本家的财产；最后“没收”知识分子的言论。一无信仰、二无财产的知识分子被摆在最后，因为在前两轮的“没收”中需要他们在一旁鼓掌，并摇笔为旗，出口成章。几十年过去了，后两轮的“没收”至少在书面上已被彻底否定，但令人痛心的是，“第一场文革”的结果仍然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知识分子和一般公众，迄今为止依然活在这一场针对宗教信仰的“文革”里。
尽管在吴耀宗等“不信派”基督徒眼里，基督信仰几乎就等于地上的共产主义，但1949年，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历史主义这三大偶像面前，中国社会中与共产党的一切邪恶特性相距最远的、最具有异质化的文化力量，就是基要派的基督教会。1948年，连储安平这样的英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不禁眺望一个由共产党带来的新中国和一个古老民族的“创世记”。但基督教全国协进会面对这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发表了《致全国信徒书》，其中清醒地宣告，“教会不承认任何政治制度是绝对的和永不错误的。”
到了1954年，知识分子们仍对几年后的狂风骤雨毫无察觉，仍对一个新民主主义乌托邦的雏形满怀激情，仍对那些看似愚昧的宗教信仰者的遭遇漠不关心。当年，中共制造数十起间谍案，逮捕了几乎所有反“三自”的天主教神父。上海的主教龚品梅神父，在此种处境下不但继续公开反对三自运动，进而坚决表达出他对整个“新中国”的反对。他在《反对总路线》的发言中宣告：“政府号召总路线，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是要建设一个人间天堂。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暂时的，社会主义是不会实现的，我们不能拥护总路线。”事实上，在1954年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的头脑比他更清醒。龚品梅类似天主教中的王明道，几个月后，他以反革命罪被捕，随即在全国天主教会内展开了一场揭发和控诉龚品梅的运动。
1954年8月，“基督教三自爱国会”正式成立了。但在北京，以王明道带领的教会为首的11个独立派教会仍屹立不倒，拒不入会。一个月后，北京市政府直接出面，邀请这11个教会的100余人到政府议事厅开会。了解到他们强硬的反“三自”立场后，当局主动提出一个妥协之道，说不和他们在一起就算了，你们11个教派单独组织政治学习，由政府直接派人管理。这11个教会的传道人讨论后回复说，如果政府要求必须参加，我们个人就以北京市民的身份参加学习，但绝不能以教会或信徒的名义参加。到1955年5月，中共对这些死硬派的转变彻底失去了幻想，开始由拉拢转为强制，对拒不参加三自的基督徒展开了一场全国性大逮捕。
所以，在1957年的反右风暴来到之前，基督教内排除异己的政治逼迫其实已差不多完成。一大批持守基督信仰、抗拒“三自”运动的基要派信徒，都以反革命、特务、坏分子等罪名被逮捕、判刑、流放或处决。被关押4年的倪柝声，在反右运动来到之前被判15年徒刑。他和王明道的入狱，标志着“第一场文革”的大致结束。因此，基督教的反右运动，主要不是针对三自以外的基督徒。反倒是针对刚成立不久的“三自爱国会”。倪柝声的被捕，使已加入“三自”的聚会处信徒纷纷退出，王明道的被捕也激励了一大批爱主的基督徒，继续走十字架的道路。因此也有很多反“三自”的基督徒，在反右时期继续被捕或判刑，如广州的林献羔，在1958年11月24日被判20年徒刑。布道家宋尚节的女儿宋天婴也于1958年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18年。但这些依然是“第一场文革”的延续，基本上与反右运动无关。
当然也有一些尚未以“反革命”之名清除干净的独立教派领袖，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其中最著名的是北京的袁相忱先生。1957年的圣诞节刚过，北京宗教事务处组织教会领袖学习班，袁相忱参加了会议，接连几天一言不发。最后处长李某点名要他发言。袁先生沉默良久，站起来说了两点：
第一点，“现行的宗教政策不合理，对各宗教有不平等的待遇。譬如对回教的政策很宽松，对基督教却很紧，基督教的信仰没有自由。”
第二点，“在三自队伍中有一些人可以说得上是三朝元老了，日本人来了就投靠日本人， 美国人来了就领美国的津贴，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又摇身变成为“三自”的人，其实他们是最不‘三自’的。他们只是基督徒队伍中混饭吃的人。也就是吃教者。”
据传记作家称，他发言结束后，会场鸦雀无声，宗教事务处长也不敢贸然总结。他回家对妻子梁惠珍说：“从今天起，我是右派了。”
袁相忱作了半年多右派后，1958年4月20日以“反革命罪”被捕，半年后被判无期徒刑。
反右之前，“三自会”中或许没有人会料到，当中共将最后一批死硬分子送入监狱后，斗争的矛头就将指向三自本身。大致来说，1957年前，共产党利用“三自运动”镇压了持基要信仰的基督徒。1957年后，则利用“反右运动”摧毁了三自教会。那一场普遍性的背主带来的咒诅是如此真实。在1952年背主卖友、把自己的弟兄控诉到监狱去的基督徒们，到了1957年就纷纷被打成右派。在1957年助纣为虐、逃过劫难的三自领袖们，到了文革又纷纷被批倒。无论三自会如何紧跟形势，还是逃不脱鸟尽弓藏的命运。
1961年，主日学和团契被禁止。三自会宣布“儿童主日学”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
1964年，全国展开社教运动和四清运动，重点之一是无神论教育和反宗教斗争。《天风》开始受到批判，各地开展“退教运动”，一批牧师宣布放弃信仰，与基督教决裂。
1966年，三自会的始作俑者吴耀宗被批斗，接受劳改，三自会也被解散。
之后，中国教会史翻到最悲惨的一页，在紧接着更残酷的逼迫中，为信仰殉道的基督徒，和背主卖友的基督徒，他们的经历都同样触目惊心。不久，中国除了地下的家庭教会，地上已没有了基督教。
令人讽刺的是，三自被造反派批斗为“刘少奇和吴耀宗的一个阴谋”。一份大批判文件如此评价这位否定了基督的神性和圣经权威性的“三自爱国会主席”：“基督教头子吴耀宗思想反动，一贯来企图在全图范围内恢复宗教失去的阵地。到处叫嚣，到处放毒，胡说宗教仍有其真理，上帝与马列主义并没有矛盾。”
如前所述，三自领导层中有一批人，因神学立场偏离真道，在大时代的冲击下失去了清晰的救恩论下的历史观。他们开始的软弱和依附中，也有一部分“真诚”的对信仰的忧虑和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漫憧憬。另外也有一批自认为教会忍辱负重的领袖，以为作出如此惨痛的妥协后，共产党至少会给三自内部以信仰的自由。这两种人在1954年以后，都难免对政府步步进逼的宗教政策和社会局势深感失望。或者这种失望也会带来他们对教会的负罪感。因此在1957年的鸣放期间，三自的各级领袖(同时也是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也忽然冒出了大量批评共产党宗教政策的言论。列举如下：
郑州“三自会”副主席于沛苍。他说，“宗教爱国组织是我们自己的组织，现在却被领导代替，形同虚设。凡事都要请示宗教事务处，信仰自由变成了领导的自由，以不信者的自由来衡量信者的自由。无神的人不应该管有神的人，信仰自由只是说说，要信教可真是没自由。”
三自副主席陈崇桂，在全国政协作《保护宗教自由，尊重宗教信仰》的发言。他引用一位高级干部的话，这位干部说，“你们信上帝的人，要把你们的上帝丢在粪坑里。”陈崇桂激烈地批评说，这不是批判宗教，而是毁谤、亵渎宗教。
上海三自以刘良模为首的7位基督徒人大代表，在人大会上作联合发言。批评政府对宗教信仰有成见，说一些部门的表格中把基督教并入“会道门和迷信团体”一栏。他们呼吁让基督徒在国家建设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青岛基督徒人大代表张天人、杨光恩，在人大会议上发言，要求政府的宗教政策应当向基督徒透明和大力宣传，对政府占用教会用地、不尊重教会表示不满。
广州市基督徒人大代表王以敦，在人大会上发言，批评政府歧视基督徒团体，把“基督教青年团契”当作“三青团”审查。批评有些干部禁止信徒奉献，没收信徒的圣经、赞美诗，不准儿童进礼拜堂等。他也和刘良模等人一样，对政府利用三自把基督教“圈养”起来，隔离在主流社会以外很不满。因此大力呼吁要让基督徒发挥社会作用。
基督徒姜蒙光，在《天风》上批评政府出版大量从苏联翻译的批判宗教的书籍和小册子，其中对宗教采取粗暴轻蔑的态度。
哈尔滨的基督徒人大代表孙耀宗，在人大会上发言，也批评信徒在社会上受到歧视，基督徒虽然工作努力，但评先进和提干时就轮不到他们。在学校里也受到讥笑，被称为落后分子。致使很多基督徒认为只有入党入团才算是进步。
上述言论，和袁相忱等右派基督徒相比，除了于沛苍的发言隐含了对共产党处理政教关系和三自运动的否定，算是一个真右派；其余的大多数意见，对教会信仰立场与中共的本质及社会制度性危机的关系，并没有反思的能力和批判的勇气，不过反映了三自对政府的一种怨妇式的情结罢了。这些人抱怨的事实，其实大多数在今天的三自系统也依然存在。事实上，对那些把信心扎根在圣经和教会所承传的福音真道上的基督徒来说，上述问题从来就不是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那些在人格和良心上堪为1957年中国右派知识分子之楷模的基督徒们，那些为着更重要的真道竭力辩解的传道人，此时差不多不是死了，就是在监狱里。可怜几十年来，三自始为淫妇，终为怨妇；只是抱怨，却不悔改。
与此同时，三自会在反右斗争中再次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提出教会要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强调“务必在政府直接领导之下进行”。1957年10月底，三自会扩大会议决定，“对全国基督教工作人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从1958年1月起，学习班在各省分批举办。除“向党交心”和自我检讨外，进一步鼓励对“反社会主义”言行的相互揭发。
学习班的另一目标，是改造基督教中“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教制。各地的改制大致有以下方面：
撤销各教会的委员会、执事会等机构，统一由三自会领导；
对教会解经的书刊进行审阅，“有毒草”的一律剔除；
全国采用统一的诗歌，并一律剔除反革命传道人(如倪柝声)的作品；
停止宣讲末世论等“消极悲观”的道理；
不要强调信与不信的分别(如婚姻问题)；
禁止赶鬼医病和为病人祷告；
各堂奉献上交三自会，统筹统支；
在教堂之外，不举行任何宗教活动；
在收获农忙等季节停止礼拜，支持“社会主义建设”。
学习班结束后，一定比例的人就被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劳改。到了年底，吴耀宗在上海人大作“加强反帝爱国工作，清除残余反动分子”的汇报。他说，经过社会主义教育，我们明确了教牧人员属于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必须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从此，大批传道人离开教会，被送往劳改营。教会缺乏牧者，三自会又替撒旦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会合并和联合崇拜运动，将全国两万间教会压缩到不足一百间。
拆毁有时，建造有时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们，无论是三自的头面人物，还是独立教派的殉道士，他们都处在一个比他们个人的遭遇更为重要的悲剧当中。那就是基督教会在中国的荒凉和被拆毁。尽管基要派信徒们以他们的血，为信仰作了美好的见证，也终将上帝对这个族群的咒诅转为了祝福。但另一方面，教会在共产党手下的真正悲剧，是在一个将罪人抬举得比巴别塔更高的时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其实是以不同的方式同时辖制了自由派和基要派。对自由派来说，就是离开十字架，彻底转向对国家和民族的膜拜。吴耀宗的接班人丁光训在1984年有一段著名的话，解释三自的信仰。他说，“我的信仰不是一个圆，只有一个圆点。我的信仰是一个椭圆，有两个圆点，就是基督和国家。”相信这段话也是吴耀宗及多数三自领袖们真正的“信仰告白”。
王明道称其为“不信派”，一点没有冤枉他们。真信徒一定反对这种心怀二意，将福音与世界折衷妥协的“椭圆论”。但对吴耀宗们来说，王明道的敬虔主义和倪柝声的属灵主义的信仰似乎也缺乏说服力。因为国家、时代和民族的处境，对基要派也有一种反面的辖制，就是迫使他们成为圣俗二分的“分离主义者”，从撒旦的世界离开，把信仰与世界的界限划得干干净净，一心传福音，等候基督再来。所以在1950年，王明道的教会其实是最三自、最本色化的教会。无论西方教会是不是“帝国主义”，事实上早已把界限划清楚了。在民族主义的压力下，早在1949年前中国教会就开始了一个与两千年普世教会的传承相割裂的所谓本色化运动和自立运动。几乎所有宗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制于这种倾向。
基要派的信仰最伟大的地方，是当时代越黑暗的时候，信仰越是站立得稳。但缺陷是当时代越不黑暗的时候，就越无法完整地去回应一个时代，不能根据圣经全备的福音，整全性地处理教会与社会、福音与文化、信仰与政治的关系。当共产党入城、进村后，一个基督徒到底要如何去理解他眼前的这个世界？不信派固然背弃了信仰，但基要派其实也无力回答这个问题。正是这一缺陷使大多数基督徒在“三自爱国运动”中，面对革命的金光大道和新思潮的诱惑，难免陷入普遍的信仰困惑之中。甚至连王明道的儿子也怀疑信仰，离开教会，成为令王先生晚年最心痛的一根刺。
三自的实质向内是拜金牛，向外是自闭。基要派向内持守了信仰，向外则仍然不同程度地以民族性割裂了大公性，自闭在普世教会和教会史的传承之外。可见在文化上，“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确构成了那个时代最显赫的世界观。面对这个世界观，无论是抗拒还是妥协，教会的信仰都未曾提供一个完整的回应。
同时代的英美，正值“福音派”从传统基要派中脱离了出来。福音派一样持守基要信仰，反对自由派。但他们也不满基要派将这个世界拱手相让的逃跑主义。尤其是保守的福音派如长老会，持守归正的信仰传统，强调基督徒“在世而不属世”的社会参与，在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的关系中，坚守了一个完整的信仰。福音派的信仰不是一个心持二意的椭圆，而是一连串围绕一个圆点的同心圈。福音派基督徒以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去回应时代，促使教会发挥出整体性的见证。尤其是在经历了60年代的价值危机和多元主义之后，逐渐成为北美社会在道德、文化和政治方面重要的保守主义力量。
但在50年代的中国基督教中，还看不见这样的信仰传承。自由派和基要派同受时代的影响，都倾向于将信仰理解为一种个人主义的，与国度无关的一种“私有化”的信仰。但当面对共产主义的凶恶时，家庭教会的基要派信徒仍旧活出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基督信仰。三自会背道卖主，基要派退到地下。苦难使中国成为一座巨大的修道院；殉道者的血亦成为家庭教会复兴的种子。
到1958年底，中国基督徒的总人数已迅速下降，大部分信徒都不再去教堂，参加聚会的也多为年老信徒。中国教会史专家赵天恩博士评论说，到1954年，“中共透过三自会控制了全国绝大多数教会”。再到1958年，“中共透过三自会彻底摧毁了有组织的中国教会”。许多西方的教会史学者都在这里停下，写出相似的句子，“从此，全世界失去了中国基督徒的消息，基督的门徒们在那里苦苦等候教会复兴的一天。”
在基督徒看来，极权主义的实质就是对政治国家的偶像崇拜。从1950年到1958年，中国基督徒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曾以和平的信仰抗拒凯撒的暴力。在他们中间既有可耻的失败，也有荣耀的得胜。他们中间的圣徒和殉道士们，和其他社会阶层的精英一样，曾以“反革命”或“右派”的名义构成了中国当代自由史的一部分。他们的苦难也成为中国人苦难的一部分。乃至他们对基督的信仰，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当代精神的一部分。
基督教在极权主义下的历史，使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从中看见两件事。第一是人的全然败坏，“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第二是真信徒的坚忍到底，从坚忍中不是看见几个超拔的圣人，而是看见上帝恩典的保守。无论有多少人跌倒，总有人靠这恩典，参与了基督对这个世界的得胜。或者说，我在1957年的片断中看见人的两种无限性。一是人的堕落的无限性。一只狗不会堕落得比猪还不如，但人堕落到比狗还不如的地步，仍然还有堕落的余地。二是人被拯救的无限性。就算人堕落到比狗还不如的地步，但如保罗所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
谨以此文，为教会的悔改，福音的广传，纪念反右运动50周年和马礼逊来华200周年。为殉难的信徒感谢神，为教会的罪哀哭，为神的拆毁与建造献上赞美。
（本文限于篇幅有部分删节，原载于《杏花》杂志2011年夏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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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1 赵天恩 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一1997)》，台湾中福出版公司。
2 梁家麟，《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香港天道书楼，1999年。
3 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全译本)，台湾光启文化，2005年。
4 苏文峰，《中国教会史》。
5 王明道，《又四十年》。
6 李迪亚，《活祭——袁相忱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