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拓展了一代人的视野ZT

傅惟慈，他拓展了一代人的想象力
悼文李大卫2014年03月20日
傅惟慈先生是中国最重要的翻译家之一，他的译介拓展了中国一代知识青年的想像力与思想疆域。2014年3月16日，傅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
傅先生的翻译生涯自1950年代开始，持续大半个世纪，影响延续至今，已超越文学范畴。译作涵盖英语，德语，法语与俄语，包括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乔治·奥维尔(George Orwell)的《动物农场》(Animal Farm）与《一九八四》（1984, 与董乐山合译）； 萨摩赛特· 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的《月亮和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 Pence)与《毛姆短篇小说集》（与冯亦代合译编著）；格雷厄姆·格林(Henry Graham Greene)的《问题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对毛姆的译介，尤其是 《月亮和六便士》 ，大体划定了中国文艺青年的想象域，乃至由此而来的生活方式。而做为乔治·奥威尔的译者，他为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提供了一个非理论化的资源。
傅先生天性爱自由，在中国反复而漫长的政治运动中，他以文学翻译作为“逃避”以保护自由天性。在傅先生的回忆文章《走上翻译之路》中，他谈起1950年代末继巴金后再次译介俄国作家阿·托尔斯泰《丹东之死》时的思考：“读《丹东之死》让我思考有关革命的许多问题。当革命取得胜利，大动乱过去以后，人民需要的是什么？是休养声息、安居乐业，还是接连不断日趋严酷的阶级斗争？知识分子需要什么？是一点点做人的尊严，让自己的才能与个性能够自由发展，还是所谓的思想改造，像一个丹东派人物所说，人人都用‘剪裁成同一式样的袍子’把自己包裹上？”
傅先生保全了自由天性，并以洒脱的人生态度熏染晚辈。在傅先生晚年，我与他结识。在他所有的忘年交当中，可能我是关系维持最久的之一。1980年代初，我还是北京师院的学生，因为在读外语系，又在参与一些当时的文学活动，于是一个做文学评论的远亲，把我引见给傅先生。当时傅先生正与另一位翻译名家冯亦代合作，主持一套英美文学丛书，有意物色延揽未来可能的新译者。当时我正值少年气盛，全部心思放在诗歌上，哪能踏实下来，从事文学翻译？加之语言能力的训练也有诸多欠缺，一番犹豫之后，就自动放弃了参与其事的机会。
即便是在1980年代，那个所谓文学翻译的“黄金时代”，立志沉潜此道的新人也十分有限。首先，这不被视为一项原创性工作，其价值也因而被严重低估，虽说当时的写作者，不管诗人、小说家还是剧作家们，都要通过译文了解西方正在或曾经流行的叙事和修辞策略——像高行健那样，通晓至少一种外语的作家，几乎可算孤例——得鱼忘筌，却是中国文人心智通脱的标志之一。再者，由于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字工作的计酬标准并不取决于市场供需关系，而是作协一类机构的硬性规定，翻译者拿到的稿费，甚至低于所谓的“创作”。

傅惟慈。
Courtesy of Ye Fangge
然而，我和傅先生的私人交往，却一直维持下来。他在北京西城护国寺附近四柏根胡同有一座私宅，藏于深巷，正好可以在喧嚣的市井闹中取静；几十年来，这一带胡拆乱建的步伐，从动物园到西单，似乎有意无意地在此悄然止步，起码是绕行。我们认识的时候，傅先生在北京语言学院，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但职称还是副教授。虽说不难想见其中的不公，但他无意为此争执。此时他的主要作品都已面世，只有他对希腊作家尼可斯·卡山札基(Nikos Kazantzakis)《基督最后的诱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的翻译过程，我自始而终目睹过，与社科院美国所的董乐山先生合译。该书的约稿者，是我的老友杨葵。
傅先生给我讲过他的人生点滴。他1923年出生于哈尔滨的一个满族家庭，学生时代颠沛流离，因为日军入侵，就像很多当时受过教育的青年一样，他相信民族救亡的意义高过一切。随家人迁居北京后，他做为辅仁大学的学生，也曾随逃亡的人群辗转到南方。他参加过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曾因为通晓英语，接受过美军的特战训练，其中最主要的科目，是使用炸药。1945年，他所在部队即将被空投到越南，开辟新战场之前，日本宣布投降。1949年，红色政权取得全国性胜利后，傅先生主动放弃中共党籍。这个做过文学梦的年轻人很快发现，由于新的政治气候，他最好的出路是通过文学翻译，从事一点美感走私。
“不争”的个性，也影响到他一生从事翻译工作，特别是选题。在同代翻译家中，他对现代实验文学，属于热情偏低的一类。同样，他也不愿染指技术上没有把握的作品。做为托马斯·曼的早期汉语译者，但在80年代相对开放的时期，他却没有接受《魔山》(The Magic Mountain)的挑战。他更心仪的作家，是那种叙事方式相对传统，情节完整，人物形象清晰的一路，比如英国的格雷厄姆·格林、萨摩赛特·毛姆等人。游历英国时，他和前者还有过一些交游。
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当时被文学界打入另册的类型小说，一直给予圈内人少有的重视。他甚至编译过一套西方惊险小说丛，并译介雷蒙·钱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这样的推理小说家，如没有他的介绍，不知道这些作家何时能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时间，还要不知再晚多少年。中国当代小说技术上的不成熟，很难说和作者们对于类型化叙事的陌生，没有关系。但在80年代，他们的兴奋点集中在怎样快捷地拿分得点。翻译家们也是一样。受到业内更多关注的，是开启了寻根写作风气的魔术写实主义，和美国南方小说，当然还有法国新小说等。
傅先生家是当年北京的主要的几个“文艺沙龙”之一，很多年轻人喜欢那里聚会，比如诗人多多、贝岭，还有小说家马建。当时的北京远不像今天这样开放，假如你的衣着发型入时，而且和西方人交往，一些社会基层组织便有足够理由对你实施监控，尤其是在1983年清楚所谓“精神污染”的尖峰时刻。虽然没有全然的自由，由于翻译工作的保护，加上有子女婚姻涉外，傅先生家有了接触外部世界的更多理由。那个时候，除了对于外交外贸界的官员，多次游历欧洲是极罕见的事。
傅先生的游踪，几乎遍及欧亚大陆。记得他直到七十多岁，还骑着自行车，在埃及沙漠中观景。做为具有相当水平的业余摄影家，他留下了大量照片。后来随着年事日增，他的旅行渐渐退入想象领域。所幸他还是一个硬币藏家，在摩挲藏品的同时，可以不时重温那些附着在精致铸纹中的知识。
虽说翻译家是需要耐受寂寞的职业，但傅先生属于天性喜欢热闹的人。我们会在某个事前约定的午后，就着一杯茶，几支烟，闲聊几个小时，话题也从没有什么禁忌，包括家长里短的八卦。做为晚辈，我一向执弟子礼甚勤，但他却从没摆出过师道尊严的派头，只是神情当中，永远飘渺着一丝倦怠。身为旗人的后代，在他身上不难看出那种若干世纪的历史烟云，熏染出的散淡气质。我从未见过他曾参与同行之间的竞争。不争的结果是：他的专业成就不输于业内任何人，同时享受到儿孙绕膝的安详晚景，直到91岁的高寿。
我相信，死是一个他曾想得很多的问题。记得他不止一次说过，他不怕死，不怕那种无知觉的死；让他恐惧的，是进入有意识的拘禁状态。傅先生去世后，遵照遗嘱，遗体捐献给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在他的回忆文章《戏牌人生》中，他将自己一生比作一场牌戏，翻译是一张牌，生活也是一张牌，而自在潇洒始终是他玩牌的手法。傅先生写道：“我手里的牌都将打尽，也许最后的一张——寿命，也随时可能被发牌者收去。但目前它还在我手里，我正摸索着这张牌的玩法，我要玩得自在一些，潇洒一些，我也希望我玩的游戏能与人同乐，使那些赞赏我的游戏的同道与我共享乐趣。”
李大卫是旅美作家，也是《财新·新世纪周刊》专栏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爱情、革命和猫》、文化随便集《天堂的滋味，只要一文钱》等。
本文内容版权归纽约时报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或翻译。
分享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