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朝鲜渡过了1956年元旦，返回扬州时已是2月底。一进校门，就听说志愿军总部决定在哈尔滨成立速成中学，要从我校选拔几名教学骨干去培训教员，我马上想到了自己。回到宿舍楼，见谢礼常正在屋内整理行装，便进去向他询问。他说自己已经入选，明日就要北上，而我并不在名单之列。谢礼常说话酸溜溜的，让我很不舒服。这两年我春风得意，对他早不放在眼里，没想到现在却吃他一憋。我不明白，领导怎么会看上他，却把我冷落在一边？一时觉得心灰意懒，先前的种种努力和表现显得如此可笑与无聊。
悻悻回到训练处交差复命。王副处长对我一番表扬，听上去也有点言不由衷。我离开时，他想起来说：“张政委有事找你，他白天外出开会，让你晚上去他家。”政委住在礼堂西侧一幢小楼的二层，独自带着一个女儿。每天上班前他把女儿送托儿所，下班后再接回家。他妻子原是部队的，转业后到上海读大学，尚未毕业。政委于1938年入伍，虽然没上完初中，也够得上一个小知识分子。他个子不高，肤色较黑，相貌精干。由于长期从事组织工作，政委作风严谨，平和公允，在教员里很有威信。
肃反运动中，政委与我有过多次接触，对我似乎有点偏爱。某次闲谈时，他不经意地说了一句：“小烟，在你身上，我能看到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当时我感到有些费解：政委做事谨小慎微，城府很深；我却张扬外露，毫无心机。很难想象，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性格能有什么关联。
后来听人说，张政委也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时候。他老丈人是历史反革命，解放后被镇压，所以上级不同意他的婚事。可他为情所累，执意与恋人结合，于是被调离组织部门。在部队政工干部里，搞组织工作的最为吃香。他本来可以顺着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这条线往上爬，现在却到速中当政委，难免有些怀才不遇。不过我倒对他心生敬意：如此理智的一个人，居然能够如此重情，着实不易。
当晚我到政委家中，向他汇报了赴朝集训的完成情况，他听后感到很满意。政委准确掌握了我的思想脉搏，主动谈起此次调人的事：“这个学校还要办下去，所以不可能把所有骨干都放走。较之志愿军速中，我们的庙是小了些，但英雄仍有用武之地嘛！组织上对你还是很重视的，你要积极争取入党。家庭出身不是大问题，但必须注意搞好群众关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政委说得诚恳，让我深受感动。我当即表示会安下心来好好干，绝不辜负组织的信任。
1956年4月的一个下午，党办文书小钟来办公室找我，说政委召见。我立即按照队列条令的规定，戴上大盖帽，系上三角皮带，随他去晋见首长。推门而入，只见政委也是正规着装，站在办公桌旁迎候我。听完我的报告词后，政委微笑地握住我的手说：“烟雨蒙同志：我向你表示祝贺，由于你上次赴朝完成任务出色，党委决定提前晋升你为中尉军衔。”说罢他请我坐下，告诉我前不久军部来了一封表扬信，要求学校对我们进行嘉奖。为此，党委给我们各记一次“处会议嘉奖”，并对我提升军衔。至此，我在部队的上坡路算是走到了头。
（狼注：“处会议嘉奖”是训练处给的嘉奖，虽然等级不高，但是挺实惠。老烟在部队一共得过两次三等奖，一次四等奖。“处会议嘉奖”不属于这类奖励。）
第二天，我去军务科换肩章。科长对我表示歉意，说暂时没有新的，只能在我的旧肩章上扎个眼，加一颗星。当月工资猛增到90元，而扬州的物价并没有变，一碗饺面仍然是一角五分。那时在全校教员里，中尉军官屈指可数。我这份高收入真有点花不完，于是把寄给大哥一家的生活补贴提高到每季度45元。
升衔后不久，我请假到上海去看望三姐。其时她已从部队转业，刚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我陪她一起去校内新华书店购买参考书。有我这个大款弟弟买单，三姐毫不手软地挑选了30多元的书，高高的两摞，大约有好几十本。我那时还没有女朋友，为三姐当了一回骑士，感觉很爽。回想起在杭州上学时的瘪三样，不由得感慨万千。】
2009-0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