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 归
费淑芬
有一天清晨，我在保俶山下散步，忽然发现前面走着一个妇女的身影很眼熟，极像是以前的邻居阿巧姐。但是旋即又否定了自己这个念头：不可能吧！看这人的衣着打扮，阿巧姐哪有这个条件？一身真丝绸衫裤，耳垂上挂着两只重重的金耳环，项颈里也戴着金项链，真有点像是个海外来客哩！更走近些，看那走路摆动双手的姿势，那劳动过度以致微伛的脊背，却明明与阿巧姐一样。于是我加快脚步小跑了几步抢到她前面，再侧过头来看她：啊！不是阿巧姐是谁呢？与此同时她也看见了我，赶忙拉住我的手，很亲切地问我这些年来在哪里？我一面回答她，一面看着这双握住我的手，虽然指上戴着两枚不小的戒指，皮肤却明显地松弛了，金光闪闪的戒指并不能遮盖那过度劳累的痕迹。当我正想开口问她如何有这一身打扮的时候，却发现她身旁站着一个身材颀长，衣着挺刮，年纪约六十开外的男子，手里代她拿着一个拎包和一把宝剑。于是我改口问：“你们上山去锻炼身体吗？”她点点头笑着对那男子说：“这是我以前的邻居。”那男子便朝我点点头笑笑，又将宝剑递给了她，样子很亲密。这时已到岔路口，他们要上山去，我却仍向前走，我们相互道了别。我心中有点纳闷：这男子是谁呢?并不是她丈夫老沈，老沈是矮矮胖胖的，那年从农场放假回来，我曾见过一面。是晨练的同伴吧，样子不会这般体贴。我正疑惑时，她已走上山坡，忽然回过头来告诉我她家的住址，要我有空去玩。我当时记住了，后来却又忘记，终于没有去过她家。
二十多年前，我住在一个类似大杂院的单位宿舍里。这是成直角的两排平房。住的也都是些没奈何的人家。我住朝东靠南的一间，在这些屋子中光线还是较好的一间，阿巧姐住的却是朝北尽头的一间，终年见不到太阳。那时，她一个单身女人带着三个孩子，而这三个孩子却又是不同父亲的。
据说她第一个孩子的父亲，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排长，生下孩子不到周岁，便被迫去了台湾，从此杳无音讯。解放后，虽然需要人的地方很多，但像她这样既无文化，又有着这样一层讨厌的关系的人，是没有单位要的。她无以为生，只好去给人家当保姆带小孩。因她为人忠厚，双手又勤劳，倒颇能获得东家的好感。这样过了两年，原东家的孩子大了送幼儿园，又将她介绍到一个什么单位的科长家中。她那时尚不到三十岁，长得虽不算漂亮，却也有一种自然的青春美，那科长早就觊觎了她。他乘妻子又一次出差时，奸污了她，并使她怀了孕。女主人回来知道了这件事，立刻辞退了她。她没有申辩，没有哭闹，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那时没有人工流产的设施，她也没有想到要这样做，不声不响地生下了第二个孩子。
她带了两个孩子，不能再出去当保姆，便做泥水小工，每天出门把房门反锁了，让大的看管小的，这样勉强生活下去。后来，有好心人实在看不过，便将她介绍给了四十多岁尚没有结过婚的老沈。老沈年纪虽大了一点，人倒还好，结婚后两人感情很融洽，待她的两个孩子也很疼爱。因此，家庭生活虽然清苦些，倒也平安自在。谁知过了并不多久，在一次运动中，查出了老沈有历史问题没有交代，便把他抓进了监牢。这时她肚子里已怀上第三个孩子，就在她有一次去劳改农场探望老沈回来的路上，孩子生下来了，是个女孩。前两个都是儿子，尽管这个女儿来得不是时候，她还是很宝贝她。当时正是春天，给她取名春花。
从此，她一人带着三个孩子，不论是做保姆还是做小工，都是无法填满这四张嘴巴的。然而她却以坚强的毅力和超强度的劳动来为维持一家的生活：她一方面包下了几个单位宿舍的衣被的洗补工作；一方面又起早落夜给几户人家做钟点工。一天24个小时，除了顶多6个小时的睡眠外，她简直是个像个陀螺般地转着，没有丝毫空闲。我认识她，也就是在那时候。
那时读书还不要什么钱，她最大的儿子已上中学，老二也读小学了，春花只五岁。阿巧姐每天早上煮好一大锅饭，焐在草屯里，孩子们没有餐和顿，谁饿了就舀一碗饭来吃。有时有一碟酱瓜，有时就吃白饭。奇怪的倒是母子4人从来也不见生病，也真是穷人天照应。
她两个大的孩子已比较懂事，在学校里功课很好，放学回来也能帮助妈妈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只有春花毕竟还小，在屋子里呆得腻了，有时走出去玩，在外面就免不了受到别的孩子欺侮。可她性格很倔强，从不肯示弱，反抗时仍不免吃亏，有时被人家打得鼻青脸肿，却不哭。她比我女儿小一岁，碰上我女儿从幼儿园回来，就叫她来一起玩，两人都能玩得很高兴，我说的话春花也还肯听。但是每天晚上春花待她母亲精疲力竭回来，总会哭上一场。很多邻居都觉奇怪，说：“这孩子真怪，一整天不见她娘蛮乖，一见她娘就要哭，莫非两人犯冲的？”我却是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她一天的委屈只有这时才能倾泻出来。
阿巧姐人虽穷，却很有骨气，她做钟点工在人家穿门入户，却从来不拿人家一针一线，有时钱不够用暂借几元也总是准时归还。那时我们七八家人家合用一个自来水龙头，她怕影响别人使用，洗东西总是起五更，熬黄昏。每次为做工的人家买菜，还总要招呼一声，问大家要带什么？我那时基本吃食堂，家中不起伙，有些起伙的人家，谁也不忍心看那勒得发红的手臂再增加分量。总之，阿巧姐觉得大家都照顾她，她很感谢大家；大家也觉得阿巧姐命虽不好，人是好的。
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下放去了外地，以后也没有回到那院子里去过，因此也不知道阿巧姐的消息。这次相遇却使我心理怀着一个疑团，这疑团一直到最近一次在路上遇到另一位当时也住那院子里的林嫂才得解开。
林嫂说：要说阿巧姐呀，真叫做步步高升，一年比一年好了。开始时老沈落实了政策，从劳改农场回来恢复了工作，儿女也都有了饭碗，日子再不像以前那样操心了。哪想到后来她那个去台湾的丈夫回来了，带来了一笔钱，回来定居。这些年他在台湾没有结婚，阿巧姐与他没有办过离婚手续，应该仍是他的妻子。老沈这人倒也通情达理，觉得自己没有让阿巧姐过好日子，现在应该成全她，自己愿意退出。这倒使阿巧姐左右两难了。一边是结发的丈夫，这些年来虽然不在一起，但也经常想念他，想念那青年时期婚姻，一边是患难中结合的老伴，苦难中给过自己温暖，所以犹豫难决。谁知在一次体格检查中，老沈查出了患有肺癌，阿巧姐当然更不忍心离开他，而老沈的态度却更为坚决了。他自己去街道作了说明，并要他们动员阿巧姐办了离婚手续。那台湾回来的人倒也大方，请了一个保姆在医院专门照顾老沈，而他自己和阿巧姐也经常去探望。到老沈病重的后期，阿巧姐怕一人照顾不周，请了两个人，自己也天天来，直到老沈去世。因此老沈在临终时还伸出大拇指夸她人好，良心好！
现在阿巧姐和台湾回来的丈夫恢复了夫妻关系，已买了一套住宅安居下来。分别几十年，颠簸大半生的这对老夫妇，现在已过上可安度晚年的生活了。
听罢林嫂这番话，我由衷为阿巧姐高兴。那天我见到她身旁的老年男子，是她丈夫无疑了。命运之神终于给了她一个幸福的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