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国内愈演愈烈的“非转农”。

      上世纪八十年代，“吃商品粮”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词。那时候，能享受这种令人刮目相看待遇的基本前提是必须拥有“城市户口”。由此，不知有多少人对“农转非”充满渴望，也不知有多少人把奢求“城市户口”的压力一代又一代地传递。
      然而，时移世易。
      如今，不愿意进城落户，甚至把户口从城市反迁回农村的“非转农”现象，已在广大农村愈演愈烈。
  
转还是留？
      7月，家住建德市莲花镇的许成终于接到了武汉理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时下随着新学期临近，各项手续都准备齐全，只是，在要不要迁户口的问题上，全家人的意见突然发生了分歧。
      “姐姐和妈妈的意思是让我把户口迁到学校，说以后可以报考当地的公务员，但我并不这么想。” 当事人许成拿出录取通知书，指着上面的“新生是否农转非可以自愿”告诉导报记者，其实他的第一打算就是保留农村户口。
      对于这样的决定，许成说，是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不久前，他刚参加了一次高中同学聚会，大伙坐在一起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农转非”？“结束时，大部分人都明确表示愿意继续做‘农民’。”许成说。
      原本颇受冷遇的农村户口为何突然吃香？对此，许成的解释是：“现在大学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保留农村户口，到时候至少还有土地，可以算是一种保障。”
      而在父亲老许眼中，一笔经济账显然更加直观。
      “这几年村里都有土地征用金的分红，户口放在农村，至少可以拿到村里分红、征地补偿、青苗补助等，缓解不小压力。一旦把儿子户口迁到城市上学后，就会损失一笔不小的收入。”
      老许透露，村里的田地恰巧在当地规划建设的工业开发园内，也许不久之后，自家的田地也会被大面积征用，征地补偿再加上每亩青苗补助费等相关费用差不多相当于孩子整个大学的学费。
      和许成一样，生长在萧山区某村的王川很庆幸自己一直没有“农转非”，毕竟有了农村户口，就有宅基地，而后者很可能意味着一套价值不菲的房子。
      对于大城市，王川至今仍保有着一段“拥挤”的记忆：每天清晨闹钟规律性地响起，自己在杭州某社区的群租房内醒来，三室一厅房共被隔成6个房间6个家，他的私人空间仅12平方米。
      几年间，从普通职员一直到部门主管，他有了落户城区的打算。然而面对攀升的房价，王川开始泄气。“有时加班至半夜回到出租房内，却失落地发现，在这个城市连这十几平方米的小空间都不属于自己。”过完年，王川放弃了买房落户市区的梦想，回到萧山。
      采访中，他告诉记者，如今家里有宅基地有房，遇到拆迁不仅能分一百多万元拆迁款，还能分几套回迁安置房。早几年村里“农转非”的人，看到村里发展越来越好，纷纷后悔自己没有眼光，都在做各种“努力”迁回来。
      对于“非转农”，王川觉得，这不是“逆潮流”，只不过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

热潮与隐忧
      导报记者留意到，在此前颁布的“户籍法”中，只有“农转非”的条文，并没有“非转农”的说法。但“非转农”在浙江，早已不是新鲜事。
      几个月前，滨江区的户籍管理人员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马湖村的20余名大学生强烈要求把户口迁回农村。而在百里之外的义乌，甚至出现了几十名政府公务员把户口迁往农村的现象。
      无独有偶。为千方百计把户口迁回农村，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曲线非转农”的现象。浙江省农业厅相关工作人员告诉导报记者，桐乡曾在一年间出现52例跨省“非转农”，后者往往以回乡经商、投靠亲属为由，通过中介组织先购得“非农转非农”户口准迁证，将自己的非农户口迁往安徽、江苏等外省，在外省转为当地的农业户口，最后再以“农迁农”回迁到桐乡农村。
      如今，尽管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台州、丽水等地却都已经出台了“非转农”的相关政策。
      2005年7月，台州市公安局向各区县下发了一份《关于大中专院校毕业生“非转农”户口问题的答复意见》，第一次明确表示同意进行“非转农”。
      意见强调，“公安机关接到申请人申请后，进行调查核实，如申请人确认确实无工作，无经济来源，生活基础在原农村，村里同意接收，不会引起连锁反应的，准许其在农村落户。”
      从“实际居住在农村”到“生活基础在原农村”，理解的变化直接除去了“非转农”政策规定的最后一道樊篱。此后，台州各县区根据台州市公安局的“答复意见”开始陆续出台“大中专毕业生回原籍农村落户实施办法”。
      4年后的10月，与台州相隔不远的丽水莲都区也同样推出了“非转农”政策，且规定必须符合三个条件：未曾被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区（县、市）属以上集体企业录用；被大中专院校招生录取迁出时属本区的农业户口，现在的生活基础仍在原籍农村；原籍地村委会同意接受。
      只不过，苛刻的条件似乎并没有影响人们对于“非转农”的热情，当地媒体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导报记者，政策颁布后不到一个月时间，莲都受理申请“非转农”的大中专毕业生就达到了900多人。
      事实上，近年来，在温州、宁波、金华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非转农”的民间呼声持续升温。
      “‘非转农’主要还是两个关键词——‘趋利’与‘避重’。”对此，台州市人事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流向来看，“非转农”大部分都是流向村集体经济较好、生活较稳定的农村，不仅有土地利益，还有村集体经济的分配，此外一个就是特殊的计划生育政策。“避重则是城市生活压力大，房价高，工作不好找。”。
      而这，也恰恰是外界质疑“非转农”动机的原因。
      不少人甚至担心，这股热潮会导致一种“逆城市化”现象的出现，且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城市化率的提升也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停滞。

被误读的“逆城市化”？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并不认同“逆城市化”的观点。
      他告诉导报记者，“逆城市化”是在城乡公共基础设施系统建设均达到了可以让人舒适居住的条件，乡村的基础配套设施不亚于城市水平的基础上产生的。
      “就目前这种现象，‘逆城市化’这个词提得还太早了一点。”杨建华指出，“非转农”更多是一种出于利益的考虑。
另一名社会学者则认为，民营经济发达才是让农村户口升值的深层原因。
      “在一个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对于拥有经济自由的农民来说，城乡户籍制度已经完全失去了壁垒效应，无法成为阻碍农民在城市发展的桎梏。相反，由于土地制度硬约束的存在，农村户口会受益于土地壁垒，才会有‘非转农’的逆向流动。”他表示。
      只不过，遑论原因如何，种种迹象都表明了一点，那就是“非转农”热潮下户籍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其实户籍改革本身并不复杂，真正难以触动的是附着于户口上的利益分配格局。”采访中，杨建华告诉导报记者。
      2009年6月1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转型30年》在北京发布，书中言及，城市户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悖论，越是在户口中附着较多福利内容的地区，户籍制度改革就越难推进。而后，这个逻辑又被舆论更直接地演绎为：“户籍福利”不剥离，人们就会涌向福利更好的地方，户籍改革便会遭遇更大阻力。
      “‘非转农’牵涉的利益众多，如政策空白、回乡大中专毕业生与原籍地农民间的利益之争等，但这些实践能给下一步户籍改革提供借鉴。”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对此的看法是，“户籍改革最终目标是取消城市和农村户口，但应把户籍外围附带的一些政策清理干净，然后再主攻前者。”
      8月22日，滨江区马湖村。整齐划一的林荫道、鳞次栉比的小区楼房尽入眼帘，不远处，白马湖生态创意城早已成为杭州文化创意产业的地标之一。
      “这里就是马湖村所在地，可还像农村吗？”家住白马湖小区的小齐表示，“都说解决农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加快城市化进程，事实上，迁回农村，我的生活是在走上坡路啊。”
  （首席记者 夏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