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父母(上)

                     谦谦君子慈祥老人
    说起外祖父，眼前总清楚浮现我上中学时，每本教科书外所包的牛皮纸上，外祖父为我写上的墨黑端正的名字：或篆字，或隶书，或楷书，每学期变化着。那是开学领取众多课本后，外祖父极其认真的功课。我也记得高中在学校搭伙，逢周三中午到学校大门口接下外祖父送来的一花搪磁茶缸好菜，让我在学校饭厅中与同学分享……
    我十分敬重外祖父，虽然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在孙辈中明显地器重我(他以我的学业成绩为荣，以我的工作为傲，重视我的意见，特别关注我的一切)。但也因为他善良、忠厚、诚恳，重知识学问，直至七、八十多岁高龄仍注视国内国外大事，而且总是善意的回应周围发生的一切。
    初解放时不少农村发生多起胡混杀人的事，姨母从个地赶回潜山，极力敦促他们匆匆离开乡下来到安庆。他们从此住入一位世交的双莲寺十二号的房子里（直至过世）。关于他在农村所被划的成分，外祖父告诉我是：‘逐步升级’—一开始划中农，继而改为小土地出租，再下去划为地主（其实他只不过有几亩地，且大多数时间靠教书为生，充其量也不过个小土地出租）。可他对新社会并不排斥，总是兴致盎然看书看报，国家的进步安庆的变化，他都为之赞叹。五十年代末也曾热情地参加安庆文史馆及街道组织的各种活动，一次为居委会组编的墙报他写的一首七律中有‘惜一毛’几个字，本用的是个典故，可当时文化浅陋的街道干部看不懂，以为‘一毛’便是毛泽东，差一点惹了大麻烦。从此他尽量不参加街道的活动，即使非参加不可的会也缄口不言。常出现在他书桌上的白纸黑字：‘君子之交淡如水’，‘君子不开口光棍难下手’，‘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这些自我保护的哲理，可能也是在婉转地告诫我们这些孙辈。
    外公的父亲是清光绪乙未科进士，在江西做官，辛亥革命后回到家乡。外曾祖父有四个儿子，外公排行老三。出生于一八八九年的外公没能如他的大哥那样赶上科考成为秀才，却能在民国初毕业于法政专门学校，并考取县长资格，被派往边远某县。因山长路远，无法照顾家庭，他没有去当这个官，留在省城教书。
    外祖父教书生涯廿馀年（在安庆六邑中学、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和池州师范），专攻地理。我读中学时惊奇地发现，虽然他从日本鬼子打到安庆起便没教课，中国每个省的所有县份，他都能一一说出，可见功力的深厚。近年我才知道抗日战争前外祖父著有高中本国地理及高中外国地理教科书印行。最近看到他早年修定家谱时所写的几段四六骈体赞词，对外公的古文造诣深为钦服。
    外祖父身材颀长(即使老年还有一米八左右)，面相清癯，动作斯文，说话明晰温和，从不动怒——也许应说是我从没听过见过他抱怨或责难谁。他五十岁前后便患上严重的头晕毛病，也许就是现在所说的‘美尼尔氏综合症’。记忆中他除了靠在躺椅上养神，就是挺腰端坐，不可低头，即使出门也是头颈部安然不动、目半闭着前行。他那高大的身材，迟缓的动作给人威严中不失慈祥的深刻印象。
    外公兴趣广泛：看书看报写毛笔字是他最多做的事。其他任何新鲜事似乎他都有兴致：听相声，听戏，看电影甚至还唱几句京戏。他对文化艺术有种真挚的喜爱，常由衷地大笑及赞美。我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童心’了。
    我读初中时，很跟着他看了一些黄梅戏名角演的戏，还看了两次张慧冲的魔术。因知道他喜欢看戏曲电影，工作后，每逢有戏曲片子，我一定会买票给他看，他觉得好的，还会再带外婆去看。《追鱼》、《铁弓缘》、《碧玉簪》，他都赞不绝口。外公喜欢买书读书，尤其是描写自己熟悉的清代生活的诸多小说。《儒林外史》中写王冕的那段文字他读了又读，对吴敬梓的才华五体投地；他尤为钟爱《红楼梦》及所能见到的一切关于分析《红楼梦》的文章，一次我把《光明日报》上的一篇考据的文章说给他听，他非常信服；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将《红楼梦》全文一字一字读给外婆听。并不喜欢多说话的外公却常在全家围坐吃饭时讲点笑话，有的真令人喷饭，而他则很欣赏这个效果。
    他特别喜欢猫，只要环境允许，家中总养有猫。外祖父养的最後一只猫非常可爱，这是只‘乌云盖雪’的公猫，长大后有九斤重，但因头大脸大全身匀称显得十分神气漂亮。它头背尾的黑毛油亮纯净，口及腹部以下全部雪白，从不会沾上污秽，连脚掌也总是粉红的肉色。它的大眼睛透出灵气似乎特通人性，因为它白咀上鼻子下有一小团黑毛，外公便以英文腔的‘卓别林’这它命名。午饭前，外公会亲手先为这只猫拌好猫食，那大多是煮熟的小鱼和米饭——安庆乃鱼米之乡，一两分钱便可在小贩手中买上一捧寸把长的小鱼充当猫食。‘卓别林’非常聪明，午饭时它会在茶几下专心吃自己的小钵中的那份新鲜温热的猫食，晚上它也只在餐桌下它喜欢的人脚下擦来擦去提醒别忘了它，有人无人它绝不跳上餐桌。外婆养小鸡，怕它去吃，曾告诫过它，以后，凡走到小鸡附近，它总是把头脸转开，不正视以示‘清白’。人们说猫不象狗，几个月便会忘记原来的主人，可文革中我曾半年多在外地，待回到外公家，它居然清楚认得我，依旧高兴地跳到我膝上喉中发出欣喜的呼噜声。外公逝世前一年，它在外不知为何人所伤，艰难地拖着断腿爬回家，在外公脚下叫了声而凄然死去。
    外公比较内向，表示意见没有外祖母强烈，所以家里的事，表面上看起来大多是外婆说了算。其实两位老人相依为命，凡事都有商有量。我读中学时有一段时间晚上睡在他们那间大房间的一张小床上，半夜醒来，常会听他们谈起家事或梦境。他们是同年同月生，相濡以沫共过钻石婚的夫妇，实在令人艳羡。
    外祖父五十多岁后，重症缠身，多次在死亡线上徘徊。六十岁后反而平稳一些，所以一九五二年十月底我和哥哥到安庆并没觉得他身体有什么问题。现在想来外公身体一直欠佳，只不过总是隐忍不言或是自我调理渐趋平稳。印象中外公‘爱’吃药，有时我开了药不想吃准备扔掉，外公总说：不要丢，留给我吃。因而我去药房为他买药时也常会多买一些。我的‘多买点，慢慢吃’的话被外婆认为不吉利而责怪过。
    一九七零年九月一天，外公小中风。得知消息我立即在学校借了抬架把他送进医院抢救。他很快恢复了意识，只是仍住病房观察。几天后病情加剧与世长辞。人们说他八十多的高龄，应叫‘油乾自灭’、‘无疾而终’，也就是寿终正寝。
    当时我以为他的病会很快痊愈，因为眼见他日渐好转。那时正值文革中又一什么运动(一打三反或其他什么)，工宣队军宣队盯得紧，不敢请假，加上女儿出生才十个月，非常需要照顾，有不克分身之虞。只好商量着与闲居家中的大哥还有来安庆出差（？）的表妹夫分了工，三人轮班陪在病房。也是因为有了分工，除了规定我去的时间外就没多去。一天我值班见外公神情清明，心中实为宽慰。谁知再去时，外公已呼吸急促不能说话，抢救无效当晚八、九点与世长辞。
    我心中总为自己没能在他老人家最后的日子中尽心尽力而遗憾内疚不已。这种无法弥补的心中愧疚，让我懂得：当老人需要时应竭尽心力，否则一旦老人去了，有多少孝心都无处去用。这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那种令人欲哭无泪的感觉。
    希望能为外公的家乡学校做点事来报答外公对我的呵护与厚爱，已成为我这些年的一个重要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