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苦彳的求学路
52年初，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的浙江省立温州中学初中部。省立温中是浙江省著名中学，也是全国有名的学府。著名学者朱自清曾经任教我校，谱写校歌，还培养了像苏步青，谷超豪那样的世界著名数学家。我记得我班有50多名同学，除了来自温州市区外，还来自浙江省南部各县。我们学校条件很好，农村来的同学都住校。
初中的生活是平淡的，那时，我们家的生活基本上有保障。我除了帮母亲干点家务事外，主要的任务是学习。我对课本上的内容没有多大兴趣，只用了一点时间就完成了。把大量的时间用在阅读课外书，尤其是阅读小说。那时候我看的最多的是苏联小说，像“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等，对我的影响很大。此外，其他外国小说也读了一点，例如“牛虻”“俊友”“绞刑台下的报告”“贝多芬诗选”“莎士比亚选”等。我对本国文学则兴趣不大。
初中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那时学校里有很多课外活动，例如美术小组，歌唱小组，读书会，自然小组等，任你参加。我对美术有兴趣，参加了美术小组；又对动植物有兴趣，就参加自然小组。动植物老师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他的知识非常渊博，教我们做各种动植物标本，我就是从那时候学会做标本的。而且我还知道，我们学校里有两棵银杏树是国宝。我们还经常组织各种校外活动，譬如郊游，到公园开篝火晚会，还有开集体舞会。那个时候，我对前途充满幻想。记得有一次晚饭后我和我们班几个好友到中山公园玩，那里有一片栽成迷宫样子的松树林，我们几个人在里面跑，迷路了，又叫又找，终于找到出路，高高兴兴地拥抱，喘着气躺在草坪上。我们仰面朝天，看蓝天白云，天黑了，看月亮，数星星，一面聊天，无话不谈。每个人都谈自己的理想，对前途充满希望。每个人都洋溢着幸福。我们仰望满天的星星都在向我们眨眼，似乎嫉妒我们的幸福，又似乎为我们的幸福欢呼。
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加入少先队，进入初中后，就积极争取参加共青团。我的一位好同学黄某早早地入团了，他不断地鼓励我入团，说，“你学习那么好，同学关系又很好，入团的条件完全具备。”他又说：“我愿意当你的入团介绍人。”所以，我在初中二年级时，就顺利地在团支部通过入团申请，但是，报到学校团委就是不批，一直到初三，支部已经两次通过上报，上面还是不批。黄某就对我说：“可能是学校团委的任耿（当时团委的组织委员）对你有看法。”就介绍我和任耿认识。任耿是当时学校中唯一的学生党员，据说他是工人家庭出身，我和他认识后，对他的印象一点也不好。他高高的个子，大脸盘还满脸的麻点，说话声音嗡嗡地，满口的粗话，“操你妈的！，，，，，”一天挂在嘴上，整天谈论哪个哪个女同学长的好，哪个女生给我都不要，除了女人还是女人，我怎么也不相信他是我们学校唯一的学生党员，和我心目中的党员印象相差十万八千里。所以我和他就是谈不拢，这使我在初中始终被关在团的门外。
虽然我在初中没有入团，但是我在初中阶段学到了我一生中最多的知识量，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
当我们在平静的校园里认真学习的时候，社会上又在刮起阵阵阶级斗争的风暴。三反，五反，打老虎，斗资本家搞的红红火火，我们的耳边不时地传来某某上吊，某某跳楼的消息。我记得最深刻的是一桩解放北路（原中山北路）资本家“胡某纵火案”。因为（一）这个案是当时温州经济损失最大的案；（后来听说也是全国保险赔偿最大的案）（二）这个资本家的家就住在我们家附近的“周宅寺巷”，当时我们家住“岑山寺巷”，只隔一条巷。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半夜。我们全家都被喧闹声吵醒。“大火了！大火了！”当我们起床穿好衣服跑到信河街时，街上已经站满人，东边的天空火红火红的，不时地传来救火车和救护车的警笛声和人们的喧闹声，这火烧了整整一夜，一直到天亮，浓烟还在滚滚上升。后来我去看了火灾区，那是温州最热闹的商业区，解放北路从五马街口一直到广场路的西半片，全部烧为灰烬，烧了几十幢楼房，那是当时温州最好的楼房，实在是惨不忍睹。
后来我去看那个资本家的家，在他家看到他的照片，那是一个长得非常帅的男人。又听说他的儿子也是温州一中的高中学生，在他父亲纵火后，在学校里揭发他父亲的罪行，以大义灭亲的行为保着了学籍。
“三反”“五反”运动后不久，比“三反”“五反”更激烈的肃反运动又开始了。在文艺界，先是批判“武训传”开始，后来又以彻底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为由，在整个社会，则以深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为代表，不管是在单位，还是在街道里弄，人人都自危。连银行，邮局的一般办事员都要检查过关。这股政治风，一直刮到55年。这使五五届的初，高中毕业生，或是家庭有一点问题的，统统考不上学校。当然，我也是那年的初中毕业生，当然考不上高中。
对于我们这些家庭有问题的学生，学校还是很关心的，为了不让我们成为迷途的羔羊，荒废学业，失去继续上进的信心，学校组织了高中补习班。学校知道，并不是怕我们学业成绩跟不上，因为我们这些人原来都是班上成绩很好的，而是为我们开导心理压力，所以专门抽调老师给我们辅导心理，鼓励我们不要放弃，还组织我们下工厂劳动和为我们联系工作。我记得我参加的高补班有53位同学，原来的学习成绩都很优秀，只不过家庭或者社会关系中有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而在这次升学考试中落选。我们的高补班在温州一中分部即温州广场的东北部，那里住着我敬爱的语文老师温庭筠，他原是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在高补班的时候，我们这些落选的学子经常到他的宿舍向他请教，他总是很耐心地教我们。我从他那里学会了不少古文知识。我们这个高补班，是一个非常团结友爱的集体，因为大家都同病相怜，我记得和我关系比较好的同学有林某，鲁某，刘某等，我们除了在一起学习外，还在一起玩，一起聊天，探讨我们的出路，议论社会的不平。我们玩起来总是很尽兴的。有一次，我们几个人租了一只船，沿着九山河，经过南码头，自己划到很远很远的郊外，在那里自己烧饭吃。正高兴时，下起了大雨，我们赶紧收拾东西往回赶，想不到船搁浅了，怎么也划不出来，我们几个男同学就全部跳到水里，用肩扛，还是扛不出来。在船里的女同学急了，也跳下水，和我们一起扛，一面还唱着歌 。雨水淋湿了我们的头发和衣裳，满脸满头都是水。可是我们的精神很亢奋，尤其是女同学一下水，我们男同学就更来劲了。大家一起努力，终于把船抬出了浅滩，划过了桥头，划回了码头。我们几个湿漉漉的男同学先把几个女同学送回家。最后一位女同学是鲁丽华，当我们送她到她家时，她母亲怎么也不让我们马上走，非要我们进她家烤干衣服再走。我记得她家住在大南路，当我们走进她家时，被她家的豪华惊呆了，也被她母亲的慈善感动了。她母亲看起来非常年轻，和鲁丽华一样漂亮，她殷勤地招呼我们喝姜糖水，又招呼佣人把我们的衣服烤干，后来，她爸爸也从里屋出来和我们见面，和我们亲切交谈，我看到了一个乐融融的家庭，感觉到父母情爱的深切，我的眼里不禁涌上泪花。想不到鲁丽华出生在这样富贵的家庭，可是她身上没有任何娇贵的气息。从这时起，我对丽华就有了特殊的好感。后来她被山西长治市的一个兵工厂招走，就和我们失去联系。再后来，又听说她自学成才，成了他们厂的总工程师。
在高补班，还有一件事值得去留恋，就是我们几个男同学在一起，做了一个航天火箭模型，代表我们班参加温州市少年科学知识竞赛，并得了奖。竞赛的地址是原来的五马街工人文化宫，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模型的样子，因为那是我主导设计的。那是56年，苏联的卫星刚上天，所以我觉得特别自豪。
为了使我们早日进入社会，学校组织我们参加工厂劳动，我和其他八位同学分到温州铁工厂（现在的温州内燃机总厂），温州铁工厂是当时温州为数不多的重工业大厂，能进入这个厂工作在当时的温州人来说，是一件相当荣耀的事。所以我们都很兴奋。当我们拿着学校的介绍信来到位于大南门外的铁工厂办公室时，我们的心情十分激动。工厂的人事干部看了学校的介绍信后，根据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把我们分到不同的单位。除了一位女同学分到办公室学制图外，其余的同学统统分到车间 。我分到加工车间学钳工，有一位女同学和几位男同学学车工和刨工，一位身体最好的同学分到翻砂车间学铸工。我的工作还是比较轻松的，也许是因为当时我看起来身体比较单薄。可是我还是非常羡慕那几位学车工和刨工的同学，因为他们掌握机器。在当时，机器对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我们在铁工厂干了差不多三个来月，我对钳工的各种工具的用途和操作方法基本熟悉，就偷偷地跟着同学学车工，基本上掌握了车工的操作方法。那时，我们学习的劲头是这么大，每个人心里都充满希望，因为工厂人事部干部曾经对我们说过，我们几个人，如果表现好，就可以留厂当工人。这是国营大厂，在这个厂当工人是多么幸运。这时，我们每个人身上都鼓足干劲，都想好好地干出成绩，好留厂。
当我们干了三个半月后，工厂人事部门组织工人对我们几个学生进行鉴定，根据工作态度，技术水平，操作能力，同事关系等方面进行评分，如果各方面都及格，就可以留厂工作。由于我们这批学生都是温州一中的高才生，所以，这次鉴定，基本上都是优，很少良。（鉴定分优，良，及格，差四种。）我则全是优，心想这下可以留厂了。可是当我第二天上班时，人事干部叫着我，对我说：“你的表现还不错，不过，根据我们厂的具体情况，你不适合在我们厂工作，所以，请你把你的工具箱清理一下交给工具室回家。”说完，头也不回就走了。我听了后好像五雷轰顶，一下子呆了，楞在那里足足有五分钟没有清醒过来。等我清醒后只得默默地走向车间，清理不再属于我的工具箱，默默地把工具箱交给工具室，默默地走向工厂大门口。这时，我的同学和工友们纷纷知道厂里不要我的消息，都赶来劝慰我，为我打不平。张同学还气呼呼地跑到办公室诘问人事干部。可是这种事谁能说的清楚，大家只好眼睁睁地望着我离去。我步履艰难地走出工厂大门，走在回家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想：
为什么！？，为什么？！命运对我这么不公！？，考高中，我的成绩和表现都很好，就是不让上；进工厂，我拼命干，工友反映都很好，就是不让我进。天地之间还有没有我生存之路。
我当时还是一个十五岁的未成年的孩子，社会对我这样残忍，越想越悲痛，越想越绝望，泪水不知不觉涌上眼，终于夺眶而出，忍不住放声大哭。那一天是阴天，我就这样一路走一路哭，回到家。母亲看到我悲绝的样子，知道我被工厂拒绝，也抱着我和我一起哭。这次伤痛，深深地烙在我的心灵里，永远不会抹掉，直到现在，还有余痛。
转眼到了56年，新春过后，学校开学了，这时，我的三表哥（他家在农村）来找我，说：“市共青团组织青年去大陈岛开荒，条件很优惠，不仅可以成为一个国营农场的职工，还有一笔可观的安家费。”问我愿不愿意报名去 。我心想，工厂不要我，农场总不至于不要我，所以我就同意了。我和三表哥一起高高兴兴去报了名，等候通知。一星期后，我三表哥收到通知，他被录取了，而我又等了一星期，来了个不录取的通知，没有说明任何原因。由于有去年的经验，我当然心知肚明，还是那个政治原因。这次我已经没有多少悲痛，而是以平常心对待，听从命运的安排。我想，天无绝人之路。再说，我们高补班的大多数同学，想工作的，都已经得到工作，我最要好的同学林颖湖，鲁丽华，也去了山西长治的一个兵工厂。留下的同学，不是不愿意工作的，就是分配不出去的。由于学生人数减少，原来两个班的高补班并为一个班，由宋老师带班。
宋老师是一位善良，正直，待人和蔼可亲的人，当时他才二十多岁，他对我们这些高中考试中落选的人充满了同情和爱护。尤其是对那些想要求工作都不可能的学生，更是爱护有加。他当时是独身，住在学校单身宿舍，我们经常到他宿舍玩，他也经常教诲我们，不要被眼前的困难压倒，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你们的委屈是暂时的，党的政策也是随时调整的。你们不要放松学习，等待今年夏季招考。在他的鼓励下，我们几个工作都找不到的人，又恢复了信心，认真学习，准备迎接秋季高中招生，而且，在56年秋季招生中，全部考入我们的母校温州一中高中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