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总以为自己是个口齿伶俐的人，自小就在学校当广播员，朗诵起来字正腔圆顿挫有序，人生几十年，大多数时间都是生活在语言霸权主义的自尊环境中。不过最近我对自己这方面的能力越来越产生怀疑，在经历了脑子慢嘴快的阶段后，现在好像正在往脑子慢嘴也不利索的方向发展。再加上是年级大了后进入的新语言环境，说起话来象是在开一部先天轮子没被装正的车，稍不留神没抓紧方向盘，口音就会跑偏。
上次去剧场看芭蕾舞，进门检票时不知脑子里哪根筋开了，多嘴说了句：‘我们来看天鹅湖’。
门口站着的胖女士听我说完，稍楞了一下，冲我笑眯眯地说：‘哦，那你来错地方了，今天这不演那剧。’
‘是天鹅湖！’我太太在旁边插了一句。
‘哈，当然，我是和他开个玩笑。你们尽情欣赏。’
进了门，太太和女儿还在后面忍俊不禁，等细问过后我才明白我的傻气是怎么冒的。
原来在加拿大天鹅一词念做‘思望’，我一随口，说成了‘思弯’，那就是把swan说成了swine，也就是说，把天鹅湖唤做了肥猪湖。这就难怪那胖女士要幽我一默了，这舞剧《小猪湖》的作者可能还没出生呢。
在语言交流上，我太太能力比我要强，这应该是事实，不服气也不行。不过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夫人的方向感就比我差很多。想好了要去一个地方，在地铁里, 我总能下意识地选对在车行方向正确的站台等车。而我家夫人，会是踌躇一阵子，然后张张望望地走到错误的站台去等车。如果以此作为研究课题，搞一个抽样统计测算，相信很容易得出男人的方向感比女人要强的客观结论。对于这一点，在分析了人类进化的过程之后，其中的原因是不难解释的。由于睾丸酮的作用，男人的肌肉发达，对抗搏击能力比女人要强出很多，所以在远古时期，男人的职责自然是外出狩猎，寻找食物。通常他们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发现猎物。有时为了追赶慌不择路惊恐逃窜的动物，不知要在遮天蔽日的密林里闯荡多久，但就算是追到了天边，只要能逮住战利品然后活着回到家里，那走不丢的基因就算是带了回来，传了下去。于是，经过无数代祖先的积累繁衍，到了我这辈，都能在飞机上闭着眼睛往返于美亚大陆之间，而且从来不会迷路。
女人就不同了，那时她们的主要职责是待在安全点的地方养育后代，所以只能在所居住巢穴不远的地方蹓跶，这样就没能演变出明辨方向的基因。但由于和孩子在一起，每天少不了要有叮嘱询问这样的沟通交流，因此语言能力就强，不象是在丛林中埋伏着的猎人们，轻易不能发出声响，否则吓跑了猎物是小事，弄不好成了更凶猛野兽的美餐就惨了。所以，对英文讲得不如太太好这事不必太过纠结，天定如此，吾奈何之。
除此之外，由于猎杀的事情是在巢穴之外很远的地方就解决了，女人在进化的过程中见到的血腥场面越来越少，她们身上的嗜血凶残的原始本性当然就慢慢地退化了很多，现代女人通常都表现得比男人温顺善良的原因大概就是如此。当然，这世界上是任何事情都有反例的，女人有时候也会做出和进化规律很不相符的可怕事情，甚至美丽的女人有时候也会非常的凶残。
三十多年前，香港导演李翰祥执导的电影《垂帘听政》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咸丰死后，大权在握的慈禧令人把以前得宠的丽妃削去手足，装入一酒瓮中，抬上厅堂。那场面阴森恐怖，但主演慈禧的刘晓庆当时还是美得发甜，让人难以将她和歹毒划上等号。其实历史上的慈禧倒还真没有对族人下过如此狠手。把情敌做成人彘放入酒缸的是唐朝的武则天， 而发明人彘这种让人生不如死酷刑的，则是汉高祖刘邦的遗孀吕雉。还有南宋光宗的皇后李氏，生得肤黑但貌美；她的家势雄厚，曾让相师编排出此女降生时李家门前的树上有黑凤凰栖落，故此唤名凤娘。这李凤娘十分霸道，有次光宗洗手时见端水盆的宫女两手光滑白净，不禁心中起爱，就顺手抚摸了一下。这事被李皇后看到，结果几天后光宗收到一只精美木盒，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双纤细白净的人手。
成熟的女人做出的凶狠事情很多是和妒忌后的复仇有关，而青春期的少女做出凶狠的事情则可能是和雌性荷尔蒙的分泌旺盛有关。也许是因为处在那个阶段的女人十分渴望得到理想中的爱，于是她就要做她认为自己所爱的人喜欢的事情，或者照着自己所爱人样子做同样的事。对于思维意识极端的女人，由于感情的极端投入，当然爱人恨的就是自己恨的，而且会有一种必欲除之方解心头之恨的狠劲。
文革时，中国有个最大的保皇派名叫陶铸，在当时政坛此人曾一度是排在总理后面的第四号人物，非常了得。陶铸的夫人叫曾志，她可是原汁原味的老革命，而且在有着同等资历的女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绝对是最漂亮的一位。当年在井冈山，她是容貌不逊贺子珍的一枝花，连毛委员对她也是心存情意，害得贺子珍曾半真半假地为此醋意频发。别看这小女子长的细腻妩媚，当时可却是杀人放火都敢干的巾帼豪杰。曾志逝世前，出版了一部自传体的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书中有一段有关她在十七八岁时手刃仇敌的生动描述，看了让人惊心动魄：
“国民党利用农民对幼稚的共产党‘焦土政策’的不满，挑动农民叛乱，很多共产党人被残酷杀害；教导队抓住了一个领头破口大骂共产党的农民，我拿起梭镖朝他肚子上扎去，他一闪身没刺着。我又向别人要了一把大刀，连砍了几刀，但砍不深，还死不了。用脚一踢，他倒在地上。我还是不解气，再用梭镖在他的肚子上屁股上乱扎，只听他发出呼呼的喘气声和哼哼的呻吟声，那种声音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曾志这样自小就投身革命的血性女子，在她人生的最后时段，如实写出这样的场景，不知是不是在隐喻她身上尚有的一丝女性温良开始回归。这让我想起当年北京师大女附中狂热的红卫兵小将们，在文革高潮时，为了表现对伟大领袖的热爱，她们凶狠地虐待施暴于自己的师长。遥想当时的斗争场景，那些本处于人生花蕾阶段的女生，绽放出的却是肃杀冷酷，看着无助濒死的校长，我猜她们心里没准有一种纵情后的快慰，一种为所爱付出后的满足和骄傲。半个世纪过去了，已快进入人生暮年的当事人，好像也要开始忏悔以前的凶蛮了。
善良是做人的第一美德。在中国，要懂得这个道理还真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