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生母从我记事起一直住在天目西路老北站的对面,所以我们叫她北站外婆。关于妈妈的身世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一种说法是十八岁在纱厂做工的外婆爱上了写字间的大学生,有了妈妈。但大学生不知道,留洋去了,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然也就没了音讯。外婆一人无力抚养,就托广东老乡给孩子找个可靠的去处。于是我妈妈就到了横浜桥外婆家。大家都是广东人,自然是要帮的。但两个外婆从未谋过面,我觉得她们也不愿意见。
北站外婆后来找了个刘姓的广东人,安居下来。总觉得良心上过不去,她在结婚后去育婴堂领了一个女婴,也就是我的阿姨。等到外婆上了年纪后,是这个阿姨为她养老送终的。外婆后来还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老实木讷,找了个厉害的媳妇,外婆后来就被她赶出门的,再也没有回去过。小儿子是个文学青年,后来不知怎么会弄得一事无成,靠外婆接济过日子。
他们住在老北站对面的大楼里,非常结实的六层楼,典型的72家房客。下面是个大型的日夜食品商店,我的记忆里永远是川流不息的人,因为马路对面就是火车站广场。大楼好是好,搞不懂为什么没有卫生间,上个厕所要到楼下的公共厕所。所以家家都隔出一个放马桶的地方,布帘围着。家里永远是外婆倒马桶,一天两次。厨房就是狭狭的走廊,煤气灶一个接一个。下午五六点的时候最热闹,这家的饭菜香和着那家的,小孩们则开心地东串西走,看看王家姆妈吃点啥,梅琴家是不是又在吃咸带鱼。大家都叫外婆“刘婆”,她的小菜是公认烧得最好的。弟弟小时候体弱多病,是外婆一手一脚把他带到五岁,不知道喝过多少广东汤。 外婆是个勤快人,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倒马桶,买菜,烧早饭。等上班上学的一走,她就开始擦灰,拖地板,捡菜,烧中饭。她不仅带自己的外孙,一个接一个,直到七十岁,隔壁的孩子她也帮忙照顾午饭。72家房客的居住条件是不好,但那种邻里关系犹如大家庭,温馨实在。每次去,招呼从二楼打起,直到五楼,大家都知道刘婆的大女儿来了。和舅舅一般大的邻居见了我父母,也都尊尊敬敬地叫一声:阿姐,阿哥,回来啦?
我们通常是十月一号去外婆家吃饭,然后在六楼的大天台上看人民广场放的烟火。天台很大,就是这幢楼的平面面积。住户们天晴时在上面晒衣,小孩们在床单中奔跑追逐,好不快乐!春节的时候,则是楼梯过道里挂满了风鸡,鳗鱼鲞,各种自制的咸肉。有一年,我竟然发现一个风鸡是公鸡,羽毛漂亮得就像书里写的那样。于是,我就站在楼梯上,愣是把一个公鸡拔成半个秃鸡,鸡毛拿回家做毽子。
我和北站外婆开始亲近也是从三年级开始,之前她在我眼里是弟弟的外婆,而我的外婆在横浜桥。那时我们住在虹口公园对面,弄堂出来是18路终点站,买七分钱的车票,就可以到北站外婆那里。每年春节,她都和我爸爸说,要我大年夜中饭吃好就去帮忙,其实是知道我在父母身边不开心,给我找借口。因为交通简单,十岁的我就开始大年夜独自去北站外婆家,父母到晚饭的时候才带弟弟一起来。那些年,那些个下午,我就和外婆在走廊里捡菜,聊天。她劝我要听爸爸妈妈的话,不要惹他们生气。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到她这里来。然后她会给我一些糖果和云片糕,让我解馋。其实,我最讨厌吃云片糕,白白甜甜,一点奶油味都没有。和横浜桥外婆不同,北站外婆教我的是如何煮菜,煲汤和做人,她爱我,但不宠。从她那里,我学会煎鱼要不粘锅,得在油热之前放一片生姜。所有的广东汤原则上都可以放花生。做人要勤快,女孩子最怕被人说懒。等到圆台面支起来后,我开始摆碗筷。当人人到齐吃饭时,外婆跑进来宣布开饭,然后说:”今天都是丹丹帮的忙,否则你们哪能有这么现成的年夜饭吃?所以先要多谢丹丹的能干。“一两句话,把我的自尊心捧得高高的,觉得自己很有用。
(照片源自网络。我们家就住在这片房子的后面,照片右边原来就是18路终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