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今天前往欧洲，参加中英总理年度会晤，并正式访问英国和希腊。与习近平主席今年3月访欧相呼应，李克强此行再次彰显了中国对欧洲的高度重视。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欧洲大约占了“西方”这一政治文化概念的一半内容，这一切让欧洲不言自重。
中国社会对欧洲的态度相对于国家战略，显得更加分散。一方面，中国人对欧洲文化的崇尚根深蒂固，常把欧洲老牌资本主义社会的风貌看成“贵族文化”的典范。另一方面，国人中“俯视欧洲”的情绪开始有针对性地出现，它往往是因为受到欧洲对华不当行为的刺激，并且受到因中国崛起中欧力量对比持续变化的鼓舞。
总体看，中国公众对欧洲的关注度近年有所下降，对欧兴趣在向文化和消费领域集中，中国同欧洲大国无论关系顺利或是龃龉，后者对中国的直接政治影响或冲击都不再像过去那样强烈。这或许会让一些欧洲人感到失落，但这也为双方长期“君子之交”创造了稳定条件。
中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国家之间的确“远有远的好处”。中国崛起引发的地缘政治矛盾大多集中在周边，在世界主要力量中，中欧相处应是相对轻松的。相对于中欧那些临时性争吵，双方各自都面临更加急迫且长期的挑战。
中美关系受到政治分歧和地缘政治竞争的混合扰乱，其中地缘因素越来越突出。中日关系就更不用说了。欧洲人也会把欧洲衰落的一部分原因记在中国头上，但这种“怨恨”对塑造中欧关系的实际参与并不多，欧洲人现在不太可能“喜欢”中国，但他们是识时务的，会追求更符合欧洲利益的中欧关系，而在抒发情绪上适可而止。
中国更应跳出“情绪”。要看到，“西方”构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大战略挑战，而欧洲是化解西方阻力最现实的突破口。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不是西方的末尾，而是西方的前哨。中国同欧洲主要国家的关系也的确是迄今中国同西方的“相对最好关系”，尽管这种合作的内在结构和评价环境很容易受到临时性因素的冲击。
20世纪的世界大国之间或者抱团或者敌对，21世纪新兴大国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过于简单的模式，中国同每一个大国的交往都同20世纪人们熟悉的大国关系有所不同。同欧洲大国我们有时候很“亲密”，有时又因具体摩擦急剧转冷，这种摇摆很可能是某种战略关系定型的前期过渡。
中欧的合作和摩擦虽然长期交织，但前者的主导性逐渐增强，对于经常交替变换的欧洲执政者来说，它会产生一定的强制性。中国和欧洲互搏实力，也在“斗心眼”，但中国如今的战略高度和视野都超越了欧洲国家，我们应能把中欧合作和冲突的性质都看得更清楚，也做得更加游刃有余。
中国在同英法德“轮盘转”的摩擦中，逐渐练就了外交层面的成熟。就国家关系来说，中国应当说获得了主动。但中欧价值观冲突的根源依旧，今后仍有可能发作。
中国还很难在一个具体对欧冲突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但我们的执著已经产生威慑力，欧洲人渐渐清楚了同中国闹别扭的代价大于他们的收益。中国人或许不应太着急，欧洲仍有点“轴”，我们需坦然处之。中欧关系是充满历史刻度的，它再清楚不过地记录了这个世界的变迁。而且，今天的中欧在相互塑造，一方向另一方一边倒施加影响的时代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