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见一位身材高大的前辈，在波托马克河边钓鱼。风吹日晒的脸，坎坷如干枯裸露的河床，记载着岁月的洗礼。他戴一副复古形大框墨镜，头上顶着的巴拿马草帽，帽沿与帽顶之间，镶着一条黑色的丝带。剪裁得体的白色夹克罩在上身，使他的气质，接近巴顿将军的卓尔不群。那天的阳光并不明媚，天空阴霾，平常活跃的灰鹤和鱼鹰少见踪影。同行的国内朋友讲，如果是冬天，正好画一张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整整半小时，前辈坐那里一动不动，紧盯着鱼漂，俨然一尊打坐的佛，心无旁骛；俨然一位老练的狙击手，躲在角落，漫长的忍耐和煎熬，只为一击致命。钓起一条鲈鱼，他平静地把鱼丢回水中，接着平静地离去。前辈身上那种由内而外的儒雅和冷静从容，需很多年修行。
有故事的男人，是一本书，值得细细地品。
1934年，戴高乐写成《建立职业军》。他建议组建一支出奇制胜的装甲师。遗憾的是，痴迷于马奇诺防线的法国人，理解不了他的远见卓识。而某种意义上，聪明的德国人正是根据戴高乐的理论，此后击溃了法兰西。1953年至1958年，戴高乐隐退于科隆贝双的一所教堂里，学着平静和放空。早已功成名就的他，不用仿宋江，怀才不遇，喝点酒就开始刷反动标语：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心平气和的戴高乐，那几年写出来的文字，清新脱俗，耐人寻味。在《战争回忆录》里，他写到：我的家十分安静。在落日余晖中，我眺望远方，附近十五公里，没有任何建筑。跳过平原和树林，我的目光注视着长长的峡谷，一直延伸到奥布山谷和对面的山坡。正是这段文字，88年留学欧洲时，老陈把买彩电冰箱的钱花了，去了趟法兰西。
当戴高乐领导着法国人的抵抗运动时，老陈的故乡湖南，跟日本人的会战也打了一次又一次，次次惨烈。有数裾统计，侵华日军阵亡人数的四分之一，死在湖南。第一次长沙会战，甚至让日本人想到了诺门坎。诺门坎是日本陆军史上的一道伤疤，通常不愿意揭。在湖南，日本人总算领教了左宗棠的名言：要想中国灭亡，除非湖南人死光。在湖南土地上抗日的，并非都是湖南人。领导衡阳保卫战的，是安徽人方先觉；领导常德守城战的57师师长，是广东人余程万。常德守城战打了16天，57师八千多人，打得只剩300余人。1943年12月二号，169团团长，四川人柴意新，让余程万突围，自己带29人留城，跟日本人死磕。他对手下湖南人吴荣凯讲，你年轻，必须走。柴意新牺牲时年仅30岁，身中4弹，新婚第七个月。
大学时，读舒伦堡回忆录，对书中提到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印象很深。海德里希是德国纳粹党情报界第二号人物。看海德里希照片的侧面，他像极了马刺后卫吉诺比利。吉诺比利三十几岁开始秃顶，人称‘阿根廷秃夫’，而海德里希杀人如麻，人称‘布拉格屠夫’。海德里希身高一米八五，智商极高，金发碧眼，剑术精湛，拉得一手好小提琴。某次翻船事故中，一次救起两年轻美女，其中一个叫莉娜的，爱上了海德里希。加人纳粹后，海德里希被锤练成心狠手辣，心冷如冰。在捷克，海德里希被人追杀，留着血，竟追了刺客十几米。海德里希死后，德国人把刺杀海德里希的七名捷克伞兵围在一座教堂的地下室里。让老陈深为感佩的是，这七名伞兵本有生的希望，但人人视死如归，干掉十四名德国人后，全部牺牲。
这几天，老陈脑子里晃的几个男人，都当过兵。1974年的西沙海战，中国海军的几艘小艇，击溃南越的四艘美式大舰，并将对方的10号怒涛舰彻底打沉。战士们当时钢盔都没有，一靠战术正确，二靠血性。当今中国，奢靡成风，一旦开战，还能找得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士？电视上，一个娘炮似的韩国男歌星正买力地搔首弄姿，孩子们欢声雷动，顶礼摹拜，只差没喊教主英明。新闻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贪污被拘。夜里，睡不着，总觉大厦将倾，危机四伏。只能祈祷天佑我中华了，愿老陈的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只是隐居花生屯老翁的一声叹息。
爱你们的老陈于美国花生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