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夏日，读《南渡北归》第三部，依然让我从心里感到寒意。窗外吹进的是丝丝热风，心里涌出的却是冰冰的寒凉，没有一点温热的感觉。
《南渡北归》第三部，讲的正是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历史分野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决策，及其走上不同的道路之后，各自命运的遭遇和剧变。1949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划江而治的幻想彻底破灭，中国开始建立新的政治格局。
这一年，毛泽东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未来命运画了一条深刻的分界线。
这一年，有些知识分子留在了大陆，有些知识分子去了台湾；之后，又有很多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自世界各地回国建设新中国，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坚守国外自由民主的阵地。
回望历史，有时如梦一般，真实与假设难辨真伪，清晰与模糊交替出现。
1951年7月，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学位的巫宁坤接到国内急电，请他回国到燕京大任教，他随即中断学业回国。当时正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助理研究员和讲师的李政道前往送行。巫宁坤突然问李政道：你为何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笑着说：我不愿意让人洗脑子。此后的1957年，巫宁坤被打成右派，受尽迫害。同一年，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28年后，二人再度相会。此时，李政道是中国政要迎接的贵宾，巫宁坤是刚从牛棚放出来内部控制的“牛鬼蛇神”。当时，巫宁坤正回京办理“右派改正”手续，偶然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从美国回来讲学的消息，便跑到北京饭店国宾馆看望老同学。相见匆匆数言，临别时，巫宁坤忽发奇想，如果当年是他送李政道回国任教，结果会怎样呢？
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只能总结。
为了对民国及新中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一个更直观的印象，我把这段时间分为几个时期，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关键词进行总结。
1、北洋时期：尊重，觉醒，骨气，生活优裕；
2、抗战前期：尊重，优抚，学术成就；
3、抗战时期：尊重，困苦，艰苦卓绝，大师辈出；
4、台湾时期：尊重，困苦，困顿中发展；
5、新中国时期（49年--76年）：打击，灭绝人性，思想禁锢，无人格，无骨气
从上面各时期的关键词可以看出，民国时期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也许，在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下，我们选择一些具体的人和事，更能把历史的真实面目看得更加清楚。
吴晗与胡适：谁的路才正确
吴晗是著名的明史专家。1948年11月底，时为清华教授，秘密潜入解放区等待出任共产党高官的吴晗，派人找到胡适，让胡适留在大陆，不要跟着国民党乱跑找死。当时中共许诺，让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兼任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斩钉截铁地让来人告诉吴晗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这是他广为流传的面包自由论。
胡适南行之后，曾多次对人说，吴晗可惜，走错了路。他这样说，是因为吴晗曾经是他的得意弟子，他不愿看着吴晗从此走上不归路。
吴晗随后以接收大员的身份，掌控了北大、清华。意气风发时，越发认为胡适是典型的狗坐轿子，不识抬举，是真正的“走错了路”。
师生都认为对方走错了路，结果如何，历史作了回答。只可惜答案对于吴晗太过惨酷了。
对这一对师生，历史是这样记录的：
1948年底，胡适离京南行后，受蒋公委托，以私人身份赴美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一做，就是10年。蒋政权逃离大陆后，胡适在美自谋生路。这么大一个知识分子，与其他人一样，填表求职，买米买面，其间苦痛，不足为外人道也。
1957年，蒋介石亲请胡适回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离美赴台。1962年，当吴晗在北京副市长任上时，胡适在台北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一时，台湾大恸，蒋公为之亲挽：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出殡之日，台湾各界30万人为胡适自动执绋，备极哀荣。成千成万人为他哀悼痛哭，泣不成声。从南京东路经过敦化路，松山到南港的路上人山人海，不论男女老幼，都站在路边向胡先生灵榇致敬。
胡适只会打麻将的小脚太太江冬秀看着如此壮观浩瀚，涌动不息的人潮，对长子胡祖望说：祖望啊，做人做到你爸爸这份上，不容易啊。
台湾人所以会对胡适先生有这样的情怀，是因为49年前后，当时所有重要的知识分子要么就留在大陆，要么就流亡海外。傅斯年主持台湾大学时，连教师都招不够，还是用从大陆史语所跟过来的研究员们当教授才解决了当时的困难。所以，以胡适当时的地位，在台湾非常困难的时候，愿意回台湾担任这个职务，主持中央研究院，台湾的老百姓从心里觉得胡先生是认同我们的，来支持我们的，对他非常感激。那种感激之情确实是发自内心的。
吴晗有一个革命的老婆叫袁震，袁是中共早期党员，是一个思想极激进，身体极虚弱的女人。吴和袁是姐弟恋，吴对袁的爱情，确实纯之又纯，因为袁震身体的缘故，据说连夫妻生活都是没有的。这样的爱情感动了当时的许多人。
在西南联大教书时，正处于八年抗战最艰苦的时段。作为教授，吴晗与他体弱多病的妻子和其他教授一样，过着贫病不堪的生活。自此时起，吴的人生道路，开始由袁震引领，为共产党开始工作并出了大力。后来的结果是，文革期间，吴晗因《海瑞罢官》开始受到批斗。继而又挖掘出建国前他写给老师胡适的信，这就变得更加严重了。妻子袁震也跟着被揪斗。69年春，袁震因病被允许自劳改队回家看病。当晚，住在同院的万里送来一碗红豆粥以示慰问。想不到，这碗粥竟成为袁震最后的晚餐。身体早已跨掉的袁震，当晚被只有10岁的养子和养女用平板车拉到医院，医院因其身份拒绝抢救。凌晨，躺在医院大厅冰冷水泥地上的袁震撒手归天。死时，两眼半睁，死不瞑目。
新中国成立后，吴晗焕然一新。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就是他那段时间的写照。
1956年，吴晗找郭沫若、茅盾、邓拓等人，联名上书周恩来，要求挖掘十三陵中规模最大的永乐皇帝陵——长陵。很多专家坚决反对发掘行动，但是那时吴晗风头正健，时常出入毛主席的书房，最后决定拿出个定陵让吴晗“试掘”，长陵才算保存下来。
发掘定陵是吴晗一生最大的败笔。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真是一句辛辣的谶语，吴晗一生没有亲生子女，他后来种种不详的遭遇，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
1966年文革开始后，吴晗也没能逃脱文革的狂飚，其与胡适的书信，成为其投靠胡适的死证。他数次被迫跪在地上接受批斗，受尽羞辱：在关押期间，他的头发被拔光，胸部被打得积血，69年10月，吴晗被斗死。死前未能见养子养女一眼，只留下一条满是血迹的裤子。
胡、吴师生的道路选择不是个例。那时，选择离开的必经过深思熟虑。留下如能相安无事，谁愿选择颠沛流离，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例如胡适、傅斯年、梅贻琦、钱穆、梁实秋等人。选择留下的，当时其实已经左倾，他们或者对国民政府彻底失望，或者对新政权抱极大的热情与期待。例如吴晗、冯友兰、陶孟和及后来大批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只是没过几年，梦想就被击得粉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何以走到这一步？执政党的原因我们不去谈它，从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和行为来进行讨论，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依然只能靠别人恩赐而无法自己掌握。
曾家的命运：是宿命还是因果
曾家是指曾国藩及其兄弟和他们的后裔。曾国藩是晚清四大名臣之首，其《曾文正公家书》不知影响了多少国人。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这个家族，一辈子最讲究持家报国，思想多延及子孙后代。
49年后，曾氏家族两个熠熠闪光的人物曾昭抡与曾昭燏兄妹俩留在了大陆。
曾昭燏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1947年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代理主任。昭燏留在大陆，本来是认为如日中天的考古事业还是在大陆，是想为新中国建设贡献一份力量的。哪曾想到，因其显赫的家世，昭燏生活和事业屡屡受到牵连。
1951年，大举清理阶级队伍时，按上级组织部门要求，昭燏仿李秀成兵败被俘所写的《李秀成供词》，写数万字供状式《自传》。不过，我实在想不通，她究竟为何如此做法。这是被逼而降还是心悦诚服？一个知识分子，大家之后，如此行事，我很难理解。
1957年反右，曾昭燏又屡屡被要求对自己的思想与经历进行深挖汇报。这时已不断有人对她的家庭出身，对她的曾祖爷爷辈平定太平天国，对她与傅斯年的关系开始夹枪夹棒的抨击。62年，四清和五反运动开始，“反革命历史家庭”这个定性让曾昭燏始终感觉利剑在喉，战战兢兢。至64年12月，国内政治气候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屡遭点名批判的曾昭燏经不住这巨大的压力，于南京灵谷塔跳塔身亡。
我相信，曾昭燏死前已心如草灰。心境颇似曾国藩晚年“心力交萃，但求速死”。其跳楼前逗留沉思，想必各种想法交替出现，生死矛盾斗争不休。但其信仰已死，生无可恋。往细处推测，先是其共产主义信仰彻底破灭，其理想中的新中国早已如美丽的肥皂泡般在心中破灭，其在新中国的前途命运也已是黑暗一片。继而其少年时期所受的基督教对其的影响也完全失去，在这个社会，她看得到自己的忏悔，却看不到社会的爱，宽恕和信义。对基督信仰的失去，使其自杀的想法没有了牵绊。最终，我觉得对其死影响至深的还有佛、俗二道。在佛，她希望此一死，能够轮回。如有此轮回，她决不会再选择留在大陆。选择在灵谷塔自杀即为其想法的隐证。在俗，即因其家教，如果这也算一种信仰的话。她认为，再活下去，决不可能为家族增加任何光彩，而徒增家族之侮辱。故其决然一跳，决然赴死。
这是1949年后，曾家留在大陆的后人第一位自杀者。
曾昭抡，曾昭燏的二哥，著名化学家，是中国最早参与原子弹研究的少数几个人之一。49年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
曾昭抡的夫人俞大絪，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其哥哥俞大维，曾任台湾国防部部长。俞部长，亦是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俞正声的堂叔。
1966年8月，俞大絪被红卫兵剥除上衣，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时年60岁。
50年代，她曾经受命向台湾喊话，对她哥哥做“统战工作”。当时还在北大燕东园的草坪上照了她家人的照片，要送到台湾去。没有想到，此后她自己却在此处受到野蛮攻击凌辱又服毒自杀在这里。
这是俞家第一位自杀者。
曾昭抡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然后被分配到武汉大学进行改造。66年8月，当他的妻子因被斗而自杀时，他不住在北京。曾昭抡请假回家料理妻子后事，但未被批准。曾昭抡以头拱地，面北而泣，直至泪尽泣血，昏死过去。67年12月，曾昭抡在精神苦痛，病魔摧残和残酷批斗下死去，时年68岁。
曾昭抡死后无人收敛，任其在床上慢慢变质。幸有一侄子来探望叔父，才将其拉到火葬场火化，而后将其骨灰撒入长江，随水漂去。
1969年，曾昭燏的二妹，林巧稚的高徒，曾任北京第三医院院长兼北京市卫生学校校长的曾昭懿，因家庭出身被红卫兵批斗，后被关押在宿舍反思。因门被从外面锁死，造反派又忙于批斗别的牛鬼蛇神，曾昭懿被活活饿死于宿舍中。
至此，曾、俞两家，一斗死，一饿死，两自杀，曾家当时最闪亮的两颗星星接连坠落，惨极，痛极！
我不明白的是，1948年曾昭抡与俞大絪自美国回国途中，转至香港时，曾给其在美国的弟子王瑞駪发函，让其留美勿回。为何他们自己就拒绝了俞大维在台湾给他留的职位，而听从共产党的引导坚决回到大陆呢？这是命运吗？是曾家的命运吗？是曾家平太平天国之乱时杀人太多的报应吗？
陈寅恪：谁的骨头最硬
陈寅恪，自早年起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家长达13年，精通多种语言。陈先生读书只为知识，不为学位。虽学富五车，却无一张文凭。上世纪20年代中期，清华大学开办国学研究所时，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举荐他。曹校长觉得陈寅恪无“名望”、无“博士”、无“著作”，是“三无学者”，梁启超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清华不请，国外的大学就一定要请了。曹校长一听，赶快聘请。35岁时，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起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48年底， 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时，陈寅恪虽然与胡适一起离京南飞，却因了种种际遇留在大陆而未去台湾。
有一种说法，陈初时并未受到中共的关注。1949年底，毛泽东第一次访苏为斯大林祝寿时，斯大林突然问起陈寅恪，以示关心，因斯的著作《论中国革命问题》引用了陈的文字。毛当时并不知道这位著名教授的下落，回国查访，才知道他留在了广东岭南大学。
陈寅恪因其学问广博，在史学界的地位如泰山北斗。50年代初，中共一再邀请陈寅恪赴京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但屡被陈拒绝而不得其职。但陈真正让当世及后世学者高山仰止的乃是其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高贵品格。陈曾向北京方面提出两条要求：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参加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气势够强的，这骨头够硬的。
毛泽东40年代曾评价鲁迅，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然而奇特的是，1957年反右期间，毛在上海小住，罗稷南先生曾向毛提出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沉思后回答：以我估计，（鲁迅）要么关在牢里还要继续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鲁迅已死，寅恪尚存。我认为陈先生的骨头才真正是最硬的。
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动辄因言获罪的年代，不论当权者用何种诱惑，恐吓，威逼等任何形式，只要有违于先生“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原则，先生一概坚拒不受。这样的风骨，这样的气魄，自49年后，几无所有了。与此相对照的则是：郭沫若，冯友兰，罗尔纲，范文澜，费孝通，翦伯赞，顾颉刚，沈从文，唐兰，陈垣等等。
文革爆发后，双目已盲，浑身是病的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以中山大学“特号反动权威”被批斗。1967年夏，因妻子唐筼屡被“革命者”乱拳打倒，被折磨得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陈寅恪担心妻子先他而去，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预先写下一副挽联：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断肠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时已80高龄奄奄一息的陈寅恪，被赶出家门。10月，终衔冤负屈而去。
一代巨儒，含恨逝去。
骨头硬如陈寅恪者结局如斯，骨头软的结果如何？
郭沫若是一条没有骨头的狗，不想说他了，只说冯友兰吧。
从冯友兰先生一生的所作所为看，其本性也接近于一条狗。但在毛的眼里，只是一条狗还不够，还得是一条夹起尾巴的狗。冯在国民党主政期间，国共改朝换代期间以及在中共执政后的历次运动中的拙劣表现，都充分说明了冯的这一人格特征。文革期间，冯友兰左躲右闪，揭发这个，紧跟那个，也没逃过屡遭抄家，备受欺凌的命运。从冯先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读书虽然可以使人有知识，但不一定能使人有胸怀；虽能使人知荣辱，但不一定使人有勇气，也不一定使人有骨气。有些知识分子，看上去挺高，其实不如一个普通老百姓。
当然，1949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到的摧残为三千年来所未曾有。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辩护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在这样悲惨的情况下，以气节来求全如冯友兰等知识分子，实在无异逼人做烈士。但我想，在这样的时代，即便做不了英雄，也不必去做了帮凶。这也是一种气节！
梁思成与林徽因：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祖国
世人知道梁思成和林徽因，大多是因为林与徐志摩，与金岳霖的种种传说和绯闻。但梁、林真正对社会的贡献却是其对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艺术的总结与发扬。梁思成在其《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中曾满含深情地写道：……没有她（林徽因）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1948年12月，解放军进驻清华园，进逼北京城。有一件事让梁、林出乎意外又心存感动。几位解放军代表来到梁家，请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地图上标明北京需要保护的古建筑与文物存放地点，以便在攻城中加以保护。因了对共产党这点滴的了解与感动，梁、林夫妇自愿留在了清华园。
才女林徽因设计了新中国的国徽，参与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1955年，因病去世。林徽因去世的当夜，曾有话要到梁思成说，却被护士以夜深为由拒绝，遂成终生遗憾。林的早逝，是上帝对他的眷爱，是不幸中的大幸。但即便如此，梁思成为其设计的墓碑在文革期间还是被清华的红卫兵砸毁。如果活着，等待她的，不知是何等悲惨的命运。
一个设计了国徽，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的人，却失去了丈夫为自己设计的墓碑，人若有灵，不知林徽因会做何想。
但梁思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文革爆发后，梁思成被造反派打成与彭真一伙的“反党分子、混进党内的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斗。后又以“国民党潜伏特务”的罪名与外界隔离。梁思成本来身体就不好，二十岁出头时因为追求林徽因遭遇车祸，从三十二三岁时起，上半身就箍着钢架子。一身是病，虚弱到不能站立和走动的梁思成，每到斗鬼会时，都要坐在一辆全清华最破的手推车上接受批斗。每次斗完，梁都如死人一样长时间缓不过气来。他曾经绝望地对家人说：抗战八年，我跋山涉水，先长沙，后昆明，再李庄。面对饥饿与疾病，我过关斩将，终于迎来了胜利之日。现在看来，我是过不了文革这一关了。他一语成谶，不幸而言中。1972年1月，一代建筑学宗师溘然长逝。
前些日子，偶然看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梁氏家族三代人的悲剧》，把梁任公、梁思成、梁从诫祖孙三代拿出来作了一番分析，认为梁家三代均是让人嘘唏的悲剧，对此我倒是颇有些不同的意见。
一是这篇文章太过简略，没有把梁家的事介绍清楚，不清不楚，如何分析？二是作者对梁家命运的分析谬误甚多。
我认为，梁家其实是两代悲剧。梁任公的一生，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当其时也，纵横捭合，是大剧，正剧。任公是大学者，大英雄，青史留名，又颇得善终，怎么能是悲剧？
梁思成的前半生，特别是抗战前，生活，学术风生水起。北京著名的“太太的客厅”，他是男主人。抗战期间，自北京而长沙、昆明、李庄，都是因了战争的缘故。当时抗战情势危重，“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过程极为艰难。知识分子得蒋公护佑，难则难矣，但多为生活之难，而非心灵之难，思想之难。中国读书的种子和未来的希望得以保存。所以，这段时间，不是悲剧，不是苦剧，是全民抗战的历史大剧。
抗战胜利，内战开始，梁家的悲剧自序幕始，到落幕终，结果已为世人所见。让人不胜唏嘘之至。
突然就想起一句诗来：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
傅斯年与穆旦：无名的野花在头上开满
傅斯年是山东聊城人。五四运动时，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1920年去英国和德国留学，1926年归国后，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后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和文献整理方面贡献颇丰。他主持安阳的考古发掘将中国考古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古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研究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傅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开一代风气之先。有人这样评价傅斯年，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知识分子的典范。抗战和内战期间把孔祥熙、宋子文从行政院长的职位上赶了下去即是其最有志气，最有血性的明证。傅斯年一生固守民族大义,极重文人气节。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北大复员时，凡是敌伪时期在北大当教授的，一个也不聘。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由此与其结下深怨。胡适称他为“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1949年1月，傅先生赴台，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台大的前身为台北帝国大学，是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战后于1928年创立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当时的台大，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学术水平上，以及学校的思想风气上，都是不入流的学校。学生大都是富家子弟，平民的孩子难有入学就读的机会。傅斯年坐上台大交椅后，再度聊发少年狂，决意要“替台大脱胎换骨”。他把北大的学术自由精神带到了台湾，把有教无类，公平教育的理念带到了台湾，台湾大学自此有了自己的风骨。
1950年12月，傅斯年因病在台北去世。蒋先生亲书“国失师表”挽章，并亲临致祭。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仁的挽联曰：
廿二载远瞩高瞻，深谋长虑，学术方基，忍看一瞑；
五百年名世奇才，闳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
台湾大学全体师生的挽联曰：
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
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台湾大学为纪念其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功绩，专门在校园建造陵墓并命名“傅园”，园中有一座纪念钟，名为“傅钟”，是台大精神的象征。
傅斯年在台湾那边受尊，其留在大陆的亲人在这边受罪。
傅乐焕，傅斯年的侄子，1947年，赴英国留学。1951年学成，坚拒傅斯年的让其赴台湾大学或史语所工作的安排，返回他想象中自由幸福的大陆。1952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
1966年5月，文革初起之时，傅乐焕受叔父的牵连，被作为“安插在大陆的特务”遭到连续的批斗、关押和残酷的折磨。傅乐焕身心痛苦至极，哀伤至极，在走投无路，生不如死的凄惨境况中，他最终选择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以死证明自己"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士大夫的气节与骨气。23日在北京陶然亭投湖自尽。
同年8月，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老舍，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著名作家汪曾祺的小说《八月骄阳》专门写老舍投湖之死，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
随后，傅家在聊城的祖坟，大清开国状元傅以渐作为“地主阶级的头子”与“台湾特务、反革命分子傅斯年的祖师爷”，其墓被红卫兵用烈性炸药炸开，劈棺扬尸。母亲在重庆的坟墓也被炸开，惨遭毁坏。傅家留在大陆的亲属，上至祖辈，下至子侄辈，境遇无不凄惨。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文革结束近40年之时，2012年，河南发生了令全国侧目的扒坟运动。当时河南周口为增加可耕地面积，以殡葬改革的名义，要将地里的坟头全部平掉。此运动受动民众普遍抵制。周口市长要求平坟要“一鼓作气，坚决平，迁到位，不留死角”，公权力竟然堂而皇之地逼迫人们自平祖坟，古往今来的人类之罪恶，莫此为甚！周口的扒坟运动，看似只是一个政府与民众冲突的普通事件，实则有其深厚的文革意识与背景。卢扒坟（卢展工，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决不是一种孤独的现象，只要假以时机，有些人心中的恶念及随之而来的恶行就会象春天的野草一样地疯长。事实一再说明，不对文革从思想上、政治上、行为上做彻底的清算，只批评演员，不涉及导演，文革的阴魂就会始终盘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不一定什么时间，就会在中国的心窝上再狠狠扎上一刀。
从傅家在大陆的结局看，傅斯年的早逝，未尝不是上天对他的另一种厚爱。否则，以他的性格，这样的人间惨剧让他所闻，他必会在台湾面北而叩，泣血而亡。果如是，则天下士子学人该当如何面对！
傅斯年，这样一位著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长期以来在大陆默默无闻，这是一个民族之悲。“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而不知道爱戴他拥护他的民族则更为可悲！”美国对南北战争结果的处理和认识应该成为大陆处理国共内战一个最好的范式。大陆不应以政治歧见来评判像傅斯年这样的历史人物。
傅先生一代大师，在大陆却难为师表。即便我一个学中文的学生都对他知之甚少，究其因，一则是我读书太少，于历史知之不详；二则大陆有意压制与隔离更是主因。我观傅先生一生，大才，大用，大胸怀，大眼界，一生挚爱我中华民族。这样一个人，其生也名，其死也荣，大陆不该如此待他。
穆旦，中国最好的诗人、翻译家。著名学者、作家王小波读他的译作，每每如朝圣般虔诚。
穆旦原名查良铮，出身浙江海宁查氏家族。查家为江南名门望族，家道中兴几百年不衰。清康熙帝南巡时曾赐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以示褒奖。穆旦与名满天下的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查良镛）为同族叔伯兄弟。只是后来，一个自美国回到大陆，著名的诗人、翻译家却下场凄惨；一个自大陆迁香港，成为名满天下的金大侠，香港最高荣衔“大紫荆勋章” 获得者，直到现在还活跃在陆港两地。
穆旦也许是上帝派下来到人间的传道者。他有一个充满传奇的前半生，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凄惨悲凉的后半生。他用自己的一生，来证明殉道者的真诚。
1935年，穆旦考入清华。1937年抗战爆发，穆旦由北京到长沙，又从长沙向昆明转移。这次大迁徙，穆旦跟随闻一多、曾昭抡等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步行团”，徒步3000里，到达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路上，穆旦带一本小型英汉词典，边行军，边背单词。背一篇，撕一页，至昆明，一本词典所剩无几。这一路行走，为其今后诗歌创作打下了坚实、硬朗的基础。冥冥之中，也为他在几年后能活着走出野人山做了一定的经验和体能上的准备。
1940年，穆旦自外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42年2月，24岁的穆旦遇到了人生一个重大转折，他投笔从戎，报名参加了中国入缅远征军，在杜聿明的第5军司令部，以中校翻译官的身份随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与日军作战。同年5月至9月，亲历滇缅大撤退，经历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于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穿山越岭，扶病前行，踏着堆堆白骨侥幸逃出野人山。
对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穆旦极少向人提及。只向自己的老师吴宓和几位好友偶尔述过。吴宓日记中有“铮述从军的见闻经历之详情，惊心动魄，可歌可泣”之语。
1945年9月，根据入缅作战的经历，穆旦创作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上著名的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在诗的最后一段，诗人用中国远征军将士们的鲜血和泪水凝成了一曲凄婉哀绝的祭歌：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这是神一样的诗篇，这是神一样的悲悯。生命的无奈，时光的无情，自然的残酷，意象之恐怖，心志之恍惚，全是血泪凝结，震人心魄。相比屈子江边行吟，悲叹时运之不济，穆旦的诗更让我从灵魂深处对命运敬畏，对生命珍重。
这段真实感人的抗战历史，仿佛让我再一次重闻蒋先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多少年来，被侮辱的，被丑化的历史终会还原，真相总会到来。现在我知道，对抗战历史的认识和书写有那么两种人，一种是知道但不承认，是为其夺权和美化政权而愚弄人民；另一种是真不知道，其原因或者是不读书，或者是瞎读书而致满脑子浆糊。这两种人都不能原谅，因为掩藏真相是罪恶，而不去了解真相则是愚昧。
1949年，穆旦赴芝加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1952年，穆旦与夫人周与良先后收到了台湾大学和印度德里大学的聘请书，但夫妇二人还是决定回归大陆，去完成他们对祖国的贡献。1953年5月，二人分别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和生物系副教授。他们凄惨悲凉的后半生从此开始了。
穆旦被批判的罪名起初由国民党远征军“伪军官”和“蒋匪帮的英文翻译”晋升为“双重反革命分子”，继而又被晋升为“美国特务”。1958年底，反右时期，穆旦受了“阳谋”的暗算，被“引蛇出洞”，结果被天津中级人民法院以“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处以三年劳动改造。1962年，被解除管制，每天打扫厕所和澡堂，结果，其传奇般的生命再度迸发。白天从事完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无休止的思想汇报后，晚上回家就开始偷偷翻译英国诗人拜伦的长篇诗歌《唐.璜》。1965年底，译完初稿。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文革已开始横扫中国大地。期间，穆旦夫妇被几关几放，屡遭批斗。1977年，穆旦心脏病发作而含冤去世，时年59岁。
死前，诗人写出了新诗《冥想》，道出了自己一生的感悟：
……
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
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
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
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
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
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诗人是社会的梦想家，人类因梦想而伟大。穆旦是上帝的传道者，一生都在向人们传播着善良、爱心和梦想。诗人死去，梦想黯淡。友爱和善良被狂风席卷，这块大地充斥着罪恶和谎言。
1949年，这条深刻的分界线，写满了多少知识分子阴阳两隔的悲欢。
曾经留下的，梦想被击得粉碎。故有陶孟和“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的呐喊。
曾经离去的，眼望故土，无能为力，满怀心酸。
这样的结局，是上帝对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诅咒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