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谜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谜

一九二四年周恩来从法国途经莫斯科返回，立即便被任命为刚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转正）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是中将。时年二十六岁。

周恩来到底何德何能，出国所谓留学数年，归来便获如此重任？似乎从未见人对此提出疑问，因我们已习惯了他是一个伟大人物，将此视为理所当然。可是翻查一下历史纪录，就不免令人疑云顿生：国民党方面，他毫无功绩，共产党方面虽然有些功绩，但也少得可怜。且看周恩来那段时期的历史：五四运动前夕，他在南开中学建立了一个十来人的学生组织“觉悟社”，办过一份叫《向导》的杂志，发表过一二篇思想简单幼稚的文章和几首貌似诗的诗，参加过南开学生话剧团（当时称文明戏），在其中扮演女性角色。五四运动中，组织过南开学生上街被捕，关押半年后释放去法国勤工俭学。在法期间任少年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书记，二一年中共成立后转为中共旅欧支部书记，仅此而已。竟得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官职，地位仅次于蒋介石！有人将周飞速擢升解释为邓颖超的功劳，说邓颖超在周回国之前在中共党内地位比周恩来高，是她借助自己地位，为尚未回国的男友周旋安排。可是查查邓颖超的记录，她的功绩连周恩来都不如，邓颖超本人也是坐火箭高升的人。她既不漂亮又无家庭背景，不但自己爬得飞快，还捎带男友比她爬得更快，简直天方夜谭似的，她哪来这么大的能耐？

关健在周恩来归国途中，怀里揣着一封推荐信。写信人是第三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诺夫。收信人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鲍罗廷一见此信，二话不说，便任命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并授中将军衔给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青年人。

由此可见周恩来和季米特诺夫的关系。他在法国虽然有留学之名无留学之实，可是却获得政治晋升的最佳捷径。季米特诺夫当时还是世界共产党情报局主席，周恩来恰恰是中共特务组织创办人，他在法国及德国留的什么学，受的什么训，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他在黄埔军校成立前夕回国，绝非偶然。事实上，鲍罗廷早就知道第三国际要派一批受过训的中国同志回来，周带的推荐信，只是让他验明正身。

明白了这层关系，也就明白了邓颖超飞速擢升的原因。周恩来旅欧期间，若与国内新成立的共产党毫无联系，对他今后的发展及在党内的地位显然不利，邓颖超就担任起这一联络人角色，周则通过共产国际关系使邓颖超飞快上升，上升后的邓颖超又能给周进行更有效的活动。

对第三国际来说，周恩来是操纵中共的工具，而对中共来说，周是第三国际代表的代表。中共当时完全受莫斯科和第三国际控制，他们赏识谁，谁就能在中共占据要津，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就连中共党史也无法遮掩这一事实。

莫斯科和第三国际都负有培训各国共党干部的任务，这两家其实是一家，第三国际是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经费也由苏联提供。既是一家为何分作两处呢？这是斯大林基于外交上的考虑，如在本国境内训练外国人如何武装反叛他们的政府，会招惹外交麻烦。因此就把军事及特务培训，由第三国际在苏联境外实行，莫斯科则负责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培训。

如此，中共早期高级干部，基本上由三类成员组成：一类来自莫斯科读书班，如瞿秋白、王明等；另一类代表第三国际势力，也就是以周恩来为首的留欧生；第三类是毛泽东式的土生土长派。第一类人政治声望最高，以钦差大臣身份，带着尚方宝剑回国，具有绝对权威。但这类人致命弱点是光杆司令，在党内没有从上到下的组织系统，党内出现分歧和残暴斗争时，这类人总是逃脱不了被牺牲的命运。后两类人虽然在声望上不如莫斯科派，但他们有自己的组织系统，是真正的实力派。

从人际关系上来看，周恩来表面上与莫斯科关系较疏远，他仅曾“路过”苏联，但实际上，他比直接来自莫斯科的中共干部，更接近苏共最高领导层，他是当时党内真正的“通天”人物。苏共让他少染些莫斯科色彩，只是为了减少外界注意，从而更方便地使用这把“工具”。

试想一下，若鲍罗廷直接把来自莫斯科的中共干部安插在黄埔军校，就免不了留下明目张胆操控孙中山国民政府军队的印象，起用周恩来多少可起到一些掩人耳目、堵人口舌的作用。如此，周恩来虽无莫斯科钦差之名，却尽得钦差之利。

现在我们可以归纳总结一下周恩来旅欧期间的成就：他除了成为季米特诺夫亲信之外，还利用旅欧支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帮派体系，这一帮派体系对他一生的重要性，我们只须看看名单就知道：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聂荣臻、蔡和森（归国后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一度任中央书记）、郓代英（归国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之子、广州区委书记）、向警予（蔡和森之妻，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蔡畅（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员）（上述名单凭记忆所及，难免有疏漏之处）。

第三、当时旅欧中国青年因政治见解不同，常为中国前途问题争执不休，甚至挥拳动手打起来，周恩来常扮演一个调停者、和事佬的角色，这就大大锻炼了他周旋于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外交才能。

不倒翁之谜

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在上海对中共大开杀戒，中共开始公开筹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周恩来的背景和作用在中共党内就变得异常重要起来。他遵照第三国际的指示，和朱德、贺龙、叶剑英等策动了南昌起义。不久，毛泽东也发动了秋收起义。毛泽东的草根性和自发性使他选择了到偏避山区占山为王；周恩来遵循第三国际指令去攻打广州，仅至半途，人马已损七八成，余部只好由朱德率领去井冈山借毛泽东地盘躲避。周恩来仍去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策划城市暴动搞暗杀等。按苏联的见解，社会主义革命要取得成功，只有发动城市起义。周恩来虽然屡战屡败，手下人马十损其九，却始终坚定不移地执行第三国际的指示，斯大林对毛泽东盘据山区的做法非常不满，指责其是“富农路线”，周恩来奉命从上海赶去江西瑞金，亲自坐镇指挥，派陈毅去夺了毛泽东兵权，撤消其职务并逐出政治局。

盲从斯大林的结果，连江西根据地也瓦解了，不得不撤退转移，进行长征。

由于连打败仗，士气低落，军心涣散，每天都有大量士兵开小差。十万人的队伍跑到遵义，只剩下二万人。这支队伍面临彻底瓦解。中共每次出现重大失误都有人被抛出当替罪羊。第一次是陈独秀，第二次是瞿秋白，第三次是李立三。二、三次左倾路线的具体执行者都是周恩来，但他在党内的地位丝毫未动摇。至于这第四次所谓王明、博古路线，周在军事上的责任更大。但奇怪的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发难时，矛头直指博古，未伤及周恩来半句。两天两夜会议争斗的结果，博古被迫交权。博古失败是因为周恩来转而支持毛泽东。博古彻底垮台了，连同他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是苏共操控中共，在人事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败得最惨的一次。此后，苏共在政治军事及组织人事上，都无法再完全操纵控制中共，军事上的连连失利搞垮了“老大哥”的威信。

同样犯了严重错误的周恩来却垮不了。新成立的领导核心三人小组中，周恩来依然名列其中，排名顺序是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王稼祥也来自莫斯科读书班，手中无一兵一卒，这三人领导小组实际上是两人领导小组。

周恩来这次垮不了的原因，倒不全靠莫斯科的背景，查看一下参加遵义会议成员的名单就知道，周恩来的势力几乎占了八九成。毛泽东如同时挑战周恩来肯定赢不了，说不定自身还要遭遇厄运。再说，即使他能赢，所赢的结果只能是这支溃不成军的部队一分为二，变成周恩来的军队与毛泽东的军队，那同样意味着大家一起被蒋介石消灭。

其次，这支军队仍还需要苏联物资上的援助，要使这份外援不中断，领导层里必须要有莫斯科信得过的人。

当时的士兵，对博古、周恩来之类老是领导他们打败仗的留洋派将领毫无信心，继续由他们做首领，士兵非逃光不可。队伍需要一个能鼓舞士气的首领。毛泽东曾在井冈山打过几次胜仗，这支队伍多数士兵又是在朱德、毛泽东任首领时招募来的，因此推举毛泽东任首领，可以重新凝聚这支败军。

俗话说，一山难容两虎，可是当时的特定情势，却恰恰形成了一山必须容两虎的局面。

毛泽东果然不负众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但胜利的奥秘并非像中共所宣扬吹嘘的那样完全是由于毛的英明指挥。毛泽东确实也打了一二次小胜仗，但最终能摆脱蒋介石的围追堵截，靠的是心狠手辣的大阴谋。长征起先的意图是兵分两路，突围到新疆或内蒙古中苏交界处，在那儿背靠苏联重建根据地。蒋介石当然不会让中共的图谋得逞。毛接手指挥权后，以党中央名义电令红四方面军，继续按原定计划北上，还装模作样约定了会合地点，让红四方面军的行踪完全暴露，吸引了蒋介石调军围追，他和周恩来却悄悄溜向陕北延安，说得好听一些是金蝉脱壳，问题在于这壳太大，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四军当时在人数上比毛周的红一军要多得多，充作诱饵的红四军几乎全军覆没，这应是“金蝉脱身”，只是毛周在斩断此“身”时，并不会疼痛。毛、周为了遮掩自己的卑劣用心，反过来倒打一耙，说张国焘擅自率军逃跑，另立中央，给张国焘安上个阴谋家的名号。张国焘一介教授，在心狠手辣、阴谋诡计方面哪搞得过这些市井无赖，最后一愤之下，投到蒋介石门下，在那里也没舒心日子过，一步错，步步错。

毛泽东到延安脚跟甫稳，喘息方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王稼祥踢出局。毛不相信来自莫斯科的人，但对两虎共存的局面来说，又必须要有一个能起缓冲作用的中间人物，这个人物既不能与莫斯科关系太深（毛泽东不信任），又不能有自己的势力和组织系统（周恩来不放心），但党内却要有相当资历。

毛泽东挑选了刘少奇。

刘原先一直从事地下工作，但地下党组织已基本上被蒋介石捣毁，他与毛共过事，到过莫斯科开会，在党内无自己的势力，却有相当资历。这是一个可以充当中间人的角色。毛把刘少奇扶植上来之后，经过数年经营，曾打算清洗一批周恩来的势力，这就是所谓的延安整风运动。对于这场半个世纪前的整风运动，中共直到至今讳莫如深，有关档案拒不公开，至今只传闻周恩来在整风时作过检查，但看来他的实力并没有受到重创，因他的地位依然稳固如旧。但延安整风造成最大的恶果是毛泽东接过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口号，把马克思基于经济需求分析所得出的结论篡改为工农阶级的意识本身就最革命，从而要求知识分子向工农群众学习，这种篡改的实用目的就是为了从舆论上心理上打压党内周恩来的留洋派。在实力上不能打倒对方时，力求先在舆论上获胜，这是毛泽东的惯用伎俩。中共建国后，毛泽东为了巩固自身权位不断批判知识分子，给全民族带来空前的文化浩劫，最后引发文化大革命，正是这种权力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结果。

刘少奇最恨谁？

直到如今，海内外舆论仍把中国文化大革命看作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斗争，或者是毛泽东路线与刘少奇路线的斗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开始半年，刘少奇就被打倒了，毛已取得了权力斗争的胜利，为什么迟迟不结束文化大革命，一直持续到他去世，由别人来结束？如果持续的目的是为了清除刘少奇的残余势力，为什么被打倒的各级干部，在林彪垮台后绝大多数都获得“解放”重新被起用？

把文化大革命作毛刘之间的斗争，显然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还有，头号走资派刘少奇被交给红卫兵狠斗乱打，最后惨死狱中；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却被保护起来，下放在江西农场养老；三号走资派陶铸下场和刘少奇一样；四号走资派谭震林大闹怀仁堂，当面拍桌骂江青，却安然无事。

这些现象又该如何解释？

根据前文所述，免受红卫兵疯狂冲击的都是周恩来的嫡系。俗话说，打狗看主人。毛泽东如对周的嫡系也同样毫不留情，那等于是在同周及其派系公开决战，但毛可把刘少奇轻易置于死地，却无把握能击垮周的势力，故不能不有所忌讳，只能借打刘余风，顺势扫一下周的阵营，不敢直接对阵开战。

中共直至如今仍羞羞答答不愿公开承认毛周之间在文革中的争斗，甚至很荒谬地坚持说周是毛的亲密战友。他们如此宣扬时，显然忘了这是有损于周的“光辉形象”的。毛发动罪恶的文化大革命，周始终是他的亲密战友，岂不同样罪责难逃！可是他们也无法为了周的“光辉形象”去宣扬他和毛之间的冲突，因为在文革中，周恩来确实做了许多支持维护毛泽东的事，这就是中共的尴尬：既不能过多否定毛，过多否定毛泽东，周恩来就有连带责任问题；也无法过多肯定毛，过多肯定毛，邓小平的统治就有了问题。

一些维护周的人士，试图把周与毛的冲突，看成是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抵制，可又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周曾为了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同毛作过真正的对抗和斗争。他只在一个地方竭力抵抗毛：即全力维护他那帮派体系的地位和权势，这是他至高无上的原则，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迎合毛泽东，也可以抵抗毛泽东，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牺牲任何社会正义与理想，至于这帮派体系之外的人，因他这一原则遭受牺牲更是不在话下。在刘少奇问题上，最清楚不过地暴露了他这个有着“光辉形象”的“伟人”，实际上是权欲私心极重、保护自身第一、而又性格懦弱的人。

如前所述，刘少奇在中共党内并无自己的帮派势力，他是靠毛提拔又大肆吹捧毛起家的，文革中打倒他及其叛徒集团也仅仅六十一人，其中地位最高的只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长彭真和原任公安部长文革前调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其余大多属文教宣传系统，刘少奇凭这几个毫无实力的人马就反毛泽东，莫非利令智昏？或者他反毛只是毛的猜疑从而蒙受沉冤？刘少奇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地反毛，但是架空毛的举动确实已有数年，毛在文革前，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发表，都被置之不理，表明刘、彭已不把毛放在眼里。大跃进失败之后，毛被迫在党内七千人大会上作检讨，刘少奇虽然未点名，却极为直截了当地在大会上说领袖不是神，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盲目跟随，喊万岁是封建主义等等。毛被迫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问题。

与光杆司令相差无几的刘少奇哪来的这份力量，竟能迫使毛泽东收敛气势，处于半退隐状态？结论很简单，刘脱离了毛的阵营，和周恩来结成了联盟（六零年后，邓小平把中央书记处工作全部交给副手彭真处理，自己一心玩桥牌，出席政治局会议时一言不发，坐得离毛远远的，这表明周派早就预谋让刘派充当与毛直接冲突的马前卒）。他们俩结成联盟，中央高层权力就基本上被控制住，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就只剩下唯一的死党林彪了，而林彪自建国以后，几乎从不过问政治，政治局会议极少参加。一个原因是他脊髓神经受过枪伤，身体十分虚弱，怕风怕光怕冷怕热，另一方面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自己又有功高震主之嫌，不如退避三舍。如此，在政治局常委之中，毛成了孤家寡人。

至于军队中的势力，刘少奇虽没有半点，但周恩来却至少和毛泽东旗鼓相当，而在八大元帅之中，周恩来的势力远大于毛泽东。（毛在庐山会议为显示自己头上不可动土，砍去了他的忠臣彭德怀，罗荣恒在文革前病逝，因此十大元帅只剩八人），按照周、刘盘算，他们采取逐步架空毛的战术定可稳操胜券，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毛的威信大挫之后，刘少奇的威信逐年上升，至文革前已达到和毛并驾齐驱地步。可惜他们设计的棋步中，走了一步最大的错着：他们为了麻痹毛，为了遮盖自己的用心，在架空毛的同时，却在舆论方面开始大捧特捧、大吹特吹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毛为了方便自己部署反击，以提拔罗瑞卿去当总参谋长的方式，赶走了老跟在自己身边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以为毛可被甜言蜜语蒙住，还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一文，他们以为毛逐步被架空，而自己又被塑造成毛思想的最佳继承者，如此毛将无反击之力了。

他们低估了毛泽东。

毛泽东精心部署的反击方式是他们完全没有料想到的。毛利用对手为了麻痹自己和民众所搞的个人崇拜，借力打力，干脆走出北京，躲在上海和杭州，直接通过广播电台发动文化大革命（命令中央电台广播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煽动千百万无知的民众和狂热的青年造反，让全国迅速处于瘫痪状态。毛此时在民间已如同神，民众只要知道有谁竟敢不敬、亵渎这位神，非蜂拥而上，咬死他撕烂他不可。

为了以防万一，毛在号召全国造反的前夕，密令林彪把三十八军调入北京。对于林彪来说，不参与这场权力斗争，不调军救驾，刘周得势照样会清除他。因此林彪从六三年起也参加了神化毛的大合唱，不能让接班人的形象专利只属刘周一派。

毛调兵入京与其说真的决心同周恩来作军事决战，还不如说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势。毛深谙周恩来的性格。果然，周恩来在出乎意料的反击和对手打算蛮干的架势面前，惊慌失措一阵之后，可耻地退缩了，他选择了抛弃刘少奇，以求自保，使毛乱中求胜的险棋得逞。

中共为周辩护的观点称，周当时这么做是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忍辱负重，如果他不顾全大局，全国将更乱得不可收拾。中国那时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到处枪炮轰呜打内战，死了不知多少人，哪还有什么大局可顾？

民间尚有不少平头百姓，为了扞卫刘少奇不惜浴血奋战，相比身居要津、手握大权的周恩来，何者更有社会正义、更关心民族的命运？周恩来背叛了刘少奇，也背叛了众多敢于以生命作抗争的民众。

所谓的顾全大局，戳穿了只是为了保全他那官僚小集团利益。周恩来的懦弱，毫无政治理想，在危急关头首先明哲保身的性格，使毛泽东轻易获得了搞垮刘少奇的胜利，但他并不善罢干休，毛认为只有搞垮周恩来，绝对权威的地位才能真正巩固。

就在刘少奇迅速垮台的同时，毛部署了对周的攻击，第一次是利用红卫兵联动组织，在北京街头贴大字报，抛出周恩来二七年“四？一二”期间被捕，随后在报上刊登《伍豪（周当时代号）脱党启事》得以获释的材料，依共党纪律，凡被捕后发表脱党声明求得获释，便是叛徒。

对这一经历，周恩来自己是这样解释的，他被捕时，国民党士兵并没有认出他，以为他是一般党员，他的黄埔学生、白崇禧的弟弟白洋闻讯到中狱中释放了他。至于脱党启事，他根本不知道，是他出狱后，白洋为了对上有所交待以他名义登的。这一有鼻有眼的叛徒材料，换作他人早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了，但结果却是“联动”成员，被按上反革命罪名全数逮捕。第二次是通过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结果遭到周恩来的军中势力激烈抵抗，大有决战之势（即著名的武汉兵变和大闹怀仁堂事件），毛泽东见势不妙，抛出王、关、戚作牺牲品，由于军中分裂的迹象日趋严重，毛最后只好拿林彪作替罪羊，以换取冲突平息。

第三次是批孔批《水浒》同样是以毛的退让失败而告终。

周是如何粉碎毛的进攻的，这方面材料中共丝毫未透露。因而海外舆论就把毛的被迫退让看作是江青瞒着毛在搞周恩来，把罪名全泻到江青头上，其实江在受审时己一语道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第三次反周，毛已动用江青亲自出马，毛此时手中的大牌也已出尽了，而周恩来只是炮制了《红都女皇》事件作为反击，江青落得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机密的罪行，立刻威信扫地、气焰难再。

毛的取胜仅仅靠天相助，比周多活了八个月，但他仍无力也无足够的时间全扫周的势力，只是打倒了邓小平，而这场胜利又是那么短暂，周的势力没垮，最终取胜的仍是他。

然而，周恩来无论作为做人还是作为政治家来说，他真的胜利了吗？

不少人为周辩解道，当时周若同毛公开对抗，不但保不了别人，连他自己也要垮台。可是至少从目前公开的事实来看，根本不应得出如此结论，暂且试举二例：一是六六年冬，毛躲在杭州遥控，江青在京，背地里唆使红卫兵冲进中南海，包围国务院，将周恩来围困二十四小时之久。周劝说红卫兵撤退无效，军方大怒，某军头调军入京，向包围国务院的红卫兵开枪扫射，用周的原话来说“死了很多人”（此一事件是周本人亲口向来访的斯诺透露的）。毛闻讯后，不敢有所动作，反称红卫兵受反革命挑动，把围周事件的头头全部逮捕入狱。

其二即武汉兵变，更是著名，毛要军队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汉军区偏偏支右。毛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王力到武汉发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干脆把王力抓起来。他们听说毛本人也到了武汉督阵，就发动几十万市民包围武汉机场，要把毛拦截下来，毛见势不妙，赶紧脱身。要周出面去平息事态。周把陈带到北京，当时虽解除了职务，可却是文革中最早平反解放的一人。由此可见，连陈再道这样一个军区司令公然对抗，毛都奈何他不得，遑论周恩来！

从毛在文革中数次扳不动他，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若多分勇气，多为全民族利益着想一下，而不是为虎作伥，中国百姓何至于遭受十年之久的文革苦难！

假如周同刘少奇一样也迅速垮台，文革也可早早结束，可偏偏这个怯懦的人又拥有那么大的权势，两军相持不下，民众陪绑陪斩十年。

周恩来一生如有后悔，定会后悔抛弃刘少奇，作可耻退让吧！刘少奇惨死狱中之际，口里叫骂、心中最恨的恐怕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吧！

周恩来的“演技”

一九七零年夏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借故批判陈伯达，并株连林彪，向与会者传递了毛对林彪不满的信息。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并没有马上返京处理事务，而是留了九十九名党政军高级干部下来，名曰周恩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报告。会上周不谈当前形势，却回顾历史，披露了当年派陈毅去夺取毛泽东军权的事实。这段历史与会者毫无所知，他们一直以为周是毛的亲密战友，现在听到周抖出这段往事来，极为震惊。当然周在抖出之前有段引子，说毛泽东思想用词虽然通俗易懂，但学一遍二遍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然后就“交待”了以往自己曾犯过的严重错误，最后总结自己犯错误的根源，是由于年纪轻轻就当了大官，官瘾重，怕违背莫斯科指示丢官，就盲目执行，周恩来称这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教训。

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条信息：他在党内地位曾高于毛泽东；他和毛泽东之间有过严重过节。当时更令听众吃惊的是，周使用了“做官”“官瘾”之类的词，此类词在中共建国后通常只被使用在旧社会的官僚头上，也就是只被使用在敌人头上，共产党称自己的官为干部。这种禁忌直到七九年底才打破，那时《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不可按长官意志支配经济》，引起举国轰动，轰动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标题中的“官”字，百姓说这下不得了，共产党干部也被称为官了。因此此篇谈尊重济规律的文章，居然在全国起到了精神解放的作用。此后，老百姓用官来形容共产党，表达心中不满，已成流行词汇。如今大陆人使用“官”这一词时已不觉有什么特别了。

可以想见，周恩来七零年在讲用会上使用这一词作自我批判，听众会吃惊到何等程度。表面上看来是周恩来严于自责，但在座的听者都是中央委员，都是官场上混出来的，头脑岂有如此简单？且周恩来挑选留下的听众都是实权人物，充充门面的工农兵委员，他是不会邀请的。

好几年之后，一位在场的听众、某军区头头回忆此事时说，“我当时非常震惊。一是第一次知道这段历史的震惊，二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好象毛主席和周恩来也不那么友好。但当时不敢多想，这种事想多了，万一不慎说出囗来，会给自己惹大麻烦。后来到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明显想把火引到周总理身上去，我对庐山会上的报告就恍然大悟，看来周是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这才是周恩来所谓严厉自我批判的真正用意。他在会上再三反复强调毛的话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实际上是暗示听众对这次庐山会议要往深处多想想。周明白毛为了巩固江青和张春桥的地位以及平息在军中不满，不得不牺牲林彪，这样他和毛之间就没有缓冲地带，接下来就将是他和毛之间的直接斗争了。

周恩来作完报告之后，送了一份抄件交庐山档案馆保存，并且只是作为一般保密文件保存，也就是允许这份报告流传。

类似的高姿态，表现在周恩来身上已有好多次，在遵义会议上他同样也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当博古、苏联顾问李德和毛泽东、彭德怀一直争执不休，博古坚决不肯认错让步时，周恩来站起来发言了，说“军事失利，作为军事部长的我，得负主要责任，我请求党中央解除我军事部长的职务”。周恩来这一高姿态表演，既使博古失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赞扬，博古被迫让步交权，博古交权就完蛋，周恩来依然稳坐中央核心。（另一种说法是林彪派兵包围遵义会议，说不开出个结果，不许散会。所谓开出个结果就是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周恩来见势不妙，才转舵）。

以谦谦君子形象遮盖自己真正目的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可是我们也不能说周毫无道德，当不会损害他的根本利益时，他能表现出真诚的道德，可是一但利益攸关时，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是如此娴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着时，几乎无人能辨别出来。

周恩来“人情味”表现同样如此。试举一例，西安事变中，周表达了中共的几点主张，周讲完之后并非如同外界所想象，拿出协议书伙同张学良威逼蒋介石签字，而是话锋一转，聊起了家常，话题自然转到孩子身上，蒋介石说已和经国断了音讯很久，很想他，周恩来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这件事我们可以通过苏联关系，一定替蒋校长找到并送回令公子。

谈判关键时刻聊起了家常，无意中谈到了孩子，难道是偶然的巧合？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谋划的结果，即使蒋介石也未必能当下识破他的用心，否则就不会接他的话题了。协议就是在这种表面上充满人情味，实际上暗含威胁的气氛下签定的。

这就是周恩来！他即使处在优势地位，给你下药时也一定裹着糖。

周恩来还有一个形象是铁面无私。中共最爱宣传周恩来清正廉洁，从不徇私情，与以权谋财、贪污腐败的官僚比，周恩来确实是廉洁的，我们不会否认这一点，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现在钱财和帮助亲友上，不等于他就没私心。他的私心表现在权欲上，表现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亵渎了总理的职责，祸害甚至比贪官污吏更大，如果不贪财就是好官就值宣扬，那么“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其清正廉洁程度丝毫不亚于周恩来，中共为何把他投入狱中？显然中共在这方面是双重标准，首先取决于你是谁的人，其次才是品质问题。

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孙维世一案，周恩来的理由肯定是：“既然党组织掌握了材料，认为她和苏联勾结，我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不能因为她是我的继女就袒护她。”实际上呢，他心里很清楚，毛泽东、江青想通过孙维世打开缺囗，搞到他与苏联仍有勾结的材料。周为了显示自己心中无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孙维世。

同类的表演，周做过无数次。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可是偏偏要抛下早已无权无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分明要置他于死地。

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他是以党中央决定的名义通知他的。牺牲瞿秋白，对周恩来而言，就是少了一个能证明他领导革命多次失误的重要证人（瞿秋白在国民党牢狱中写的《多余的话》，未伤及周恩来和任何共产党人半句，这才是真正的厚道呢）。被抛下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陈毅得罪了秦邦宪和苏联顾问，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一句话。还有，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出发前，他们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利害攸关时刻，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周的一贯表现。正因他骨子里是个极自私而又懦弱贪权的人，才导致文革中抛弃刘少奇、贺龙等行为。当然，他也有过许许多多所谓“顶着压力，保护受害者”的故事，但其中没有一个会因此动摇他的权位，反而使他更得人心，在与毛的较量中，又多了一个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