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听到国人满大街“美女”“美女”的招呼，总让我想起马克·吐温的一则轶事：在一次聚会中，老马有礼貌地恭维一位贵妇漂亮。那位夫人打量了一下，在感谢的同时，也表示了遗憾，实在没法子投桃报李。老马笑着说，没关系，你也像我一样说假话就行了。
老马在写作中不说假话，他对美国社会的揭露与抨击，差不多是49年后出生的中国人对美国的第一印象。
老马的风格幽默机智，记得还是上小学时，第一次接触他的作品，看《竞选州长》，笑个半死。从此我成为他的忠实粉丝。
老马是公认的美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留给世界的遗产，除了数量惊人的著作外，我以为是作家应有的正义感。海伦·凯勒评价道：“他的一生是为公平正义而战，无论在何处，当他看到人与人之间，或在政治上或在战争上，发生不公平的现象时，他会挺身而出。”
在百年屈辱中饱受窝囊气的中国人，往往对“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感激涕零，自不待言。而对那些同情中国人的不幸遭遇，愤慨欧美对中国欺负掠夺的人们，抱有崇高的敬意，也是没二话的。
马克·吐温就是这样的作家。1900年，中国人难忘的庚子年，老马写了一篇简短的新年贺词，誊录如下：
19世纪给20世纪的贺词：我给你带来这个名为基督教世界的高贵妇人，她邋遢、龌龊、无耻，刚从胶州、满洲里、南非、菲律宾劫掠而归。她心怀卑鄙，身藏赃物，满嘴假仁假义。给她肥皂和毛巾吧，镜子可得收起来。
这里面列举的四个地名里，有两个属于中国的土地。不难想象，如果当时山东、东北的汉子听到这篇发自洋人之口的对洋教和洋人侵略劫夺罪行的强烈谴责，会有怎样的反应：一定会把他视为失散多年飘泊海外的兄弟。
1900年8月20日，当八国联军横行京津地区时，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现在中国人全都起来了。我同情中国人，他们一直受到那些高高在上的欧洲强盗的欺凌。我希望中国人能把所有的洋人都赶出去，永远把外国人拒之门外。”也许有人看到这些会嘲笑吐温狭隘冲动，但是我能理解一个文学家的义愤，尽管他也是洋人中的一员。正义感不可能是冷冰冰的、干巴巴的、毫无表情的背书。
老马对中国人的苦难感同身受，对中国人的反抗能够理解，并且支持，乃至把自己也称为BOXER（义和拳）。大师兄，你听到没有？正是因为有老马这样的正义之士在我们身旁，世界才不至过于丑陋。
学术界对老马在中国人和中国问题上表达的立场很是困惑，那是由于老马于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一年后，1901年11月23日，在纽约“公共教育协会”上发表的一篇演讲中出现了令人费解的逻辑悖论。这篇演讲的题目振聋发聩：《我也是义和拳》。老马说，“为什么不让中国摆脱那些外国人，他们尽在她的土地上捣乱。如果他们都能回到老家去，中国这个国家将会是多么美好的地方啊!既然我们并不准许中国人到我们这儿来，我愿郑重声明：让中国自己决定哪些人可以到他们那里去，那便谢天谢地了。外国人不需要中国人，中国人也不需要外国人。在这一点上，我任何时候都是和义和拳站在一起的。义和拳是爱国者，他们爱自己的国家胜过爱别民族的国家，我祝愿他们成功。义和拳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拳，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当时美国正在推行1882年制定的《排华法案》，拒绝华人移民，残酷迫害华人华侨。有人据此说马克·吐温作为一个白人也不能去除随大流排华的污点。然而我比较认同另一种看法，如《马克·吐温百科全书》“义和团起义”词条说“马克·吐温试图展示美国人和义和团一样具有‘爱国主义’情怀，进而利用这一颠扑不破的逻辑宣扬对义和团运动的同情。”有的美国学者认为这是吐温“策略性明智之举”，因为吐温不这样说，就会被戴上“叛国”罪帽子，就会遭到当时普遍有排华情绪的美国人的抵制与反对。中国学者于雷认为马克·吐温是在隐性表达立场，他的“逻辑重心显然不在于说明‘我们’赶走美国华人的合法性，而是在于凸显前一句‘义和团主张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之必要性。”（《马克·吐温要把中国人赶出美国吗？----关于〈我也是义和团〉中的一处悬案》《外国文学》2011年第1期 ）在吐温看来，义和拳排外是有前提的，即列强对中国的欺凌掠夺，因此是合理的。这在前面列举的给友人的信中已经表达得十分清楚了。而华人到美国来，并没有侵略欺压的行径，排华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没有正当理由的。按老马的逻辑，如果排华正确，则义和拳排外合理。但是义和拳排外合理，却不能说明美国排华正确，因为缺少相同的前提条件。吐温多次强调义和拳排外的原因是列强的侵略劫夺，逻辑清晰明确，根本不应引起误解。他把自己比作义和拳，“主张”把华人赶出美国，在通篇演讲中是一个反讽。这样理解，不是为尊者讳，曲为之说，而是作家的本意如此。文学家的修辞谋篇布局手法造成谜团，不是老马一人的问题。
我觉得如果说老马热爱中国和中国人，那恐怕有点套近乎的嫌疑。吐温与中国和中国人素无渊源，凭什么对中国情有独钟？事实上他对华人的弱点了如指掌，曾在其小说中生动再现过华人吸食鸦片、麻木不仁的猥琐形象。但是这一点也不影响他对中国和中国人在当时的悲惨处境表示深切同情，对欧美恃强凌弱深恶痛绝，对起而反抗者，哪怕偏激，也予以坚决支持。在他的作品中，对美国华人在《排华法案》和白人的疯狂迫害下可怜的低下地位多有揭发，为中国人打抱不平：“任何白人都可以在法院里宣誓作证，送掉中国人的性命。但没有哪个中国人可以控告一个白人。”（《苦行记》）在另一篇文章中说，“、、、、、、华人没有权利必定能得到什么人的尊重，也没有什么悲伤必定能得到谁的同情。当白人需要替罪羊时，无论是他的生命，还是他的自由，都不值分文。谁都不喜欢华人，谁都不同他们为友，只要能让他们受罪，就绝不会轻易放过他们。”如果吐温真的顺从排华风潮的压力，要把华人赶出美国，怎么可能听到清政府决定撤回全部留学生的消息，会心急如焚，立刻给格兰特总统写信希望设法挽留呢？
在自传中，老马记载了一件事，当他早年任旧金山一家小报记者的时候，一个周日下午，看见一群爱尔兰流氓在街头气焰嚣张地追打一个身背一袋衣物的华工（那时不少华人经营着家庭洗衣店），而一名白人警察却在一旁袖手旁观，不管不问。老马据实写成新闻，曝光了流氓的凶暴，警察的失职，对挨打的华人寄予深切同情。然而，报社老板不敢得罪最大的客户，因为报纸的主要读者和广告提供者是当地的爱尔兰人。他们仇视华人，与报社何干。老板不但枪毙了老马的稿件，还怕今后再惹出麻烦，找借口解雇了这位优秀的记者。
老马为了给华人伸张正义，丢了饭碗。据说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被开除，而这唯一的一次给了华人！这足以证明老马初涉文坛就具有强烈的正义感。打抱不平、伸张正义是他做人做事坚守一生的基本原则，而不是一时感情冲动。统观马克·吐温的著作，平等、自由、民主是他的追求，也是他的底线，任何人触犯这一底线，都会招致他的强烈谴责。由此出发，他才能真实报道，客观反映，当然，也融入了作家对不公和强权的反感。老马是那个时代不多的几位替华人呼吁呐喊的朋友，对此，华人应该永远珍惜、铭记，应该向这位伟大的作家献上我们衷心的感谢与敬意！
我整衣、脱帽、立正、肃容，向萨缪尔·兰亨·克莱门(Samuel Langhorne Clemens)（马克·吐温是其常用的一个笔名）鞠躬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