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像一部民国人物志，少了怪杰辜鸿铭，还能成书吗？
老外把他当作京城第一景，宁可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在中国人眼里，他是中西结合的怪胎：“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发，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周作人）
年轻时，在国内看有关辜先生的事迹，印象不佳：一个病得不轻的保守党。近年来，积攒了一些海外经历，再看辜先生，感觉有点不一样，好像可以进入他的心，理解的多一点了。
辜鸿铭与其他民国学者相比，太特殊了，一出生就跟别人不同：产于马来西亚的混血儿。10岁随义父去英国留学，自小扎下的童子功练成当时华人中的英语第一。按一般人的路子，不做肠肥脑满的买办，便是传播西学的翻译家。然而他的英国义父却告诫不要忘本，要钻研中华文化。（说奇怪也不奇怪，现在许多收养中国弃婴的美国人同样希望孩子保持华人本色，不辞辛苦，周末送孩子去中文学校，交华人朋友，参加华人活动，庆祝华人节日。以前我的一家老美邻居也收养了一个中国女孩，每次见到，总让女孩用国语跟我们打招呼。女孩见到我们也总是露出一脸灿烂的笑容，让人格外爱怜。我想这一方面是天性觉得我们亲近，另外也一定是养父母教育她要知根知底的结果。这一点和华人的收养习惯不同，他们大多忌讳真相刻意隐瞒。）只要看看他的著作中极少向国人宣传西方，最多的反而是向西方鼓吹中华传统文化，平日与洋人交往中，更是处处时时维护中华传统文明，就可以知道，这番教导对辜鸿铭的分量：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
混血儿是一种有点尴尬的身份，很容易让人产生“边缘人”的感觉，遭到各方排斥。他在英国留学就没少受同学欺负，曾经因为有辫子被故意推进女厕所羞辱。有了这种强烈刺激的经历，要想不爱国都难（许多留学生的爱国热情高涨，与此相仿）。辜鸿铭的中国心就是这样炼成的。由此，我们知道，广为流传的辜先生嘲讽、顶撞洋人的故事，其实是对早年所受歧视的反弹或者潜意识里就是报复。如果辜鸿铭幼时没有去英国留学，而是归国读书，不难想象会遭到怎样的白眼，受到何等歧视（我年幼时曾参与过起哄、羞辱华侨、混血儿的恶行，在此向他们郑重道歉。这种情况，在中国很普遍），一定会造就出另外一个辜鸿铭。回国后，在国人围观的异样眼神中，辜鸿铭心中的归属感便以偏执、夸张、愤激的形式（留小辫、赞缠足纳妾、保皇等）表现出来，强调自己不是“边缘人”，而是最正宗的中国人（49年后，一些出身不好的人比谁都左，与此类似）。如果因此认为辜先生只是做一些表面文章，那是对他的误解。他看不起所谓的新派人物，认为他们心中隐藏的传统糟粕不比老派人物少。所以，当北大学生笑他留辫子时，能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听到这句话，所有华人都应该和在场的北大学生一样静默沉思。
把辜鸿铭看作“享誉国际，愤世嫉俗的学者“（英国作家毛姆语）是片面的，仅仅看到他身上各种矛盾的混合，如温源宁所说“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隶标识（辫子）的独裁者”，也是不够的。胡适的眼光比较独到，提供了一个认识辜鸿铭的正确角度：“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当初辜鸿铭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他戴着假发结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以保皇恶名著称的老辜，心中确实有一个皇帝的尊位。曾公开承认一生保皇不变，连五四后，北大教师开会讨论挽留蔡校长，他在发言中也要把校长与皇帝连在一起，“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弄得在场的一伙儿新派人物哭笑不得，想反对都找不到借口。但是，满清时，湖北耗费巨资庆祝太后生日，作为香帅手下的小小“洋文案”（外语秘书），听到宴会上唱新编爱国歌，诘问没有人唱爱民歌，当场吟诵顺口溜“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在太后气势最盛、皇权高涨的时候，他不抱佛脚，对金面不屑一顾，你说，在他的心中，百姓与满清皇家孰轻孰重？以后，袁世凯登基、张勋复辟与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说他是保皇派，没有行动，光停留在口头上，不足以判罪。
辜先生鼓吹孔教，也有点名不副实。不错，他是翻译过《论语》《大学》《中庸》，向国外宣传国学经典。但那是因为不满洋人的翻译失准，立志要推广原汁原味（现在看来，这里的原汁原味要打折扣，它开启了于丹老师们的路子）。他曾把清朝外交官郭嵩焘在国外看到“各国风俗之齐整”，较之中国更有秩序，感慨“孔孟欺我也”，作为“服人之善，而不知己有一毫之善”的典型，捧为最高的“上流人物”（下流为但夸己善，不服人善）。张之洞待他有恩，“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辜鸿铭）。但是，批评起来并未“为大人讳”。如张之洞在送鄂省学子出国留学时鼓励学成归来作大官，辜直指“未脱于功利之念”。揭露“文襄（张之洞的谥号）帅天下以富强，而富强未见，天下几成饿殍。此盖其知有国而不知有身，知有国而不知有民也。”
他对时弊的抨击，也不比新派人物火力小。当我读到：“今日欲救中国之亡，必从督抚不吹牛做起。”“今日大人有三待：以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中国今日不图富强则已，中国欲图富强，则必用袁世凯辈。盖袁世凯辈欲富其国，必先谋富其身。此所谓以身作则。（邓大人或许受此启发）”所受到的震动，不比当年看西单民主墙差多少。原来我们真的没有看懂辜汤生。
胡适说辜鸿铭“久假而不归”，其实，也有妄议之嫌。辜并不假，他所做的一切都出于自然，可以说他偏执、张扬，却不能视为假。如关于辫子问题，他就不满有些人只是包装新，认为“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即使全都随西方人穿着打扮神态举止，也不能让洋人“生敬畏之心”，而不“生狎侮心”。他喜欢《牡丹亭》中杜丽娘的唱词“一生儿爱好是天然”。认为这就是《大学》里“如好好色”的本意。他嘲笑“今日人心之失真，即于冶游、赌博、嗜欲等事，亦可见一斑。”他甚至仿照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改变为“古之嫖者为己，今之嫖者为人。”讽刺之辛辣，让人对人心失真的社会现象印象更加深刻。
辜鸿铭的偏执张扬有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味道，所以张中行说，“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当中国知识界主流倒向西方，如饥似渴地接受西方思想文化时，他却拒绝“西化”，固守着破旧的家园，敝帚自珍。如果没有这种人，中国就显得太单调、太简单，失去了许多色彩。
他坚持中国传统（包括糟粕）也是为了区别于他所鄙视的那些随波逐流的“贱种”。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中有《贱种》一文，借洋人之口，痛骂袁世凯一类人。当时，西方有一种辨识人品高下的标准：“贵种”无论到何地，都能保持自己的精神乃至体质的本真不变，而“贱种”相反，到异国异地，因贪图便宜，放任自流，遂变得非复旧观。像袁世凯人一阔脸就变，也是“贱种”的表现之一。
辜鸿铭认为自己也是不管在何时何地都能坚守中国传统精神的人，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人。他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说：“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么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是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有着童子之心和成人之思。”“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黄兴涛、宋上庆译）我觉得这就是在说他自己，他对他所热爱的中国百般维护，生怕外国人误解，在承认有缺点的同时，更赞美作为中国人应有的精神上的完美和谐。当然这是一种美化，一种充满感情的美化，是圣人欲“教化”的，佛教要“普渡”的，老蒋想规范的，老毛志在改造的，是至今未实现且希望渺茫的。辜先生在讲桃花源中人，不错，不知汉晋的桃花源人，也是地道的中国人。
辜老爷子确实“立异以为高”，但绝非“久假而不归”，而是“久真而不悔”。他的中国心绝非洁白无瑕，但是清澈透亮，真实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