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一)
我的父亲于1908年农历12月初八在江苏常州焦溪老家出生，1983年1月15日在长沙我二弟家中去世。父亲在江苏江阴唸的中学，在他的履历上有上海宏才大学毕业的学历，对此我深表怀疑，因为他是和他五叔一进入上海中国实业银行的，他五叔比他要大几岁，好像只是中学文化程度，从年龄上来推算，父亲不可能当时已经大学毕业，所以，这所宏才大学很可能和钱钟书笔下方鸿渐唸的“克莱登”大学一样，是一所根本不存在的或者只要付一点钱就可以给一张文凭的学店。父亲从小生活在小镇上，小镇的俭朴谨慎的生活环境以及祖母小气的生活作风，对他的性格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从他写的字就反映了这个特点。他的字完全是毕恭毕整的印刷活体字，写得极其慢，极其工整。按理说，这样拘谨的性格， 年青时的父亲
应该不会犯什么错误了，然而，他年纪很轻时就染上了毒瘾（开始是鸦片，后来是海洛因）
，从此便走不上正道，虽然在祖父和母亲的监督下，也曾经多次戒毒，但都是刚戒完不久，便又吸上了。甚至就在被关在家里监督戒毒时，还在偷偷地吸。祖父和母亲对他的绝望心情可想而知。只是到解放后，社会上完全杜绝了贩毒 和吸毒之后（指上世纪五十年代），他才从毒品的地狱中重生。在这一点上，祖父是从心底感激共产党的。其实，如果不是受毒品之害而又没有毅力从中自拔，他的一生中是有好几次机会，可以在事业上有一番作为的。他的第一个工作是上海中国实业银行，这是一家根基扎实，实力雄厚的老牌银行，在解放前上海三百多家银行钱庄中名列前十几位（我工作的国信银行排名第八十五，便也已算是老资格的银行了）。总行在上海北京路香港路口，现在汉口还有一座作为文物保护对象的中国实业银行大厦。父亲和他五叔进入这家银行好像是由一位有相当地位的亲戚介绍去的，加上大概父亲天资还算聪明，所以一开始颇得重视，工作没有几年，便担任稽核，代表总行派往芜湖等地核查当地分行的账目，后来又任同孚路(今石门路)支行会计主任。也就是此时，开始染上毒瘾，在中国实业银行的影响一天天变坏，终于被清理出门。如果不是因为吸毒，而能够在中国实业银行好好干下去的话，也许可以在银行界有一定地位，至少可以是中国实业银行的高层人员了。他从中国实业出来后，又曾经到广州市银行工作，据父亲自称担任会计主任之职。那时正在抗日战争初期，日本飞机对广州狂轰滥炸，不知是因为广州沦陷还是什么其他原因，父亲又回到上海，进入一家叫复兴银行工作，好像也有一个小头头的名衔。这家银行实力比较强。他在此期间曾经帮了大舅和大舅的邻居陈逸民等人很多忙，自己可能也发了点小财。1941年大舅派店里的一名职员到常州接母亲来上海时，母亲担心父亲不争气，此人劝母亲不必担心，说：沈先生（父亲）光是存在我们店里的钱就足够你花费多少年的了。可见那时父亲的收入是不错的。不过父亲还是保持着祖母遗传的小气作风。在母亲还没有来上海，我住在大舅家时，他从没有为我买过点什么。我因为蛀牙疼痛，他只是到中药店化几角钱买一点薄荷之类，说是消消火气即好。有一次，总算要带我去看电影，他原本是准备带我到属于二三轮的丽都电影院的，那天丽都恰好客满，我吵着要到对面属于头轮的金城大戏院去看，他起先不同意，被我缠得没办法，才勉强同意了。我还记得看的那部电影的名字叫“恼人春色”。这倒不是说父亲待我刻薄，其实，他对待自己，除了吸毒之外，其他也是一样小气的。父亲在复兴银行的好日子毕竟未能维持太久，之后他又进入大舅参与投资的瑞华商业银行，担任会计主任。此时，母亲已经从常州来上海，正式在北京路安了家，因此我可以看到父亲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他每天吸食海洛因到半夜，早上却迟迟不起。因为作为会计主任的他掌握着银行库房的鈅匙，有几次银行开门后他却还在家中睡觉，银行不得不派人来家中取鈅匙。瑞华银行是一家小银行，资金薄弱，所以存在的时间不长。在瑞华之后，在家失业了一段时间，正巧一位堂叔要去大后方，父亲就随他到了安徽屯溪，该地当时为国民党第三战区首脑机关所在地，不少国民党的党政机关都在此地。时任在屯溪的中央日报社社长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南办事处特派员的国民党红人冯有真（解放前因飞机失事身亡）和父亲是同学，由堂叔引见后，冯问父亲是不是国民党员，堂叔马上帮父亲回答说：“是的”，其实父亲根本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冯也许是讲同学交情，也许是为了扩充自己的亲信，随即安排父亲担任中央日报的发行科长和中央宣传部东南办事处视察的职位。应该说这两个职位还是有一定份量的，尤其是前者，在抗战胜利中央日报迁回上海之后，如果他能好好干，是可以做出一番成绩来的，可惜他既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他所关心的还只是弄些小钱以供吸毒，影响日坏，最终被中央日报登报除名。又失业了一些时间之后，通过他的一位在国民党政府担任粮食部次长的远房堂叔父的关系，到安徽当涂的一个粮库工作。。在当涂大概工作了一年左右时间，我印象中当年春节，他从当涂回上海过年，带回来一些咸鱼。父亲一生从未有过桃色事件，但是在当涂时有一张照片，是他带着一个四五岁模样的小孩照的，母亲问他是否有不可告人的关系，他当然说没有。看来母亲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太多的怀疑。父亲离开当涂粮库的原因到底是因为表现不好被介雇呢还是粮库被撤消，我也不清楚，反正后来无处可去，只能到大舅店里混，曾经被大舅派去南方，从广州后来到了香港。但是大舅在香港的业务开展得并不顺利，所以父亲在1950年又从香港回到了上海。正值东北招聘团在上海招聘人才，他便应聘去了抚顺，在抚顺矿务局财务处工作。从此父亲真正戒掉了毒品，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他那时在抚顺的工资有八十多元，按当时的工资水平，不能说是太低，一般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不过六十元左右罢了，但是由于他对家庭的责任心不强，既没有按月给母亲寄家用，也没有承担瞻养祖父母的责任，只是我二弟随后去东北唸高中，他才不得不承担二弟的生活费用。母亲于58年间也去了东北，大跃进开始后，浙江要发展煤矿，向东北抚顺矿务局要求人才支援，父亲借此机会提出南调，被调到浙江长兴的长广
煤矿公司，地点在长兴煤山，开始担任一个矿的会计，后又被调入财务处。长兴煤山，是浙江和安徽广德接界处的一个小镇，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要去煤山，必须先乘长途汽车到长兴，然后再转乘从长兴到煤山的汽车（后来因为长广煤矿的关系，从煤山到杭州通了铁路）。但是风景却十分美丽。在群山环抱之中，显得小镇的淳朴安宁。我曾先后去过两次，第一次是搭我工作的工厂去杭州装货物的便车到长兴，然后转车到煤山。从长兴到煤山的这段路，沿途不仅风景如画，而且途中各站的地名也富有诗意。我第一次去时，父母亲还住在镇上煤山公社的招待所，一栋两层的极其简陋的建筑，房间的墙和门都是竹编的。父母亲占了一间，室内有四个铺位。当时因为长广煤矿是浙江省的重点，来此出差的人很多，有时铺位实在安排不过来，女服务员老施也会和母亲商量安排女客住进来。记得我去的那些日子，就曾经有一位女客来住过几天。这种情况在如今是不可想象的。按理，母亲完全可以拒绝，因为这间房是长广煤矿包下给父亲的临时宿舍，招待所无权再安排其他旅客。但是母亲的与人为善的本性，不忍眼看着别人因为无处住宿而路宿街头，所以总是宁可自己不便，以救他人之急。由于母亲的为人，那位叫老施的女服务员和母亲的关系特别的好，她的丈夫是公社食堂的炊事员，我去之后，她曾代母亲只花五角钱打来一大碗笋丁炒蛋。那时正是全国最困难时期，安徽等地大批地饿死人，这样的菜，在当时应该说是较为高档的了。不过，这也说明了和相邻的几省（安徽、江苏等）相比，浙江的困难情况相对要好一些。我第二次去煤山时，父母亲已经搬到长广公司的宿舍去住了，那是一栋破旧的两层小楼，每一层不过五六间房间，其中一间北房为公用厨房，自来水在楼下户外，父母亲住在二楼一间朝南的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