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才在网上看了《归来》，也读了不少评论，在此想描述一下观看电影时片断的个人感受。
电影很好地表现出了冯婉瑜的执着和强烈的抗拒。影片开始，冯婉瑜一被叫去通报陆焉识逃跑的事时就本能地说：“焉识（不是陆焉识）出事了？” 在被要求“表态”的时候，她并没有“表态”，而是犹疑地看着女儿。听到收留逃犯会“罪加一等”的威胁后，才在女儿的催促下，非常勉强地吐出了两个字：“明白”。“明白”在这里的意思，可以理解成“我明白你们的政策，但并不认同你们的裁定。”回到家里，当女儿说，“你可不能去见他，他是阶级敌人”后，沉默的冯婉瑜仰着头，嘴角掠过一丝冷笑。捉拿陆焉识的人来到家里，冯婉瑜居然敢于质问：“他为什么跑？你们把他怎么了？” 其知识分子的敏锐和批判精神十分明显。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在冯婉瑜的家里，“李主任”为招待这两位官差，居然反客为主，大大咧咧地泡起茶来。右派份子家属的地位可想而知。在后来的一幕里，看见女儿告密的冯婉瑜以挖苦的口吻对女儿说，“你好好地跳你的吴清华吧。”冯婉瑜微弱然而执着的抗拒为她在车站大喊“焉识，快跑”以及她的挣扎厮打其实起了充分的铺垫作用，因为她在最后关头终于忍无可忍地豁出去了。至于冯婉瑜包庇罪犯而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算是一个常识上的疏漏，但也是剧情的需要。如果她也被关起来，那么她和“方师傅”的事就无法存在了。
文革的暴行未必真的如有些观众期待的那样，需要在银幕上直接和正面的表现。电影里，陆焉识到家门口以后，非常小心地敲门，冯婉瑜又激动，又害怕，满眼泪花。她想去开门，但立即首先跑到窗前往楼下看，却看到来抓人的捕快正在雨夜里踱步。门把手在轻微转动，陆焉识尝试打开门，但他最终放弃了。其实他既然已经闯下弥天大祸，又已经成功到了家门口，在这个时候完全可以哪怕是轻轻叫一声婉瑜的名字。他终究没有叫，因为他也很清楚进家的后果。这时，屋内冯婉瑜的眼泪流了下来，但只能是无声的哭泣。这里，长期的政治高压和欺凌的结果，它造成的强烈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恐惧，人性和政治之间的矛盾已经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来。同样，失去记忆后的冯婉瑜在假想的“方师傅”出现时的厌恶，惊恐，歇斯底里也已经足以让观众想象她可能遭受的凌辱。观众真的需要看到殴打，强奸，和虐待才能满足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理解陆焉识前面可以不顾一切地逃亡，平反以后却显得温顺，因为平反虽不值得他如何感激，但至少可以让他不再恐惧，算是从十八层地狱勉强回到了地面，虽然仍然是低度地活着，但好歹不用成天担惊受怕。然而，这种恐惧却无可挽回地留在了冯婉瑜的心里。
这里我想要引用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的一句话: “恐惧也是对人的奴役。”
丹丹出卖了父亲仍然一无所得，这让人想到小说《祝福》里，祥林嫂自以为向庙里捐条门槛就能赦罪，可“鲁四婶”根本不认，一句“你还是放着吧”对祥林嫂造成了根本性的打击。其实，代表神权的寺庙和鲁四老爷的家本来就互不相属，县官不如现管。向丹丹做承诺的是农场的指导员，而决定丹丹命运的却是学校，自我救赎的错位和失败造成了丹丹祥林嫂式的幻灭。
几年后，丹丹对父亲承认，是她告发了他，但并没有道歉，她也从未对母亲表达歉意，反而怪母亲不肯谅解自己，而陆焉识的回应则极为爽快，说自己知道。一方面，陆焉识一直自责妻子女儿的灾难都是自己带来的，他不是个“好父亲”,女儿对他的揭发反而让他良心好受一些（在这个社会里,一个善良无辜的受害者还必须进一步自责自虐，否则他敢责备谁呢?）。另一方面，这两句对话其实也说明，揭发亲人，用电影里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怂恿揭发的话说，“大义灭亲”，是中国当时政治文化中所提倡和鼓励的行为，而且已经普遍到了揭发的人不用有强烈的负罪感，而被揭发的人也习以为常的地步。或许可以说，由于压力，出于自保，实现个人目的等等并不“义”的理由而相互“灭”已经成了常态。关于负疚感，我们可以对比另两部电影: 张元的《过年回家》中，一个再婚重组的家庭里，没有血缘的关系的姐妹俩因为不见了五块钱产生冲突，其中一个失手打死另一个，被判监17年。几年后，她在狱警陪同下假释回家过年，见到继父（死者生父）的时候立即下跪嚎啕大哭承认错误。在张艺谋自己的电影《活着》中，福贵的儿子有庆被区长春生开车意外撞死，葛优和巩俐是演了两场情感爆发的戏的：一是有庆的遗体刚被运来的时候，二是有庆下葬的时候，春生也万分懊悔，决定自杀以前也念念不忘。上述这两起死亡（当然性质更为严重）都是小概率的意外事件，所以会激发当事人的强烈冲动，而《归来》暗示，出于种种动机的揭发其概率大到不足为奇。政治对人性的摧残在这里表现得也很明显。
“街道李主任”其实是整个电影里最可怕的角色。文革期间，她代表“组织”协助搜捕，文革结束后，她仍然代表“组织”宣布陆焉识不再是右派。这种不但一贯正确而且一直掌权的角色，毫无困难的无缝对接（和《芙蓉镇》里的女领导李国香一模一样 ）让我确信，如果真有什么隐喻的话，最有价值的符号是“街道李主任”而不是“方师傅”，因为她是电影中唯一看似不是受害者，也看似不是加害者，却又永远居高临下，不知反省的人。向冯婉瑜出示本来不能给个人看的“公函”以证明陆焉识的平反，对她来说已经是格外的法外施恩。她眼里偶尔流露的一丝恻隐会立即被傲慢掩盖。乘人之危的“方师傅”得意于一时，但也受到了惩处。可以说,方师傅是国家机器暂时失序时的一个为所欲为的小丑,而李主任则是冷冰冰的国家机器本身。而且，根据其妻的咆哮来看，方师傅的案子一直被“专案组”不明不白地拖着，而她想要一个“明确的日子”，“把老方放回来”。显然，她的要求是合理的，因为方师傅作为一个犯了错误甚至触犯法律的个体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罪名和刑期。对他的处理，无非循环沿用了过去的那种隔离审查，久拖不决的做法。 然而，“专案组”只消把好人陆焉识承受过的不公正加到“坏人”方师傅的头上，社会就会得到公正吗？
片末，当陆焉识自己接自己的时候，他举的接站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错误。“识”字被写成一个“言”（右派之为右派，也就是因为这个“言”）字和一个“只”字的组合，既非简体的“识”，又非繁体的“識”，却又一半简体，一半繁体。这里充满了荒诞感：仿佛陆焉识把那个找不到的自己分成了两半----一半属于旧时代，一半属于新时代，一半完整，一半被篡改，两个分裂的自我不伦不类地拼凑在接站牌上，而真人陆焉识，呆站在自己的名字下面自欺欺人。
和《归来》相比，二十年前的《活着》情节更曲折，人物更丰满，但《归来》也有其独到甚至超越之处：1，《归来》对于政治恐怖和个体心理恐惧的表现力度远超过《活着》（《活着》里枪毙龙二吓得福贵尿了裤子）；2，《活着》里的小镇平民福贵一家一直在以顺从作为生存策略，甚至永远都没有真正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如福贵把儿子的死归结为春生开车开得不小心，把产科大夫的瘫倒归结为自己一次给他吃了七个馒头），而《归来》里的知识分子夫妻其实极为清醒和明白，他们甚至试图抗拒和抵制，但除了等待“组织”的一纸结论，任由组织定义自己的身份外并无路可走。后者更加可悲；3，在《活着》中是看不到“恶人”的，每个角色，包括当造反派“组织头头”的女婿万二喜都是生活中的好人，红卫兵们则是无知多于残酷，而悲剧就在好人和时代之间，或在好人与好人，命运的偶然之间展开，可以说，《活着》在这一点上更加含混，但《归来》中加害者的形象和符号意义，善与恶的分界是非常明确的；4，在《活着》的最后一幕场景中，哪怕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创伤似乎是可以通过家庭的温情，孙辈的成长疗治，鸡变鸭，鸭变鹅，鹅变羊，羊变牛….的童话可以代代延续，而这一抹温馨不过是靠腰斩了余华的小说原作才得到，但在《归来》里，结局是沉重，甚至无望的。最终，除了不离不弃的相守，任何疗治的努力都没有用，因为方师傅给冯婉瑜造成的创伤永远无法平复，年轻的陆焉识也永远等不回来。除了衣服的颜色和人们背后的标语，火车站的天桥上几十年不变地永远挤满低头不语往下走的人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