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快结束了，新学期我不能再在我同学的宿舍混住，因为她毕业了。我得找别的住处。在上海的亲戚家是不能去的，他们的住房也不宽敞。父亲也不愿去求他们。在老乡女朋友的宿舍住了几天后，我去了复兴中路上的一个租房中介市场。
这个市场是非正式的，由黄牛把持。一天下午我骑车去了那里，只见那里沿街站着或坐着十几个男女黄牛，拿着写满房源信息的记事本招揽客人。有一个男黄牛招呼我，我不敢相信他，走开了。看到一个女黄牛，我停下向她打听。她说她有两个房源适合我，她马上就骑车带我去看。她把我带到吴中路凯旋路附近的一个多层小区。出租房是一个三口之家的多余房间。房主人原是当地农民，拆迁分的这房子，有三间房和一个不大的饭厅。为了多得些收入，房东决定把那间多余的房间出租。房间装修得不错，崭新的木地板，很干净。房租每月700元，是我月收入的一半。当时不知为什么原因我没去看另一处房子，就定下了那间房。
男友帮我把东西搬过来，就没走。虽然我仍然不爱他，但是我们这两个正年轻，在外漂泊的男女因互相需要走到了一起。这种需要是生理的，两个26岁的青年男女；也是现实的，互相照应。
住下来才发现借住在人家里实在是不方便。我们和男女主人和他们十几岁的儿子合用厨房和卫生间。晚上主人经常邀人来打麻将到通宵。我听着门外嘈杂的打麻将声音，休息不好。住了约半年我觉得实在住不下去了。这时男友的老乡有朋友在华东师大的教师宿舍有张空床，男友就带我收拾起东西搬过去了。
我们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和看门的阿姨混熟了。她和老头住在宿舍的门房看门，儿子和媳妇带着三四岁的小孙子住校外大渡河路附近的工房，她和老头的那间房空着。听说我们花700元租一间房的事，阿姨说愿意把她儿子家她和老头的那间房租给我们，月租500元。住学校宿舍终究不是办法，那时上海人住房紧张，有房出租的人家不多，我们去看了房就答应了。那是间很小的房间，估计在9平米左右。
这几次搬家期间，男友曾经加入我工作的荷兰公司做销售代表。我们在每周五下午曾一同骑车一个多小时到搬到南外滩董家渡附近的公司开会。因为在大太阳下长时间骑车，那年夏天我晒得墨墨黑，像个非洲土著。双臂还得了日光性皮炎，一见阳光就发痒，起疹子。
不久男友托人把我介绍给一家正在招人的外资企业，他们用工是要通过对外服务公司的，属于家挺高级的公司。公司办公室在虹桥的一幢高级写字楼。他们招两名医药代表，推广癌症三阶梯止痛，即将上市缓释吗啡。虽然熟人打了招呼，经理招人标准还是很高的，我通过了严格的面试，被录取了。基本工资翻番，达到每月3000元，开始销售后还根据业绩有奖金（奖金高的时候能与基本工资相当）。这在当时是很好的收入，那时在医院里工作的医生护士每月只拿几百元工资。有不少医生护士跳槽做医药代表。
在这家公司，我还是做医药代表工作。刚开始，我骑自行车负责跑西边半个上海的医院，加上东北部的杨浦区(离我住处非常远，我骑车又慢，路上单程就要花近两小时），覆盖着那么大的销售区域（后来公司又招了几名医药代表后我的区域才有所收缩）。记得我有次晚上回家我在长宁路一带迷了路。夜上海，我独自骑着车，在昏黄的街灯照耀下，我对自己说，向西，向西，就能找到回家的路。还有一次我骑车摔倒在地，两辆公共汽车从我两旁驶过。很危险。
住在看门阿姨家，阿姨的儿子媳妇也喜欢邀人上门打麻将，打到深夜，很吵。有次我一连几夜未休息好，随后去北京出差很劳累。在培训时我很投入，消耗了很多精力，晚上开始失眠。接着又直接坐火车去蚌埠出差。在车上我发病了。我对乘客说着胡话，“我工作是卖药的，肠虫清，两片儿，你们知道不？）。我不知道是不是到站了，每次停车我都有要下车的冲动。我一遍遍地问列车员。最后在列车员的帮助下，我在蚌埠火车站下了车，没有下错站。一下车，我感觉失去了方向感，分不清东南西北。还好车站那时有出租车，我支撑着打的去了蚌埠的南山宾馆（就记得同事曾对我说那是蚌埠最好的宾馆）。
到了前台，我稀里糊涂地办了入住手续。到了房间我就崩溃了。我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向服务员说我病了，需要看宾馆的医生。我失去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就在房间里等待。也不知等了多长时间，来了个女医生，我向她哭诉我病了，又说我怕不能完成出差见疼痛管理专家李教授的任务。她好像也没什么药可以帮我，就让我休息。我极度恐惧，哪里也不敢去。
我用我仅剩的一点理智，一遍遍地拨打电话找男友来接我。我老是拨错号码，被别人告知“你打错了”。一遍遍出错后，终于找到房东，给男友留了言让他打电话给我。不知等了多久，终于等来了男友的电话，知道我病了和在哪里，他当即去了上海火车站，跳上火车赶到蚌埠。在等待他的时候我就躺在宾馆的床上，服用了好几粒安定，也睡不着。我也不知道饿，也没有吃东西。渴了，我就去卫生间接自来水喝。
男友赶到后，带我去吃饭，我看到饭厅里的人，觉得他们都在说我，责骂我。这是幻听。回到房间有酒店的人在我房间修电视，我对男友说他在安装窃听器监听我们。男友说不是的，但我不信。这是妄想。
男友买了卧铺火车票把我带回了上海，我的病情不见好转，父亲得知让男友送我回家，他又送我回芜湖。到家后父亲给我吃我原来吃的抗精神病药氯氮平。我的情况一天天好转，很快我又回到了上海。期间男友帮我向公司请了假。在他的帮住下我保住了这份工作。而他，在我原先服务的荷兰公司工作不久便丢了饭碗，又无业了。
这样到95年秋，我在一次宴请上海某大医院医生和药剂科主任时谈到我租房的艰辛，药剂科主任就说他有位同事在上海市中心有间亭子间空关着，愿意把我介绍给他。我在淮海路长乐路之间的陕西南路忻老师夫妇的家中见到他们，他们非常好，愿意把他们在马路对面弄堂里的那间亭子间借给我住。
他们带我去看房，在一排两层楼建于2、30年代的连排别墅中间的一扇门里进去，在黑暗中爬上木楼梯，在一楼和二楼之间就是那间朝北的亭子间。推门进去，是间矮矮的8平米大小的房间，木头地板，放一张单人床，三扇毛玻璃窗前是一张写字台。我喜欢极了！忻老师说月租250元，忻太太说：“二百五不好听，就两百元吧！”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太幸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