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开始阅读英文版的世界名著时，绝对没有文学青年单纯的热情和高尚的动机，而是焦头烂额下迫不得已的选择。
我一向读中文小说和中译版的世界名著，读起来废寝忘食。中学时代的某个暑假，因为天气太热家里又没有空调，我敞着大门在客厅里读小说，竟然专注到连两个小偷溜进了我的家门都没察觉。贼撬走了厨房里的铜质水龙头，出门时撞见了刚刚逛街回来的妈妈。妈妈大呼“抓小偷”，这才惊醒了沉浸在小说世界里的我。
大学二年级教英文范读的老师要求我们读一本世界名著的英文简写版，然后用英文写读后感，作文成绩算入期末总分。我对英文小说很发怵，似乎每一页都有不少生词，必须时常查字典，打断了阅读的连贯性，阅读的快感也没有了。
为了应付考试，我挑了一本薄薄的英文简版的《呼啸山庄》。借助字典断断续续读完小说后，我不得不承认，还是原版的小说比较精彩。我写了一篇“关于爱情”的读后感，先是用中文打好草稿，靠着汉英字典以及向英文系的才子才女求助，终于洋洋洒洒完成生平第一次的英文长篇写作。老师竟然给了不错的评价。
出国留学是工作后才有的打算。八九十年代的福建没有新东方，没有英文电视，大家读的都是“哑巴英语”。我的TOFEL, GMAT和GRE的应试教材不是借的就是托北京上海的朋友买的。几个当年校园的“东方魔女”给我支了招，让我开始背英汉字典来扩大词汇量, 并且日复一日地大量阅读英文文章，这样才能考高分，顺利申请国外名校。
“魔女”们如此慷慨献出了功夫秘诀，我没啥可说的，只能接招，抱着英文字典狂背。三个多月后，本人被摧残得连睡里梦里都是英文单词满天飞，但英文功力似乎没有多大的精进。为了巩固恍恍惚惚才记住的单词，我赶紧跑到市里最大的外文书店，看看有什么英文书籍可以让我不间断的持续阅读。外文书店的新书也非常有限，挑来挑去，我将能找到的世界名著英文版全部买下来，总共几十本。这些书的中文版我都读过，无论英文版怎样晦涩难懂，好歹本人知道大概的故事情节，总比抱字典背生词容易些吧？
古人读书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读英文名著，是无奈的选择。
就这样一直逼着自己，无论怎么忙，每天都要坚持读三小时的英文小说。背完字典后，阅读英文小说的阻力确实小了很多，头几本书还需稍稍借助字典来理解字义，到后来几乎遇不到什么生词，能够一气呵成读完一本小说了。
喜欢在中文故事里浮想联翩为古人垂泪的我，竟然也开始在英文创造的意境中叹息了。中文版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是我在大学期间躲在被窝里偷偷读的，当时有一种“做贼心虚”的罪恶感，生怕被同学们发现后取笑我是“女流氓”。读英文原版时，只觉得所有的叙述都是那么流畅自然，劳伦斯对大自然的描写尤其令人陶醉。梅勒斯离开后给康妮的一封信，简单一句“亲爱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竟然让我热泪盈眶。德伯家的苔丝的悲剧人生，法国中尉的女人的神秘出现和不知所踪，露丝与乔治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的邂逅相遇，都令我或叹或赞，不忍释卷。
离开中国去欧洲读MBA前，我读完了福州外文书店里的所有英文版世界名著。
我就读的北欧校园里有一个小书店，卖的大多是从美国进口的商科教材。
店老板在市区的总店镇守，从来不出现在小店里。负责小书店的是一个五十几岁的女人，挽着高高的发髻，举止高雅。我去买教材时也顺便买几本畅销书。那时全班的欧洲同学都在读谭恩美的《喜福会》《灶神的妻子》和张戎的《鸿》，见到我总要聊起那几本书，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似乎也局限在书中传递给他们的信息。
出于好奇，我把这些书全买下了。MBA的学习太紧张，每天都有大量的阅读和作业，那些经济类的教材在我的眼里似乎永远不如小说引人入胜。每天花十六个小时应付繁重的学业，我的神经高度紧绷，并开始脱发。每天梳头时大把大把的头发往下掉，我紧张得满头大汗，心里暗暗说：不行啊，会崩溃的，一定要找个忙里偷闲的方式，好好放松自己。
我想到了英文版的世界名著。一开始时是迫不得已的大量阅读以保持英文水平，渐渐的，它们已成为我的最好的放松方式之一。
我找到了小书店的女雇员，试着问她能否在市区的大书店帮我订几本世界名著。我给她一张书单，包括英文版的《复活》，《卡拉马佐夫兄弟》，《我们共同的朋友》等，这些都是我想读但在福州的大书店里买不到的。
女店员惊讶地看着我，问：“这些书你是怎么听说的？现在的欧洲人已经很少读了。”
于是我和她聊起了我所读过的欧洲世界名著，告诉她阅读世界名著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必要的修养之一。我周围的朋友除了能成篇背诵唐诗宋词外，还饱读世界名著, 博学多才, 我只是很不起眼的一个。
女店员的阅读面非常广，我所读过的世界名著她几乎都知道，和我侃侃而谈她的读书心得。末了，她叫我回去等进书的通知，并表扬了我一句：“我敢打赌，你读的欧洲名著已经超过了班里的大多数欧洲同学。”
我客气地笑笑，心想她无非是和客户拉拢关系，特地恭维几句吧。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同一学习小组的Lisa, Lisa是性情严肃的工程师，从不撒谎。她听完了我的故事，突然对我竖起大拇指，直说“佩服佩服”。现今的大多数欧洲人果真不太读世界名著了，我这个来自东方古国的学生妹竟然对欧洲经典名著如数家珍，实在太出乎她的意料了。
我顿时开心起来，原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文学修养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了。
一个星期后女店员通知我来取书，除了从总店拿到我书单上的一些书，她还积极向我推销她喜欢的书。她向我介绍汉姆生：“除了易卜生，他是挪威最著名的作家啦。你大老远来留学，应该多读读我们作家的作品啊！”
似乎看穿了我心里的疑问，她接着说：“想知道奴娜离家出走后去哪儿吗？你都看到啦，挪威夏天短暂，大半年都是冰天雪地的，生活条件恶劣。她根本没处躲，她嘛, 或者饿死冻死，或者在外面活不下去了，灰溜溜地回家向老公屈服。小说没有结局，因为现实中的结局太残酷了。”
女店员的直率热情感染了我，我也欣然接受她的提议，除了买下十八九世纪的欧洲名著以及汉姆生的作品，还开始阅读当代欧洲人最喜欢的流行小说，如《苏菲的抉择》《安吉拉的灰烬》等。
从此我的书包里总是多了一本英文小说，繁重的专业学习当中不时见缝插针拿出来读几页，排遣紧张的精神。
我成了书店的忠实客户，短短一年的留学生涯，除了课本，我陆陆续续买了几十本经典名著和畅销书。女店员很偶然地在她的老板面前提到我--一个来自神秘的东方却满腹欧洲经典名著的女学生。那时去北欧留学的中国人极少，班上就我一个中国学生，北欧人对古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孔夫子”，对近代中国的大人物，只叫得出“毛泽东”和“邓小平”，见到东方人既好奇又热情。
书店老板是当地著名的文化商人，他白手起家成功创业的事迹被我们学校编成案例，供商学院的学生讨论。女店员当着我的面说大老板赏识我时，我并不放在心上。我的藏书远非汗牛充栋，更谈不上学富五车。我只不过是一个读了上百本世界经典名著后喜欢满世界和别人谈读后感觅知音的商科学生罢了。
毕业前夕我又去逛书店，女店员拿出几十本崭新的书，放在我面前，笑咪咪地说：“这是我们老板送给你的礼物。”我一看，全是我喜欢的十八九世纪的欧洲经典小说。女店员告诉我：老板知道我读了那么多欧洲经典小说后，非常感动。他说如今的欧洲人人都在谈中国这个不容小歔的大市场，个个摩拳擦掌想进中国市场分一杯羹，可谁又真正用心地在了解中国呢？中国作家的小说我们几乎一本也没读过，我们甚至连自己的经典都不想读了，但我们从来不感到惭愧。而在遥远的中国，我们眼中极其神秘的国度，却有一个女孩从小就在读我们的经典，先是用自己的语言读，再后来又用英语认真地读，其志可嘉。我们这些从事文化传播行业的应该扪心自问，好好检讨一下了。
我欢欢喜喜地收下了书商的礼物。女店员送我到店口，又说了一句：“反正这些书现在不好卖了，与其放在书架上沾染灰尘，不如送给有心人吧。”我眼圈一红，赶忙说：“像我这样的爱读书的中国人很多，您太过奖了。”
书商送我的英文小说有一半我在出国前已经读过了，我将它们送给了同班的欧洲男生。另外一半我带到了加拿大，只是十几年来一直摆在书架上，从没翻过。
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生存成了最重要的挑战。MBA毕业时，几乎所有的欧洲同学都找到了好工作，年薪高得令人乍舌。班上的好事者不知从哪里找到的数据，说我们班毕业生的平均年薪竟然超过了哈佛商学院的MBA。我是唯一一个前途未卜的。我已通过了体检，正焦急地等待加拿大移民纸。前途不明，连工作都不敢开始找。听到同学嘴里的年薪数据，我苦笑着对大家说：“对不起，真是连累了，我没有工作，年薪是零，把全班的平均数都拉下来了。”话音刚落，全班同学哈哈大笑。
深知生存艰难的我，在异国他乡跳了几次槽，又改了行，不停地读专业书，一次次考牌提升自己的职场“价值”。我的英文水平已经突飞猛进，读专业书不费吹灰之力，不再需要看英文世界名著来缓解压力了。于是在专业书和CFA的牌照前一点不显“含金量”的世界名著被我放在书柜里做了摆设。
只是每当夜凉如水，我坐在书房里，想起从未谋面的挪威大书商的赠书之举，以及他的那番发乎内心的自省的话，眼眶又不由自主地潮湿了。在北欧留学的岁月，有名著相伴，有真诚的鼓励，这段青葱年华也算活得有滋有味，没有虚度了。
这段经历也提醒我：只有像书商那样充满善意和人情味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人士。但愿我也能像他一样鼓励和提携年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