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史9：小靳庄人故事多

历史像一面镜子---产生写天津市小靳庄的想法，是缘于我在苦难岁月中一段忘不了的经历。那是1974年，在“文化革命旗手”江青的鼓动下，全国掀起了学习小靳庄的热潮，各地纷纷组织农民赛诗、唱样板戏，批林批孔。当时我在读初中，尽管身在遥远的乡村小学，高山大海也阻挡不了师生们学习小靳庄的热情。当时很多地方都讲起革命故事，我也不例外积极参与。除参加比赛区县调演外，主要是下乡到我们学校附近各生产队轮回演出。讲的故事有：“农民老大爷身板硬”，“队长吃苦耐劳”，“地主像屋檐下的芭蕉--根焦叶烂心不死”。有时高兴也唱一首“红星照我去战斗”。那时非常单纯，虽然生活清苦，但心里头还觉得充实。那时候，能歌善舞者不计其数，随便抓一个来，也可以哼几句革命京剧。我最佩服的是一位复原军人，普志泉，唱起>里的一段“这些兵急人难。。。。”那个味道真是地道，我虚心向他学习后，也曾登台唱过“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有时演出后已到深夜，生产队里农民端来热腾腾面条或夹着红薯白米饭，吃得真是那个香哟，本来眼皮打着架，此时睡意全无。朴素乡民们热切接待的场面，如今仍然记忆犹新，演出情境历历在目。


但小靳庄究竟是怎么起源的，我当时并不清楚。如今电子通讯和互联网时代，了解历史比较容易，不必亲身到现场采访，键盘一敲或者书本一翻，就可以复习这段历史了。转眼40年过去了，当年的小靳庄如今怎么样？我不能光顾自己，让朋友们也来看看学习哟，真个是“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主席”。这不我来个40年的回车，万里的路程，把小靳庄如何兴旺，又如何衰败如实地展示出来。

文革期间，这个小靳庄村庄因为能唱样板戏，搞赛诗会而闻名。江青发现至宝，不失时机树起一个在农村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所谓典型，在全国广为宣传。后来又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出尽风头，江青还把外宾带到小靳庄去参观。粉碎“四人帮”后，小靳庄的所谓“经验”受到批判。

那么文革后期江青为什么把天津小靳庄树为典型？ 江青在1974年来天津之前，并不了解小靳庄，也不是为了树小靳庄这个“典型”而来，而是来天津抓“儒法斗争史”宣讲活动的。当时的市委，根据《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及有关文章，在全委扩大会议的报告中，提到了在批林批孔中要研究“儒法斗争”问题。铁路分局天津站得知这一精神，通过南开大学工宣队的关系，派了几位同志参加南开大学举办的“工农兵批林批孔学习班”。从南开大学带来的儒法斗争材料，从历史经验入手，于是成立了一个儒法斗争史研究宣讲组，编写《儒法斗争简史讲稿》，并进行宣讲。之后写了总结报送天津铁路分局党委、市委宣传部，但未引起注意。新华社天津分社得悉后，作为“国内动态清样”稿上报总社，总社又作为“国内动态清样”报送中央政治局。

江青看到这份“国内动态清样”后，立即抓住，于6月16日指使其工作人员打电话通知在京的王曼恬(王当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并调文化部担任领导工作)，速将天津站的“讲稿”报来。当晚10时，王曼恬将“讲稿”送交江青。江青说:政治局已经批准她去天津，要王曼恬马上回天津作准备。与此同时，中央办公厅给市委打来电话，说江青要来天津，纪登奎同志一起来。17日晚，江青和其他人以及“理论班子”来津。19日晚，在干部俱乐部大剧场召开批林批孔报告大会，听取天津站工人理论骨干的宣讲。在与会人员坐定后，我先上台宣称今晚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会议注意事项，确保会议万无一失。江青晚到了一刻钟。王在后台侧面看到江青在台上喝矿泉水，那个年代喝矿泉水是少见的。江青开头就说:“在十七号的下午二时，我们又爆炸了一颗氢弹，但是，今天我们开这个会，听了工人批林批孔，比那个氢弹的威力还要大……”当时对她这种说法真不理解，孰能料到，这是风起于青萍之末，预示着将要刮起一场夺权的风暴！

江青这次来天津后，提出要选一个农村的点去看看。前年，一位来津的美国访问学者问我，江青去小靳庄是否为王曼恬推荐的？我说不是，王并不了解农村情况。当时市委主要领导人向江青介绍了四个学大寨的先进点供她选择，其中有西郊区的房庄子、东郊区的赵沽里、静海县的杨家园和宝坻县的小靳庄。市委第二书记吴岱当时在宝坻县大钟庄蹲点，对小靳庄比较了解。江青听这几个点的介绍时，听到小靳庄办政治夜校，有做诗、唱样板戏的情况，如获至宝，立即决定去小靳庄。当时解学恭曾提出，小靳庄离市内很远，交通不方便，还有一段土路。但江青坚持说“骑马也要去”。

小靳庄位于宝坻县林亭口镇东南部、箭杆河畔。解放前这里因地势低洼，水灾频繁，村民生活极为困苦，是当地有名的佃户村。“大水吞门白汪汪，土地不收颗粒粮。锅盖长在锅台上，妻离子散奔他乡。”这个民谣是宝坻地区大洼地的生动写照。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走合作化的道路，村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文革”开始以后，由于村干部被打倒，人心涣散，生产混乱，使这个村成了一个落后的“老大难”村庄。1969年，王作山担任村支部书记，组建了新的领导班子，决心带领群众改变小靳庄的落后面貌。他们大干苦干，改造盐碱地，硬是把箭杆河挖下一米多深，给村里土地铺上河泥，使村里“旱收蚂蚱、涝收蛤蟆”的主要盐碱地块得到改良。

经过艰苦奋斗，小靳庄的集体经济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粮食产量由原亩产100多斤提高到“上纲要”的400多斤，人均吃粮也上升为420斤，每年春夏季各上缴公粮10万斤，成为学大寨的先进单位。1971年9月，宝坻县委在小靳庄召开会议，推广了小靳庄学大寨上纲要的经验。于是，小靳庄继知识青年下乡典型邢燕子所在的司家庄、侯隽所在的窦家桥以及老典型大口巷村之后，成为第四个学大寨的先进典型。

小靳庄是由于办政治夜校被江青看中的。其实，他们办政治夜校由来已久，1970年，宝坻县委在农村进行政治夜校的试点。小靳庄于1971年建立了政治夜校，学文化，学农业科学技术，学毛主席著作和时事政治。课前或课间休息时，经常有人唱样板戏和革命歌曲，或由“乡土诗人”朗诵个人的诗作，气氛欢快，受到欢迎。这里的农民有唱戏的传统。王在这个县的大钟庄蹲过点，发现那里的农民讲话文明，这应是与这里的地域文化有关。由于小靳庄政治夜校办得好，1974年6月1日，县委下达文件，决定在全县推广他们的经验。

政治生活中充满着随机事件。小靳庄的政治夜校本来是一项文化教育活动，王作山本来是个比较好的农村党支部书记，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得到江青的“垂青”，竟被安排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被提拔为县委书记。他身不由己地被推上高处，但也跌得重，又曾被隔离审查……那里的村民本来过着较为平静的生活，可是蓦然竟被卷入巨大的政治漩涡中…

弹指一挥四十年，现在的小靳庄怎么样了？
一位记者最近到小靳庄采访当年的村支书王作山。他正帮着二儿子收拾废品。见来人了，他放下手里的活计，把客人让进了他二儿子的卧室兼客厅。房间不是很大，一铺土炕，两个沙发，屋地也就三四平米，但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让人有一种温馨感。知道我们是新华社的，老爷子非常高兴，从分社到总社，他能数出好多人的名字。

今年72岁的王作山，身材有点瘦小，脸上爬满了皱纹，但身板硬朗，耳不聋，眼不花，记性好，思路清。从1959年开始，他先后担任了10年的生产队长，8年的大队党支部书记，9年的生产大队队长（即后来称作的村主任），1986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到了乡里的农科站。其间，1976年还曾在县委书记的岗位上工作过六七个月。

在担任小靳庄领导期间，王作山带领全村70多户600人学大寨，抓生产，经常是起早贪黑地改土造田。“那时就种粮，‘以粮为纲’，一年能给国家交20多万斤粮！”老爷子至今仍不无自豪地说。为了多打粮食，给国家多作贡献，他在村里办起了“五七”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学技术。很快，小靳庄就成了河北省（当时宝砥县隶属于河北省）农业学大寨的典型。这个典型不知怎么被江青知道了，1974年和1976年，江青三次来小靳庄，赞扬该村“用无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在她的鼓动和上级领导安排下，小靳庄组织农民写诗、赛诗，唱样板戏，制造出农民以写诗、唱样板戏“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登上评法批儒舞台的“小靳庄经验”，并在全国推广。

“四人帮”垮台后，王作山受到牵连，被审查了一段时间，“小靳庄经验”受到人们普遍蔑视（其实当时推广他们的“经验”时，我们那里的不少人就认为那是“不务正业”）。回忆起这段不好过的日子，王作山说：“江青上哪哪遭殃，没有江青掺和，村里早就搞起来了。这下可好，我上哪去都不敢报名，群众出去也不敢说是小靳庄的。”

1977年，王作山担任大队长，在继续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开始抓多种经营，组织农民种大葱、大蒜和辣椒，建“三辣”基地。又先后办起了五金厂、自行车零件厂等企业。小靳庄的生产生活开始重又走上正轨。

“从粉碎‘四人帮’到现在，30多年过去了,您感到小靳庄有什么变化？”这是此行最关心的问。老人家沉思了一下：“书记换了好几茬，企业没弄好，原有的几个企业都倒闭了。办企业的事都是我和外边联系的，我一下来，人家也不理我们了。”但他转而说：“这些年变化还是很大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家家户户盖新房。” “‘三辣’基地现在已经占到全村耕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还发展了养猪养鸡，50岁以下的人都出去打工了，打工的每月都1000多元。地里看不到年轻人了，种地、收割都机械化了。家里有农业，上班有收入，一般人家人均年收入都在六七千元以上，花个七八万元盖个新房已经不算啥了。”

交谈中，王作山多次盛赞改革开放，盛赞现在中央的政策好。“现在中央的政策多好！农民想上哪就上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种地不交税还给补贴，又有了合作医疗，有病住院还能报销。我老教育我儿子，可不能对不起共产党。” 说起村里的变化，王作山还讲了一条：“***书记不是讲‘和谐社会’吗，我们这个村子这些年一直很稳定，邻里之间相处和睦，晚上敞门睡觉都没事。” “穷不是社会主义，我现在是真正认识到了。搞社会主义靠搞阶级斗争不行。”

王作山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小儿子在保定打工，做买卖，在那里安了家，二儿子在家经营一个店铺，还办了个收购站，二儿子的两个儿子也都上班了。王作山本人也在两年前去塘沽开发区打了工，给一家大企业看仓库，每月800元，供吃供住。可以说，全家人已经没有纯务农的了。“各家都富了，村里穷了。村里没有集体经济，没有收入，想办事没有钱。”王作山多次跟我们谈到这一点。他是一个月前从打工的公司回到家里来的。

“当年跟我一起干的人，六七十岁就都死了，一个也没有了，我就想，我还干个啥劲？还能活几年啊？回家呆着算了。我这一回来，公司还每月给我400元生活费。” 记者问：“你那时怎么没转正呢？” “这个事也怨我自己。当年让我到县里当书记，我就说，我是搞农业出身，抓农业行，当县委书记工农商学兵都得管，我不行。你让我干，我就当个副手，管农业，先试试，不行我就回去。结果干了几个月，就下来了。” 村里当时的几个骨干都转正了，现在退休了，每月都有1000多元的退休金。而王作山还是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
“这些年你自己也该有点积蓄吧？” “那是有。” “有个十万八万的吧？” “没有那么多，但够活到死了。”王作山笑着说。访谈中，王作山始终笑呵呵的，乐观，开朗。他说他什么病也没有。“前两天检查了，血压80-120。” “那是年轻人的血压啊？你活到90没问题！”我们羡慕地说。

临行时，记者让他跟着一起到镇里吃点饭，他说什么也不肯。“我还是那个传统，上边来人，吃饭时让别人陪，我回家。” “咱们都是普通百姓，一起吃顿饭有什么关系？”
“不行，不行。”任我们怎么拽他，他都不上车。

这就是王作山，始终如一的憨厚的农民老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