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教授：在上海的就医经历

在上海的就医经历

这次痛苦的就医经历让我难以忘怀。在我出国20多年后，第一次与内地的医疗体系有直接接触。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哪一家医院的问题。我知道自己比普通百姓幸运百倍，这么多年避免了与这样的医疗服务打交道，而且还可以享受特需医疗。

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出国后，一直到两年前全职回国工作，尽管我的专业是研究卫生政策的，但却一直没有机会亲身体验内地的医疗体系。尽管在国内我走访过一些医院，也陪亲人去看过病，但都不如最近的一次亲身经历让人感受深刻。

几天前，我在浦东一家宾馆参加一个专业会议。上午会议过半，突然感觉左后腰处发酸。开始我以为是坐的时间长了，便走出会场活动一下，但这种感觉不见好转。突然间一阵恶心，我忍不住吐了起来。之后，我的腰部疼痛越发加剧。

我马上联系与会朋友，他们从酒店里弄来了止痛片，又借了一间客房让我休息，但疼痛依旧难忍。宾馆服务人员帮我给附近一家三级医院打电话，但这家医院的急救车已经出去，宾馆建议我直接打车去医院，并派一位工作人员陪我。

尽管我的商业医保可以使用特需医疗，但我觉得还是去这家医院看急诊。医院离宾馆不远，出租车停在急诊室门口，我只能忍痛自己走进去。宾馆工作人员帮去我挂号，我则走入一间很小的诊室，里面有两位医生面对面坐着。

我告诉其中的一位中年男医生，说我非常痛，让他看看。他板着脸说，你挂号了吗？我说正在挂，他说电脑里没号无法看。我说很痛，但他对我完全不理不睬。

之后，又有几名病人和家属进来，医生就开始招呼他们了，当我根本不存在。我只能走到走廊里等待。我没有想到，这里的急诊就像普通门诊那样对待病人，只是病人没有那么多而已。

从酒店到医院的路上，天热加上疼痛，我浑身的汗水已将上衣完全湿透，在医院的空调房里冻得浑身发抖，同样没人管我。直到我的同事赶到，帮我要了一块大毛巾披在我身上。

谢天谢地，总算挂完了号，医生开了一针止痛药和化验单。疼痛令我坐立不安，好不容易有人找来一个简便床让我躺下，推着我去打针化验。打完止痛针依然不见效果，尽管当时医生已经怀疑我得了急性肾结石，但也只能等待化验报告。

在这漫长的等待期间，我躺在急诊室中。里面有几十个人在吊盐水，我痛得只好抓紧床的铁栏杆，不时敲打着，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在急诊室的整个期间，没有一位医护人员主动问候一声。

我这辈子并非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疼痛。当年我中学毕业下乡不久，就被烧水严重烫伤，烫伤面积占全身18%，许多地方是三度烫伤。我在医院里躺了一个多月，后来还做了植皮手术。在当时的整个过程中，我没有叫过一声。

但是，这次疼痛确实无法忍受，我只能让医生再打止痛针。医生准备开一针强止痛的杜冷丁，问我要身份证号码。我说我是外籍，没有身份证，只有护照号。医生马上说，没有身份证号码可能无法开这个药。我想，难道外国人在中国只能痛死吗？还好，电脑总算接收了护照号码，这一针下去，疼痛不久就明显减轻，但我整个人也已精疲力尽。就这么在医院急诊室折腾了三个小时后，我才回到家。

短暂的疼痛过去了，但是这种痛苦的经历却难以忘却。在我出国20多年后，第一次与祖国的医疗体系有了如此直接的接触。

我没有对医务人员有任何抱怨，我知道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哪一家医院的问题。

如今，中国整个社会似乎对医患矛盾已经变得麻木不仁，往往将问题怪在某些医务人员身上，怪在某些病人和家属身上，更是怪在煽风点火的媒体身上，似乎这一切问题都是某些人造成的。

我的这次经历也是上天给我的恩赐，让我必须关注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病痛和医疗经历。希望有一天，我们的老百姓都能够享有人性化的医疗服务，在病痛折磨我们的时候，能够得到人性的关怀和治疗。

作者:中欧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 2014-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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