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了因特拉肯，我们赶往瑞士的首都伯尔尼，沿途又一次欣赏美丽多姿的Thun湖，感叹我们加州目前的干旱缺水。瑞士只有八百万人口，苏黎世和日内瓦虽然大，却不是首府。50分钟就到了，存好行李，我们去老城边走边照，钟楼，拱廊，喷泉，大教堂。伯尔尼老城完整地保留着中世纪的建筑风貌，哥特式阶梯大教堂正在修缮，照不出漂亮的外观。以前爬过科隆大教堂，这次却面对300多节台阶望而止步。不能错过的是爱因斯坦的故居，上个世纪初在这里写出了对现代物理学有巨大贡献的多篇论文，包括光电效应，狭义相对论，和众所周知的质能方程。1905年被称为“奇迹年”。怎么形容这些文章的重要性呢？文学城的读者一定都知道《雷雨》和《围城》，现代的年轻人都知道韩寒，所有其作品引发的轰动比不了当年愛因斯坦的论文对物理学界的震憾。
愛因斯坦那时才二十五六岁，曹禺写《雷雨》时也是二十出头。年轻人有创造力，但还要有机遇才能成功。上世纪初量子物理的发展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造就了多少世人仰慕的物理学家。他们的高深理论最终证明了瑞士一位中学教师发现的氢光谱波长巴耳末公式的正确性。那个公式完全是凭灵感猜数字拼出来的。真佩服150年前的这位巴耳末老师，天天面对着一堆枯燥无味的数字，没有任何计算工具。要是晚生一百年，一定能赢乐透大奖。
传道书中讲，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我当年的大学同学人才济济，个个都有“给我一个支点就可以举起地球”的雄心壮志。如果出生在愛因斯坦那个年代，说不定都会对量子力学有卓越贡献而名垂青史。
回想自己过去的几十年中没能抓住的许多机会。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砷化镓中的深能级缺陷，做半导体的人都知道潜能级缺陷是人们故意掺杂造成的，是有用的，而深能级缺陷是要避免的。任何一个学科领域，肉都吃完了，只剩骨头的时候，千万不要恋战。停留在半导体研究使我错过了当时众多的新兴领域。
记得在论文答辩后闲置巴黎的一段时间里偶遇一奇人，素昧平生，一眼看出我已买好回国机票，劝我改期（后来还真是推迟了）。我当时问他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说五十而知天命，二是我和我旁边的两个人谁有希望拿诺贝尔奖。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在此不能讲；第二个问题的回答让我很赞同，他说“你没戏”。
海归后的三年，年轻气盛，经费充足，课题时髦，落笔成章。国际国内大小会议游山玩水，枉费了青春。94年以半导体物理学者的身份受杨立铭先生之托赴日本参加了一个核物理研讨会，参观了筑波，富士，东京，看到人家大学的设施和科研条件，想起了巴黎那位异人說的話，鬼使神差地决定激流勇退。从此再也没有什么作为。
现代人没必要都搞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除非是学天文或理论物理的。看一眼前辈曾经辉煌过的地方，心头涌上一丝对过去的怀念。拍照留念后我们乘车前往此行的下一站Lucer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