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征文）学习班
凡亲身经历者，都不会忘记文革。
1968年7月。我回到天津。
“横扫一切”的红八月已过去两年，两派对峙演化 成的武斗也过去了一年，公检法被军管，社会秩序从躁乱逐渐平息下来。上街走走，只见几个小伙子在刷大字报，要求释放他们的头头，这是一个小工厂的一派组 织，自称造反派，我还记得一年前在和平路看到他们在游行队伍中，七八个人乘坐敞篷小货车，挥舞着大刀，彪劲十足，现在孤零零三、四个人一边贴大字报，一边 开着玩笑，显得沦落而无聊。
真以为一夏天就要平静单调地过去了。
这晚上天气闷热，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直到午夜方朦胧睡去。梦中听人呼喊我的名字，我“啊”的一声醒来。窗外的声音仍呼喊我，说“你出来一下。”我翻 身起床梦游般走出去，院里有一伙小年青，女多男少。为首的说：你是某某吧？跟我们上派出所走一趟。我还未完全清醒，下意识地回答：走吧。他们语气和缓了 些，说：再穿点衣裳。我意识到，自己还是背心、裤衩、拖鞋。随返身进屋。哥哥已开了电灯，迷迷糊糊坐在床沿问：什么事？我说：没什么，叫我到派出所去。穿 好衣服，出来就随他们走。此时母亲还在睡梦中。我也没叫她。
沿太平街往西不多远即是梁家嘴。这地方原是南运河旧道的一个转弯处，街巷杂乱。我小时侯在此迷过路，以后一直视做畏途，从不涉足。在夜色中跟随他们走进一个大院子，有一座楼，进入楼道，是我熟悉的教室格局，是新建的一所初中。那群小青年就是学校的红卫兵了。
进了一间教室，只有两张办公桌，各坐一位民警，进行询问。
我一回家就照例到派出所履行了临时户口申报。现在又把我叫到这里来干什么？但多年的驯练让我习惯于只是老实回答询问。
问题也是常规的，从哪儿来，属于哪个单位？来这儿干什么？家庭情况，政治面貌，本人历史，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民警态度严肃但不严厉。我身后那一桌的气氛全然不同，听见呵斥声：你别以为自己没事，你的情况我们知道！你家里的那些事我们也都知道！被询问者则在急切解释什么。
接受询问后又被带进一间教室，这里有一些人聚集，大家搬挪课桌椅，胡乱休息下来，等待天明。
天亮了。我们以为可以回家了。可进来一个带袖章小丫头，厉声吆喝道：起来，你们为什么不学习“最高指示”？众人不忿，七嘴八舌顶撞：我们没带语录本！那丫 头质问道：主席语录天天学，随身带。你们为什么不带来？众人越发没好气：深更半夜把我们叫来，我们什么都没来得及拿。那丫头一甩门走了。她也没带语录本。
随后换了一位红卫兵，是有准备，带着语录本进来的。于是领着我们行礼如仪。敬祝**万寿无疆、**永远健康、向**学习、致敬。然后带领大家朗读最高指示。我们都习惯这一套常规。早请示，晚汇报，唱颂歌，呼口号，已成为全国人民的新习俗。
到前半晌，不但没有放回家的意思，反而陆续提进来我们的行李，说是家里人送来的。看来我们得在这教室里住下了。
把几张课桌拼在一起，安置下铺盖。心中未免感慨，教书十年，从未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停留在教室里。
既来之则安之，那就熟悉一下周围环境吧。
我在教室的后方，左面是几扇窗子，玻璃七零八落，窗外有铁护栏，外面是紧贴着围墙的自行车棚。回头看教室右边通着楼道的前门已堵住只留后门出入，靠墙摆满课桌连成一片通铺，人们在上面安顿行李。
黑板左侧有几个人聚在一起，直觉告诉我，这些人和我有较多共同点，果然听到有人招呼身边杨老师。我凑过去和他们拉话。那位杨老师和他的学生是北京工学院 的。另一位是清华毕业生，毕业留校，自称在校也是搞专案的。最年轻的是中国科技大学的数学系学生。几个人都带着些忿忿情绪。不愿多说。
通铺上两位老汉，一瘦一胖，瘦老汉年近七十，来自山东德州，衣着整洁，他的行李是外孙女直接送进来的，这女孩大概是本校学生，走后门来看望老爷还需要什么 用的。老爷则嘱咐他回去安慰妈妈说这里挺好，不用惦念。这一老一少的喁喁亲情着实让人羡慕。胖老汉是郊县人，来儿子家暂住，是个老农的模样，面带憨相年纪 略小些。另有两位工人大哥，三、四十岁，一黑一白。说来凑巧，那白脸大哥我在公厕见过一次。当时正有人和他寒暄，问：您现在在哪儿上班哪？答：在长治太行 锯条厂。问：那儿现在怎么样？答：动起枪炮了。对立面打进我们厂子，抓住男的狠揍，抓住女的都欺负了。我在一旁听见是山西回来的，不免留意看了一眼。今日 在此重遇却不好叙旧。通铺上还有一长发青年，坐立不安。自称是65年去新疆支边的，一闲下来就想给大家表演新疆舞，众人却各怀心思，无人凑趣，让他倍显尴尬。左看右看，看不出一个牛鬼蛇神，满屋子的革命群众。凭什么把我们关在这里？
第二天红卫兵面对众人的质问也压不住了。终于迎来“领导”亲自出面训话。
一位军人进来了。众人肃然。那军人年纪虽轻，却充满自信，居高临下的眼光扫视全屋，咳嗽两声，开口道：听说你们在这里有些情绪，我正告大家，把你们召集到这儿办学习班我们是有依据的，宪法还没有废除嘛！
这句话印象极深。我从来也没听见整人时会提起宪法，特别是在政治运动中，尤其是在文革中。文革结束后，见过一些报导，曾有一位大人物在遭到批斗时说过类似的话来保护自己，结果如何呢！不用说了。
军人继续训话：大家要警惕了，你们中确实有人有严重的问题，大家要擦亮眼睛，不放过坏人，有问题的人要彻底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心突然紧缩了。
接着是学习两报一刊社论。宣布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将在我们中间开展。
我们不知道，文革中的这一转折已酝酿半年。 1968年1月2日，最高指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1月30日， 伟大领袖在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写了个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 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这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要从运动群众转化为有 组织有领导地清理群众了。不久，中央警卫部队和工作人员被派到北京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等几家工厂，实行军事管制，开展所谓“对敌斗争”。新华印刷厂军管 会进厂不到两个月，就揪出了10个“反革命分子”。总结出了“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斗争的另一个主要对象就是所谓“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1968年5月，姚文元将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文章送毛泽东批阅时，用了“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名词。毛泽东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从此，全国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拉开了序幕。
我们适逢其时，做了大规模开展运动的一次小样试验品。
空气凝重，只是想：“坏人”是谁？
首先想自己，虽然背负来自父亲的“原罪”，二十年来，一直被划在落后圈里，但毕竟未被逐出群众的队伍之外。文革这两年，我教书的学校没给我贴出一张大字 报，更没有受过批斗之苦。再看天津褴褛的家，母亲蓬头垢面，衣衫破旧，哥哥在小工厂做临时工，他虽交游广，爱好多，但头脑清醒，行事恰当。和同厂的老工 人，派出所的片警都有着深厚的交谊（三十年后，在他的追悼会上我又见到这些老友）。正因为这些人的保护，无论是文革开始时的抄家风，两派武斗时对立面的攻 击，都没有对我家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尽管如此，多年的政治运动经历让我知道，斗争残酷，危机四伏，处于这样的环境中，任何不当举止和言论都可能造成灭顶之 灾。
想想周围的人，并不了解。名牌大学的校牌不是护身符，学校是折腾最厉害的地方。有道是：“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这就是说，他们也该挨整了。再看 工人，文革中大规模武斗的主力，象山西的杨成效那样，毫无疑问是清队的对象。支边青年在社会上游荡是不安定因素。老人们来自旧社会，都有说不清的历史。用 怀疑的目光去看，每个人都是一个谜。
我们彼此陌生，眼前没有发生什么需要侦破的罪案，看不到任何犯罪线索。一切都只能依靠组织，依靠领导——那位军人来揭破谜底。
第三天开会，军人主持，依次指名交代本人情况。大都浮皮潦草一带而过。那支边青年成了重点。
军人严肃指出要他交代“摔领袖像章”的问题。
那青年忙解释，自己不是有意的。半夜红卫兵上门要带走他，他想不通，情绪激动。摘下像章放时，略为慌乱了些……
为什么要摘像章？在新疆，每遇武斗，抓了人先强夺下像章，再动手修理。这是为了防止抢像章的习惯性动作。
想起来了，这就是头一晚民警训斥的那位。难道他本人和家庭还真有什么上纲的问题？
说来说去就是个像章，放得慌张，顶多是无心的小小不敬。说成有意的“摔”就能上升为“恶毒攻击”的政治罪行？
众人也看出领导的本意是修理这位的态度，借以警示全体。于是集中帮助他端正态度，不再纠缠是“放” 还是“摔”。那青年也很配合，一再检讨，表示悔意。
第四天，敌我斗争的一幕即将揭开，两位老汉一早就被叫走。斗争对象确定了。余下的都是革命群众，两位工人当然是主力。大家同仇敌忾，在军人的指挥下，在工 人老大哥的带领下，决心打好对敌斗争的这一仗。在军人的督导下，一致议定，开始由两位老大哥负责押进批斗对象，杨老师领头呼口号。第一个是瘦老汉，两位大 哥扭着胳膊揪着白发连推带拉地捉将进来，迎面就是齐声怒吼：“彻底交代，争取宽大，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那山东老汉哆嗦着开始 交代：“我有罪，旧社会我养着一条木船，在运河里跑运输，自己把舵，还雇着几个帮工，三反五反批斗我，船也交公了。我想不开，上吊没死成……”。天津是五 河下梢，运河是重要的货运通道。直到六十年代初，还能在河边看到这种长达数丈的木船，运河并不深，船工们用竹篙撑船行进，船后端专设一舵工把舵。这瘦老汉 既是船主，又亲自把舵，无怪乎有一副硬朗身板，吃得住这一番折腾。想到这里竟生出些许同情之心。只听得黑脸大哥一声断喝：“斗你不冤！旧社会，车船店脚 牙，没一个好东西！”这工人老大哥真比念书人强，念书人除了喊口号，就会捕风捉影，无限上纲，那象工人老大哥社会经验丰富，能活学活用，切中要害。可仔细 推敲起来，车——车夫、船——行船的、店——开店的、脚——脚行（搬运的）、牙——牙行（中介）没一个好人，这是谁说的话？是和他们打交道最多的商旅者的 话，是经不起阶级分析的。当时顾不得多想，只是随同众人七嘴八舌地呵斥，似乎要把入住以来的一切怨气都尽情发泄。那支边青年更跳到前面，抡起拳头就要捶 下，多亏军人及时制止住。
“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瘦老汉被勒令滚下去写交代材料。接着进行第二回阶级斗争。
这胖老汉，看着满脸憨像，真应了一句话“人不可貌相“，敌伪时期在乡政府当过厨子，土改时斗地主分了地，又全家进城当上工人，可算得上代代红。只是他不争 气，好喝酒耍酒疯。十年前，因为儿子结婚花费多了些，他就喝上酒，在家门口大骂。扰得四邻不安。惊动了派出所民警也来劝阻，民警好心好意地说：你还是个党 员，要考虑影响。他却借上酒胆，满口胡言：“什么党？我是狐群狗党！……”（军人插话：还说了一些话哩，都已记录在案，咱也不宣布了。）处分下来，双开， 劳教，回乡管制。对这种极其敏感的言论，众人反倒不好入嘴。只有黑脸老大哥板上敲钉一句话：“酒醉吐真言！”醉话犯忌可以据以定罪！那么说梦话呢，“梦是 心头想！”为保证不犯错误，不但要管住个人的嘴，也要锁住自己的心，不可以“胡思乱想”！
第五天，总结大会，学习班对敌斗争取得伟大胜利，今后，全国各地即将铺开清队运动，要求大家立即离津返回原单位，准备投入本单位的阶级斗争。成员各自表态，从学习班结业后，立即动身返回单位，并把学习收获带回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第六天，卷铺盖回家，伙食费、粮票早由各家交付，住宿费免收。走出校门口时，把门的红卫兵客气地打招呼：“回呀！”（我们走了，他们的任务也完成了。）不可思议的是我竟说了声“谢谢啊！”发自内心的。
和以后正儿八经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相比，我参加的这期学习班就太小儿科了，犹如一场儿戏。说穿了，不过是借清队之名，行驱逐临时户口离津之实。至于小题大做，硬要扮演成阶级斗争的闹剧，也是那时的主流风尚。以革命的名义践踏公民的人格尊严。我们被践踏，我们践踏别人的同时，也在践踏自己。时隔多年，我所以要重新揭开这块伤疤，是籍以检验个人是否找回了羞耻之心，如果说，在高压下，包羞忍耻是可以接受的一种策略选择，那么，明耻则是恢复做人尊严的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