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自传
2014年八月廿五日，父亲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一周岁。
数年前外婆去世，当时觉得自己应该为她写点什么，以示对她的怀念，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外婆曾在我家呆过一段时间，照顾年幼的我和妹妹。但因自己的懈怠和懒惰，加上自己对外婆的了解甚少，最终没有动笔，成为憾事一件。这次我提醒自己，再也不能让遗憾重演，因为父亲不仅是我最直接的长辈，而且一直是我最为崇拜的人。
约三年前，父亲在例行的体检中被发现患有肺癌。考虑到父亲的体质和年龄因素，我们选择了比较保守的微创手术。术后又持续一段时间的放疗，但拒绝采用化疗。今年四月，父亲在散步时突然晕厥摔倒，血流满地。之后他的身体状态便是急转直下，先后晕厥多次，并于四月、七月两次住院，直至去世。
九零年年初我辞去工作，自费赴美留学。之后便和大部分人一样在美国居留、工作至今。所幸父亲最后的两次住院期内，我都能赶回国内，并在父亲临终前见到一面，没酿成遗憾。
父亲去世后，我寻找东西时，在父亲遗物中无意中发现了一份父亲手写的自传。这份自传写在一本普通的硬皮笔记本，大概占一百来页。笔记本似乎比较陈旧，装订已经开始脱线，内页已经泛黄，尤其是页面的边缘部分。从笔迹和叙述上看，是父亲约十年前断断续续写成的。
我从小就不爱打听长辈的事情，总觉得大人的事情应该是神秘的、神圣的。对父母的认知和印象基本上都是记事以后的感知积累。所以，我对父亲的认识，尤其是他的身世和经历知之甚少。我的印象是，父亲出身于书香门第，是家中的长子，下面有两个妹妹。小时候因为学校要求学生填写表格，所以知道父亲当年在上海财经学院（即如今的上海财经大学）任教。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知父亲那时的工资是每月118元。其实即使这样简单的印象也和实际相差很大。
从父亲的自传中我第一次得知很多实事：
（1）父亲原名苏千寿，后来读书期间改名为苏籛寿，沿用至今。由于‘籛’过于繁复，甚至有些电脑因字库太小而查不到，所以他在很多场合使用‘笺’代替。
（2）父亲出生前，我祖母已生养过两个男孩，但均在幼年夭折。在父亲十几岁时，又曾有个弟弟出生，但也死于贫困和疾病。所以父亲就成了一家的掌上明珠。
（3）从较严格的意义上讲，父亲并不算出身于书香门第。我祖父虽读过几年书，后来的最高学历也只不过一年的专科。我祖母则是出身贫寒，缠足，没有念过书。我祖父和我父亲之所以能够念书，多亏于我曾祖母（父亲的祖母）的偏爱和袒护。而我的曾祖父则是眼光短浅，爱财如命，舍不得把钱花在孩子的教育上面。与我曾祖父不同，我祖父母为了孩子的教育，尤其是为了家中独子的父亲，省吃俭用，克勤克俭。
（4）我们家族是宋代文豪、诗人苏东坡的后裔，父亲是第三十世后代。
（5）父亲幼年时期算是比较快乐的。他甚至在高小、初中时期还特别爱玩。他那时的爱好是美术和音乐。（这与我对他的印象相差很大，因为我觉得父亲的强项首先是数理）
（6）父亲的记忆力超强。他的自传中画出了他幼年时期居住过的几处平房，周围的生活环境的平面图。自传中不断出现他各个时期的大量同学、同事、老师的名字。甚至一些萍水相逢的人物的名字，同学好友、师长的所作的诗句，学校的校歌歌词。更有甚者，他还记得流亡途中所见到的对联等等。
（7）由于日本的侵华战争，家里的生活、生机受到严重威胁。父亲为完成初中学业，祖父为了工作，两人双双流亡他乡；他们父子的流亡经历甚为艰难，一路途径数省（江苏、湖北、湖南），最终他俩在湖南长沙分手，各奔东西。父亲流亡求学随着学校跋山涉水跟着转移到了贵州铜仁。那时的交通极为落后，加上日本侵略。一路的千幸万苦，曲折坎坷绝不是三言两语能描写清楚的。另一方面，祖母带着两个幼小的女儿留守江南的残房，苦苦等候，缺衣少食，也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像的。
自传中有下面一段文字读来感人，他们的父子情深亦跃然纸上：
[ 1938年三月四日，我们一群学生乘了大木船出发赴贵州。在这之前，我们早已编好大队、小队，带队的老师也是江浙一带的“流亡”教师。父亲给我买了一条油布，一只木板箱（1.2元），一条小小的棉被（连被面五元），这些东西后来曾陪伴我去过云南西部丛莽之中。他把90元钱给了我，缝在棉袍的一角，这笔钱后来我一直用到高中毕业。出发的那天早晨，父亲特地到长沙湘江边码头送行。江干送别，自古伤怀，何况今日一别，谁知道何日重逢？我见他已经含着眼泪，在码头久久不去，这时我不过十四岁零七个月，从此身边一个亲人也不见了。在湘江的碧波上，远望岳麓山，还记得那上面一座古庙中的对联：
“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
“三十年前此读书，记古寺夕阳，常看青峰红叶临绝顶；
一千里外更穷目，数今朝风景，只有月色江声似旧时。”
等到山色逐渐模糊的时候，父亲的身影早已消失在远雾之中，我开始尝到了人生别离的滋味。]
（8）父亲这几年的流亡高、初中生涯可以说是艰苦异常。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单身在外乡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在那个战争年代，物资匮乏，缺吃少穿，缺医少药，居住环境恶劣。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力量和勇气支持着他顶过了这段时间。值得提及的是，他在三年初中时期曾参加一次为期三个月的军训。他对这段故事做了较详细的叙述。由于居住条件恶劣，臭虫肆虐，三个月没睡过一个好觉。军训教官行径粗劣，打骂体罚成风，学生食不果腹，泪血相伴。同学们天天用倒计时的手法和心情盼望早日结束这种日子。父亲认为这是一种比监狱犯还不如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为痛苦难熬的时光。然而，尽管条件如此恶劣，父亲仍然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高中毕业。
（9）自传中多次提及父亲与祖父之间的亲情场面。流亡期间他们身处异地，但仍然保持着有限的通讯联系（因为那时邮递条件十分恶劣）。曾有几次他们能见面，但却是来去匆匆。
（10）1940年，父亲在高中毕业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位于四川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被入取到他的第一志愿机械系，并获得了国家的助学金（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种奖学金有等于无）。当时祖父已在重庆地区谋到一份工作，这样他们父子也得到了团聚。由于国立中央大学初创，又逢战乱年代，学校的教学、住宿设施条件都极为简陋艰苦，学生中病退、休学率很高。尽管这样，他仍以出色的成绩毕业。
（11）在毕业前夕（44年初），由于对日战事的需要，中央政府的一纸命令，他们这届几所高校毕业（男）生凡符合条件者被全部派往西南远征军，任随队美军翻译。对于父亲这样的书生，战争的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险境对他肉体和心灵都是极为残酷的考验。 他亲眼看到武器简陋的中国士兵大批地血洒疆场。他自己也是数次身处极境，命悬一线。父亲在军中的服务是称职的，尽忠职守的。以致当对日战争结束后，他所服务的美军少校长官在向上级汇报时，特地提出为父亲晋升的请求。更为甚者，美军指派父亲赴美留学，这是他们所有随军翻译中唯一的案例。可惜的是，由于当时交通资源不便，父亲没能搭上离开驻地的军机，痛失一次终身不遇的良机，令人扼腕。
（12）1946年，父亲在重庆一家即将迁往南京的公司谋得一职。之所以如此，是他希望能和家人在家乡重聚。由于国共内战，1949年他随所服务的公司迁至上海定居，直至终年。五十年代中期，父亲进入上海财经学院担任教师工作。
（13）父亲的自传对于从1949至1966这十七年的经历叙述极其简短、平淡。但我感到这十七年是我们全家最为舒心最为宽裕的时光。一来这段时间中家里以及父亲的亲属没有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经济上也较宽裕。但我猜想父亲的工作上由于与他的专业不对口，令他的专业知识无法发挥，无甚建树,故不值得一书。
（14）文革时期，父亲因当年担任美军翻译的经历受到冲击。更由于他人的不实之词，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隔离审查。有三、四年的光景，父亲被隔离，被趋赶到五七干校监督劳动。记得他每次回上海整休时，都会默默地缝补满是窟窿的胶鞋、袜子和衣服，但他脸上坦然依旧。家中曾受到某种程度的查抄，父亲积累的十几个金戒指和几十个银元被搜走，这是他当年为抗拒日益飞涨的物价而将工资兑换的财产。
（15）1972年，上海财经学院解散，父亲的监督劳动也随之结束，随即被调到上海同济大学机械系任教。这是父亲从大学毕业28年后，第一次从事专业对口的工作。虽然专业荒废已久，年纪已老，父亲为了他的教育工作硬是付出了全部心血和精力。他在我的脑海中定格的形象就是端坐在餐桌旁看书、写字、计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父亲在自传中坦承，在同济大学工作的十七年是他人生中最为舒心的一段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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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最后一次住院的最后时刻，我终于克服所有的劝阻，从美国赶到了父亲身边。病床上的他，骨瘦如柴，腹胀如鼓，体肤灰暗，青筋突暴，双颊深陷，两眼浑浊，完全失去了他往日的容貌。他的听力基本丧失，喉舌功能不听使唤，说话声音也变了调，只能一字一字地喊出来。见到如此情景，我心如刀割，实在无法自持。尤其令人心碎的是，他不停地向我们哀求，让他早点结束生命，完全失去了尊严。每逢如此，我的眼泪便会夺眶而出。最后我甚至害怕走进病房。所幸他还能认出我，以点头眨眼示意。我与父亲的最后交流基本只能通过书面形式进行。我写在纸上，他看完后以点头回答。通过向医院方面的了解，得知父亲的全身器官已经衰竭，已经回天无力。理智告诉我，应该放弃无意义的抢救，尽早结束病痛对父亲的折磨。
八月十五日凌晨，我们得到医院的紧急通知，一家人便赶到了医院。当我和母亲踏入病房时，只见生命监视仪上一片直线。在医生正式宣布父亲死亡后，周围人便纷纷上前，七手八脚地为父亲遗体换衣服。我一摸父亲的四肢，发现还有体温。我当时真想大喊：‘父亲的灵魂还未散，别打扰他’！当父亲的遗体被推进医院的太平间，大门关上，众人纷纷离开的一瞬间，我突然感到我们不能让父亲独自一人留在冷冷清清的太平间里。
父亲一向生活规律，每天早起早睡，不挑食，睡眠良好。除了抽烟外无别的不良嗜好，我不记得他有过大喜大悲的场合，包括祖父母逝世时的日子。我能记得唯一一次他喜形于色的一件事是78年我们兄妹双双考取大学时，他带全家到附近饭店里吃了一顿饭。
父亲终身没有迈出国门一步。那唯一一次出国留学的机会因战事失之交臂。这件事还是他在晚年写自述中告诉我们的。我出国定居后曾数次问他是否愿意去美国看看，都被他婉拒。我觉得他已经把一切都看得很淡了。
父亲的爱好甚广，琴棋书是他的偏爱，但他几乎从没有向人们展示过。我年幼时他曾带我参加过几次围棋比赛（因为家中无人照料我）。兴致好的时候会打开电唱机播放他心爱的古典音乐。但文革开始以后，我再也没看见他摆弄过自己的爱好。他的书法功底颇深，他随手写下的字就足可当作我的字帖临摹。我小时候看到家中有小提琴、电唱机，两台电子管收音机，许多老式的胶木唱片（都是贝多芬、莫扎特之类的古典音乐），还有一个十寸喇叭的大音箱，可见父亲那时对音乐有多么爱好。我特别欣赏父亲对金钱，对物质生活的态度。既会过有钱的好日子，也能从容面对清贫的生活。
父亲待人谦和、有礼，不卑不亢，一生没有仇人。凡接触过父亲的亲朋好友、同事邻居无不对他的人品称赞、敬重。父亲一生从未加入任何政治组织，从未担当过任何级别的行政职务（除了在学校任职期间担任过一些教研职务）。可能在一些人的眼中，他只是个糊里糊涂的老好人而已。实际上他对国际、国内的各类大事一直十分关注。他遗留的多本笔记中，记录着这个地球上发生过的各种大事。他甚至搜集、保存着许多关于国家领导人选举、任命的报纸和剪贴。我每次回国探亲，和他聊天是我最为陿意的事。我惊奇地发现，他对国家领导人的变更、各类时事新闻的记忆比我还清楚。
父亲一辈子没有经商的经历，甚至从不染指股票、彩票的活动。他的全部收入除了来自他所服务单位的财务科外，只有数量极为有限的稿费和银行的存款利息。
父亲生活习惯中最为落后、差劲的事应该是缺少体育活动。我不记得他有过一次真正的健身活动，哪怕是参加一次单位的体育比赛。尽管他暮年在家里也做一些诸如五禽戏之类的保健操，但这与国际、国内提倡的锻炼强身之类的要求差之甚远。父亲另一种消极表现是缺乏对新事物的好奇和尝试，尤其是在他退休后。我曾多次劝他学学电脑知识，以扩展视野，但每次他都是表现兴趣全无而收场。
父亲的追悼会是他最后一次亮相，尽管事先我们按他的遗嘱尽量缩小规模，但当天到场的亲朋好友、单位同事人数还是超出了估计。作为家中的长子，我必须发言。我的悼词很短，因为我觉得再多的话也说不完我的父亲的思念和惋惜，父亲也一定不喜欢我当他的面对着众人发表对他的赞美之词。我悼词的最后一段是：
[据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相信有天堂的存在，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前世和来世。我目前还没有宗教信仰，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真的有这些东西的存在。但如果真的有天堂，我希望父亲在那里活得平安、快乐、没有烦恼；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来世，那我一定要和父亲再做一次父子。]
2014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