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金的《随想录》看“文革征文”

 

最近才发现，文学城里也有一个文革博物馆，而且搞了一个文革征文活动。网友们还算比较积极，撰写了大量的回忆文章。读了几篇征文后发现,绝大多数作者要么站在一个受害人的角度控诉文革，要么完全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看待一个似乎是另一个星球上发生的奇闻异事。

的确，文革时期发生的一桩桩悲剧和荒诞剧在今天的人看来真是匪夷所思，难怪80、90后们都几乎把文革往事当笑话看。这也不能全怪这些娃娃，因为有关文革的回忆鲜有触及灵魂般的深刻。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巴金的《随想录》。提到巴金，不能不说他是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导者，但是很少人注意到，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只是《随想录》中很小的一部分，随想录的意义远不止反思文革和建立文革博物馆。

巴金晚年用其全部人生的感悟倾心创作的《随想录》实质上是一部“忏悔录”，饱受文革磨难的巴金其实是最有资格控诉的，但是他没有，相反他打开自己心菲，真诚地忏悔：

“我对自己的表演，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

巴金不愧是一个战士，更是一个勇士，他勇于解剖自己而不是控诉别人。那么巴金究竟对自己怎样的“表演”感到愧疚呢？其实这不是秘密，文革中许许多多的受害者反过来也是施害者，中华民族的斗争哲学毕竟延续了几千年了。

早在“反右”运动中，巴金就参与了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批判冯雪锋的“凌驾在党之上”，批判艾青的“上下串连”。尤其是在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巴金写的《必须彻底打跨胡风反党集团》一文对胡风等人的命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随想录》中的“怀念胡风”也就成了巴金最深的痛。但是巴金毕竟是勇敢的，当年对胡风落井下石的岂止巴金一人！那些争先恐后表决心站队的几乎囊括了文艺界的所有大腕：

茅以升《揭下胡风派的骗人外衣》，老舍《看穿了胡风的心》，焦菊隐《个人野心家永远是我们的敌人》，田间《胡风——阴谋家》，侯外庐《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冰心《我看出了胡风的阴谋》，巴金《必须彻底打垮胡风集团》，高玉宝《缴下胡风的剑》，曹禺《胡风，你的主子是谁？》，程砚秋《拥护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清除反革命分子胡风的决议》，陈垣《我们绝对不能容忍》，丁玲《敌人在哪里》，丰子恺《肃清阴险的反革命分子》，赵丹《我的愤怒已达极点》，林巧稚《赶快从人们队伍中清除胡风》，剪伯赞《坚决反对胡风集团的罪行》，冯友兰《胡风和胡适“异曲同工”》，钱伟长《决不容许胡风继续欺骗人民》，马思聪《胡风——蛀墙脚的白蚁》，常香玉《坚决镇压胡风》，于伶《“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王光英《工商界人士应该警惕》……，

请问：有几个人站出来反省自己了？文革中受到批判的人们事后不都是以受害者的面目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控诉别人吗？不都是恨不得把当年批斗自己的人也批倒批臭再踩上一只脚吗？是啊，文革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罪，都是林彪四人帮搞的鬼，“我”苦大仇深啊！

巴金说道：“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不然，怎么随便一纸‘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

几千年的封建基因早就侵蚀了每一个人，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一种乐趣，文革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平台而已，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土壤，文革才能在中华大地上闹的轰轰烈烈。

旧时代过来的巴金当然不能免俗，他在“文革”里写的检讨书和揭发信就有20万字之多，以至于当文革后这些材料退还给他后他一直不敢看，但是他嘱咐：“等我死了之后再发表、出版”。

但是巴金毕竟还是有勇气忏悔自己，他用《随想录》塑造了一个自我忏悔的形象，书中的“我”，不仅仅是巴金自己灵魂深处悔悟，更是概括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现象，所以巴金的忏悔也不单单是自我批判，而是唤醒人们对于整个民族灾难的反思和批判。

巴金通过自己的忏悔反思自己早年批判过的“觉新性格”和“奴隶意识”,并强调这种“觉新性格”和“奴性意识”正是封建专制得以盛行的土壤。《随想录》其实提倡了两样东西：1.
建立文革博物馆，2.全民族一起反思“文革”，为自身的奴性和帮凶行为赎罪。可惜，这两样愿望都没有实现。对于文革，今天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站在道德高度对他人的批判和指责。

 “要清除垃圾，净化空气，单单对我个人要求严格是不够的，大家都有责任。”巴金意识到，解剖不是他一个人的事，需要全社会的加入。

可惜的是，有巴金这样勇气的文人毕竟不多，即便有，有的人也没有机会反省自己了。我想到了老舍。

从50年代开始，老舍一马当先地参加了文艺界所有的政治斗争：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批判章伯钊、罗隆基、徐燕荪、吴祖光、赵少侯、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等右派。老舍不但积极发言与“党和人民一致”还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措辞激烈的批判文章。

以批胡风为例，老舍以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的名义发表文章，拥护“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

“胡风的反革命面貌和手段，是何等的阴险和令人不能容忍！我们要求依法取消他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开除他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撤销他所担任的一切职务！我们要求大张旗鼓地把斗争进行到底，彻底搞清胡风的政治背景”。

老舍在《看穿了胡风的心》里，就对这个交往了二十年的老友下了这样的结论：“心地褊狭，目空一切”。老舍还揭发胡风“是要镇压革命，去作文坛的暴君”！有“一颗极端狂暴狠毒的心”。

老舍又接连写了《扫除为人民唾弃的垃圾》和《都来参加战斗吧》，批判胡风集团“是一伙牛鬼蛇神，为人民唾弃的垃圾！他们天天吃着人民供给的粮食，却仇恨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切，干着颠覆人民政权的罪行。这些破坏人民事业的暗藏的反革命罪犯，应依法予以严惩”！

此外，老舍批吴祖光、批吴祖光、批从维熙都一样毫不手软。文人的笔用来大批判，够狠的！

What comes around goes around，终于，大批判的狂风刮到了老舍自己身上，他想不通了，在朗读了一夜的毛泽东诗词后，第二天一早老舍毅然向太平湖走去……。

如果老舍活下来，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巴金呢？

这就是文革的荒诞之所在：人人都可能是受害者，人人也可能成为施害者，甚至受害和施害都可以同时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那些被残害致死的，不过是没有机会作恶罢了。曾经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贾植芳说过，“胡风要是做了周扬，比周扬还要周扬”！

多么可怕的一幕！我们这个民族如果不能像《朗读者》里描述的那样，对每一个平庸的人的“平庸之罪”（Banality of Evil）做深刻的反省和惩治，而一味地把罪恶都推到一个死人和抽象的党身上，中国人永远挑不出灾难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