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市民的艰难
——看电影《乌鸦与麻雀》
《乌鸦与麻雀》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一部科教片，似乎是跟介绍乌鸦与麻雀的知识有关。可是这却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故事片，是由当时上海的左翼电影届的几个大腕们一同编剧，著名剧作家陈白尘执笔，再由郑君里执导的一部经典级的老影片。
这部影片拍摄于1948年，封镜于1949年。那个时候共产党已经取得了政权，所以又可以说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国产影片。因为它的主题是非常政治的，所以如果把这部影片看成是一部货真价实的革命影片也不为过。这一点从它的片头字幕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到了篇尾剧中人华洁生所说的话也起到了为这个革命主题点睛的作用。
因此，这部影片的属性就再明白无误了。这是一部在政权交替的前夕，在国民党统治的最后阶段，上海底层民众所过的那种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乌鸦是指贪腐官员，麻雀就是指一众小市民了，如果用水深火热来形容他们当时的生活情形，那是一点不过分的。看看影片里的那个冒雨去抢米，以及后来那些挤兑黄金的镜头，普通市民的苦状就不言自明了。
故事的可贵之处是将剧情自始至终都限制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里，具体地说就是限制在一幢住宅里。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居住着四户人家。所有的矛盾都是围绕着这幢住宅产生的，再经过这幢住宅的四户人家延伸到外面的世界，反映了那个时候，各种社会矛盾是怎样尖锐地交织在一起的，的确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程度了。
这种以小见大的艺术手法，有效地强化了戏剧张力，使这个看上去很难有什么吸引力的故事，充满了悬念而引人入胜。最终又使这部影片不仅具有鲜明的主题，也在艺术上赢得了不俗的成就。对于60几年后的今天的观众来说，这部影片仍然能够具有相当的可看性，就是一个明证。
影片伊始，映入观众视线的是一份当天报纸的分类广告版面，镜头由远而近地聚焦到一个出让房屋的小广告上。只见右侧是两个黑体字：廉顶，之后由上而下，由由右至左地写着：高尚二层石库门一幢，电话水电俱全。森林路仁康里二十三号候宅。
故事就发生在这幢石库门的住宅里。所谓的石库门房子是上海的一项特色。据说是在太平军起事时，江浙一带的有钱人纷纷跑到上海滩避难，于是乎这种有着中国南方民居的院落，又结合了西洋建筑门面的石库门民宅就应运而生了。石库门的本意是指住宅的大门是由石头做门框来说的，也就是说门是由石头箍起来的，因此真实的表述应该是石箍门。由于宁波话里箍字是发库的音，所以就以讹传讹地写成了石库门。
到了拍这部电影的年代，石库门的住宅里早已住的不是有钱人了，近代上海兴起花园洋房后，石库门里的居民就变成了小市民，当然还不是最底层的做苦力的那些体力劳动者。像这座石库门住宅里的三家房客就是这样的，他们中有一家是做地摊生意的，男主人姓肖，自称肖老板，外号小广播，此刻已专卖进口物资，比如罐头，食品，还有当时最时髦的玻璃丝袜子，盘尼西林药品等为生。虽是小本经营，却也是比在工厂里当工人还是好一点儿，起码能住在一个像样的房子里，能养活三个儿子，尽管是五口之家挤住在客堂间里。
另外两家，一家的男主人是中学教员，姓华名叫洁生。他与妻子和女儿，一家三口住在这幢石库门房子的亭子间，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却还死要面子，事实上这个男人有点神经质，又自以为聪明不涉时事，结果照样逃不过政治的陷阱，险些命丧监狱。另一家是个孔姓老者，在报馆里当了一辈子小校对，因为儿子参加了新四军，抗战胜利后接收大员中的一个小官吏，硬是把这座住宅当作了汉奸产业霸占为己有了。本来是这幢房子的主人的孔先生，被逼着住在了狭窄的后客堂。
那个霸占了房子的人就成了现在的房东。这个人大名叫侯义伯，是南京国防部的一个科长，也是负责为部长倒卖接收物资的所谓贸易公司的经理。用孔先生的话说，抗战时，他明明是个汉奸，可是胜利后却摇身一变，成了地下工作者，成了有功之人。此刻的候先生知道国民党的政权已经朝不保夕了，所以要想把这幢霸占来的房子赶快顶出去，也好在他离开上海前，赚回几根金条。影片开始的那个广告就是他打的，于是所有的戏剧冲突，便围绕着这幢房子要易主的这件事而激烈地展开了。
这部影片很好看，固然是与演员很出色表演有关系，但另外一个原因，也实在是因为剧本写得很精彩，很翔实有关系。影片中的每一个角色都很立体，都很有内容，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都能够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这部影片能够在不大的表演空间里，将剧情演绎得风生水起，高潮不断，实在是编导演的功力都不同凡响。比如那个反派人物候科长，这个人虽然阴险无比，但表现起来却像是一个很有风度的绅士。由于不是脸谱化，这个人物还是很生动，具有一定的人格魅力。
再比如这幢石库门住宅的女主人余小瑛，也是很有看点的一个人物，她是候科长的姘妇，以候科长的名义管理这个家，也就是管理这幢住宅里三户房客。她对房客没有好脸色，可是她也不是一个有心机的人。基本上就是候科长怎么布置她怎么做，也就是说得罪人的事由她来做。她在影片中刚出场的镜头，是坐在椅子上，正在专心地翻看一本封面写着《白蛇传》的小人书，她的佣人小阿妹站在她的身后，也在全身关注地把目光投射在这本小人书上。这时，门铃响了，有人看了广告前来看房子。余小瑛听到门铃声，立刻喊阿妹去开门。
小阿妹听到女主人的吩咐自然习惯性地大声答应着。这一声应答，可是把余小瑛吓个不轻，原来她根本就不知道小阿妹就在她的身后，也在跟他看同一本小人书。这个细节是来自生活的，看了让人不禁憋不住乐。小阿妹年纪不大，基本上还是一个孩子，她虽然能吃苦耐劳，可也是玩心不泯，所以女主人看小人书，她也要凑在后面边干活，边偷看。女主人余小瑛比小阿妹也许大不了几岁，两个人在一起，如果不是余小瑛耍姨太太的威风，还是很好玩的。其实余小瑛也是一个性情中人，虽然她并不善良，可是从他对候科长的言听计从上看，她还是真把他当作了自己的男人，虽然她知道候科长在南京还有个家，那里的女人才是他的太太。
从候科长到余小瑛，在这两个人物的刻画上，就足以看出这部影片不是在干巴巴地说教，而是在艺术创作中还原了许多生活细节。虽然解放军的炮声已经隐约可以听见了，候科长已也急得火上房似的要准备逃走了，但是当他看见年轻貌美的华太太有事来求他时，还是不免要垂涎三尺，恨不能一下子就满足他的色情欲望。不过，他也是能够沉得住气，他先把华太太领到高级餐厅做满有情调状的表现，再伺机下手。他在牌桌上，还有在马路边上，从汽车里探出身子向华太太大现殷勤的样子，还是满可笑的，同时也是没有夸张的，在生活中这样的事，这样的人也是太多了。
这部影片看上去是控诉国民党政权在溃败前夕的那段疯狂与残暴，这一点从老百姓彻夜不眠地拥挤在中央银行的门前，等候第二天兑换黄金的那些镜头就可以看出，那个社会已经是鸡飞狗跳，民不聊生了。再从候科长这个人物的背景也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国防部的官员早已人心涣散，都在忙着转移不义之财，为自己的后路打算。但是这部影片一个最令人钦佩之处却是能够从人性的角度，揭示出即便是底层民众，在一事当前还是非常自私自利的。这个人性弱点，是这部影片直戳在观众心上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痛。
肖老板人不坏，比较有正义感。可是他的太太却太自私，又太耍小聪明了，还有点趋炎附势，结果就中了候科长的奸计。余小瑛只转述了候科长的一句话：还是要自扫门前雪，情愿便宜你，把房子顶给你。就把肖老板夫妇收买了，并成功地离间了三家房客之间的关系，不仅骗了肖家用玻璃丝袜字，金首饰和盘尼西林做抵押品，也达到了将房客各个击破的目的。在这件事情上还是候科长奸诈老辣，不温不火地将三家房客玩弄于股掌之中。
华太太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会持家过日子，心思都在丈夫和女儿身上。由于手头总是很紧，自然就会很小气，也会斤斤计较。当肖老板夫妇两个把脑筋动在要把房子顶下来的时候，她却将着眼点放在同候科长要搬家费这件区区小事上。当然，这个馊主意也是她丈夫出的。由于华太太在搬家费上始终不死心，就让候科长有了可乘之机。
再后来由于华先生在学校里被抓走了，华太太有病乱求医，又主动找到了候科长，求他出手相救。都是因为有事相求，华太太三反四次地把自己往候科长的老护口里送。看了是真让人着急。不过，在紧要关头，华太太还是没有糊涂到底，她知道就是宁愿事情办不成，也决不能遂了候科长的意。这样便保全了自身的安全，终于有惊无险，让观众长抒了一口气。
最后，由于候科长带着余小瑛逃跑了，这幢石库门住宅里的房客们终于保住了自己的这方栖身之地。他们兴高采烈，欢庆他们的住房不再有被收走的危险了。孔先生也理直气壮地享有了房主的权利，自然就从一楼后客堂，搬回到二楼曾经被候科长霸占的主人房去了。此时，被抓去的华先生也死里逃生，被放回来了。三家人汇聚在一起，其乐融融地准备吃年夜饭了。
在孔老先生的带领下，他们先去了大门外，把一付对联贴到大门两侧：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辞旧迎新，他们迎接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新年，而是一个新的制度，新的气象。因此华先生很有感触地说：新年要来了，新的社会也要来了。我们得换一付新的脑筋才行。华先生的话代表了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对新社会充满了憧憬和礼赞的心态。
这部电影的演员阵容非常强大，可谓是大牌云集。赵丹，孙道临，上官云珠，黄宗英，魏鹤龄，李天济，吴茵等，每个人都演活了他们在影片中所饰演的人物。就连小阿妹的扮演者王蓓，在以后的武训传里都成功地塑造了小桃这个角色。不过，赵丹演肖老板，是颠覆了自己以往的银幕形象。这个人物由赵丹扮演有点杀鸡用了牛刀，大材小用了。赵丹后来演了武训这个人物，还是值得的。可是又给他带来了近乎于灭顶之灾，他的早逝固然是与文革有关，却也不能否认是与武训这个人物有相当的关联的。
孙道临那个时候刚出道不久，他演华先生这个角色，还是有点儿表演痕迹，略显青涩了。李天济演候科长，黄宗英演余小瑛，魏鹤龄演孔先生，上官云珠演华太太，都很不错，都可圈可点。尤其是上官云珠把一个上海滩上的良家妇女演绎得中规中矩，又楚楚动人。在小阿妹和孔老先生的帮助下，她从丈夫被抓，孩子生病的双重打击中挺了过来。上官云珠饰演的华太太是那个时期中国城市里，居家女性的一个代表。
《乌鸦与麻雀》是一部起点很高的片子，它对历史走到那个拐点上，有着见证性的直观纪录。上海，这个当年的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它繁华的背面是无数个小市民家庭在近似于贫民窟的环境里生存的事实。就像住在这幢石库门住宅里的那三个家庭一样，他们生活在大城市里，可是他们的居住条件却是那般的不堪与困顿，虽然他们没有露宿街头，但是他们的生活水准还是令人不敢正视的。更何况他们就连那种居住条件还没有得到保障，竟差一点被候科长剥夺了。
幸好历史翻篇了，候科长们不再是候科长了，而且也一去不复返了。不过，回望历史，不论在什么世代，民生都是最重要的。看一个社会的好与不好，不是看富人有多富，而是看穷人有多穷。如果穷人穷的要一家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吃饭睡觉，那就真是太穷了。如果就连这一间屋子还随时都有被收走的危险，那么这个穷就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了。归根结底，一个社会不仅能造就富翁，也能消除穷人的产生，这个社会才是好社会。进一步而言，要是一个社会既没有乌鸦，也没有麻雀，那么这个社会便是上好的社会了。
如果说这就是电影《乌鸦与麻雀》在今天所带来的一种新意与启迪，也是言之在理，说得过去的。正像许多石库门的房子被旧城改造后不见了踪影一样，当初的那群乌鸦与麻雀也早已消失无踪了。这原本是一件好事，可是如果连石库门这样有历史特色的房子也都消失了，那应该说是城市建设在现代化进程上的一个过失。不过好在这个过失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成果，那就是底层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当最穷的人群生存状况好转后，再去注重保护传统建筑才有意义。而且，有了这个最基本的条件，再去追求建筑形式上的完美才会变得可行。其实，在国家安全有保障的前提下，做什么事都应该是首先把民生摆在第一位。改变和提高穷人的居住条件则是解决民生问题的首要任务。因为对于今天的穷人来说，吃得饱，穿得暖已经不是问题了，而居住条件才是他们的主要问题。什么时候小市民不再因为住房而艰难了，什么时候才是国富民强，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了。
六十五载岁月，弹指一挥间。但愿这个《乌鸦与麻雀》，只是历史上的一个绝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