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

今天，我和老鼐结婚十周年了。身边有结婚六七十年的例子，所以不敢贸然说老夫老妻之类的话，不过也算是互相熟谙得到了左手摸右手的地步。从结婚七周年开始，我每年码一篇字，已经忠诚地码了三篇。回头看看，发现一年比一年码得不认真。莫非是时间越久，越无话可说？又或许是该说的话都已说完？

今年跟往年一样，要说有什么感想，我好像真没什么感想。但老鼐是个喜爱记录家庭历史的人，我又是个连吃只包子都要码两三千字的字痨，这么个有阶段性意义的纪念日不码点字似乎有点说不过去。于是就勉强再码一篇吧。

回首前尘，我仍然坚持认为，假如我没有嫁给老鼐，多半不会离开中国。所以我仍然坚持认为，我是为了爱情而背井离乡的。这个理由没什么特别光彩之处，但也没什么特别不光彩之处。为了爱情背井离乡，本质上跟为了理想、为了事业、为了挣钱背井离乡，并没有不一样的地方。虽然我有时候也会叫嚣“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跟着你，你必须怎么怎么样”，但我心里自然是明白的：当初又没人用刀逼着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这种事情，还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我与我丈夫在瑞士相识，那是一个美丽清洁的国家，地上纤尘不染，人民彬彬有礼，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中立国果然名不虚传，不仅擅长帮别国洗钱，还擅长帮别国拉皮条牵红线。一个中国人、一个法国人，偏偏要跑到这土地上来相识。我不知道这国家的环境对于我们俩的眉来眼去有没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当初是在法国认识老鼐，会不会还是眉来眼去呢？我不知道。按照缘分理论，也许我们就算被一起丢进猪圈里也会对上眼；又也许我们只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遇到了合适的人。总之我们到现在都非常喜欢瑞士，每当说起这整洁刻板的国家和它整洁刻板的人民，心里总是充满温情。

既然已经到了左手摸右手的境界，除了在交流时要说一门外语之外，我很少意识到老鼐是个外国人。一碗面条啪地摔到他面前，加一勺可乐烧排骨，爱吃吃，不吃拉倒。他似乎也常常忘了我是个外国人，因此才会在我词不达意的时候表现焦急。这种时候我就愤怒地提醒他：先生，我做出用你的语言跟你交流的努力，你最好耐心一点。而他往往倒打一耙：谁让你这么多年都不耐心教我中文？否则我愿意跟你用中文交流啊。

老鼐的中文永远不可能跟我一样好，这也许是我最大的遗憾。幸好我的法语不差，还算有能力在法语和中文这两门语言里都能找到无限有趣之处，所以精神交流还算是无碍。而且他的中文不好，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在丈母娘家避免了很多麻烦。他与岳父岳母的交流永远停留在吃东西、打麻将、看照片这些愉快的层次，他们绝没有能力深入讨论某个话题，更没有能力吵架。相比之下我就要辛苦得多，婆家的什么鸡毛蒜皮都听得懂，还得参与讨论、发表意见，工作量陡然增加好几倍。当然，我尽管有能力，但也是不跟公婆吵架的，吵架这种特殊礼遇嘛，留给丈夫就够了。

我们吵不吵架？当然吵架。一个南蛮和一个西戎凑到一起，两人又都是较真钻牛角尖的性格，怎么可能不碰撞出火花？我虽然是个性子刚烈的少数民族，老鼐这个巴漂过的法国外省佬也好不到哪儿去。托小猫现在一犯倔脾气，老鼐就说“像你！”我公婆看了却说：“有点像她爸爸小时候。”所以这是算不清的糊涂账。

像很多夫妇一样，我们在原则问题上往往是不会有分歧的，否则当初也就不会成为夫妇了。所有的分歧都来源于各种鸡毛蒜皮不起眼的小事。这就是现代生活的残酷之处，让两个很有精神交流的人不得不面对琐碎因而产生矛盾。我总说，象我们这种物欲淡薄又懒惰的人，其实最适合做要求不高的寄生虫：琐碎留给别人处理，两人只需要聊聊天喝喝酒，不知有多爽。

所以保持生活的勇气和保持爱情不是一回事。爱情不仅仅需要生活的勇气，还需要把这勇气稍微拔拔高，有一点出琐碎而不染的风骨。这种感觉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简而言之，在我看来，相安无事的搭伙过日子只体现了生活的勇气而已，而世人常常把这勇气与爱情混为一谈，这未必是坏事，生活的勇气也未必就不如爱情高尚。但我一方面努力生活着，一方面仍然保持很纯粹、很形而上的爱情观。我的意思是：婚姻里夫妻间的互相扶持和帮助，有相互依赖和责任的因素，而爱情是应该区分于责任和依赖的。其实何止爱情，所有的情感都应该是这样，可以与相互依赖并存，但应该与之区分开来。所以，理想的爱情和友谊，在我看来，应该是无功利的，在不需要利益往来、甚至不需要互相帮助的情况下才能开出纯粹的花。亚里士多德好像也是这个意思，中国人说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不过这个话题要是真论证起来就扯得太远了，只能赶快下结论说：理想主义者的天生毛病，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老鼐每次听到我唠叨“我怎么嫁给你这个法国人”的时候，就犀利地说：“你知足吧。你如果不嫁给我，多半会嫁给个汉人，还是听不懂你的母语，而且还给你一大堆难处理的婆家关系。你这性格，如果嫁个汉人，每天吵架的时间都不够用。你自己想想，更愿意选哪个。”

我想了一想，那我还是选择这个法国人吧。至少他会穿着丈母娘做的方口布鞋，戴顶破斗笠、背着个箩筐给外公送货。而一个汉人孙女婿多半不愿意。

从上面这句话就能看出：满怀纯粹爱情理想的我，实际上却心胸狭隘得能计较最细微的东西，具体到一只箩筐和一顶斗笠。爱情诚然不能辜负，但蛮夷之名又岂能辜负。我一生之所以纠结，就是因为太贪心，什么都不想辜负。而我之所以爱我丈夫，就是因为他在与我讨论十四行诗或者与我吵架的同时，对我的蛮夷习气仍然不失敬重。

我们在相识的第三年结婚，没闪也没拖，算是正常节奏。结婚的过程很麻烦，在中国和法国办各种手续，两人都殚精竭虑、焦头烂额。做礼服的裁缝每次在我去试衣服的时候都对我说：您怎么每次来都瘦一点？我每次都得改衣服，您不能再瘦了。

我们俩都是非常怕麻烦的性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果我不是个外国人，估计我们单单冲这结婚的麻烦劲儿也不会结婚了。当然，如果我不是外国人，结次婚也就不会这么麻烦了。如果我不是外国人，也许我们压根就不会结婚。对于法国人来说，同居和结婚并没有很大区别。但因为我是外国人，一纸婚书对我们俩在中法两国之间居留和来往，办理各种行政手续，提供了很多方便。婚姻与现实生活有关，与爱情其实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既不是爱情的坟墓，也不是爱情的保障。这一点，我们俩都很清楚。

结次婚是如此麻烦，我们现在想起来都心有余悸。两人总说：冲这麻烦劲儿，咱们结一次婚就够了，最好一婚到底不浪费，不然岂不太亏？

别人那里是海枯石烂的盟誓，我们这里就成了毫无诗情画意的算计。这样的确显得很缺心眼，但是任何缺心眼的话语，只要有缺心眼的耳朵能听懂，就成了浪漫。我这一生孜孜追寻的就是能听懂我缺心眼话语的缺心眼的耳朵。幸运的是，尽管有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我丈夫的耳朵多数时候还是够缺心眼的。有时候也会发生意外：他的缺心眼跟我的缺心眼没对上，那大家就吵一架呗。

婚礼前几天，我左太阳穴的位置长了个巨大的包，可能是精神紧张导致内分泌失调。眼看我就要顶着一个大包结婚，幸好婚礼前夕那个大包结的痂终于掉了，让老鼐不至于在众亲友面前跟一个三头蛟候通海一样的女人互许终身。

老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家里人多，早上到他洗澡时热水器里没了热水，新郎官还是坚持用冷水洗了个澡，结果感冒了。副区长宣读婚姻法的时候，我听到他在我身边偷偷吸鼻子。之后的一系列照片，细细看，能看出他的红鼻头来。

老鼐和我都不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没在教堂结婚，只是遵循法律程序去巴黎十四区的区政府走了个流水过场，不超过半个小时。为了这半个小时，还是有很多亲友特地赶来了巴黎观礼。给我们主婚的是十四区的副区长。不要以为我们很牛，其实大家的婚礼都至少是副区长主持的。我娘家来了三个人，在婆家六七十人的代表团簇拥下显得势单力薄。但就来到婚礼现场的艰难程度看，这三个人抵得一千个人了。

之后到外省拍照、餐厅吃饭。吃了什么我不太记得了，只记得甜点是威尼斯小船贡多拉的形状，因为当时我们号称要去威尼斯度蜜月。贡多拉旁边放了一个装饰得花团锦簇的盒子。晚上宴终人散后，两人关起门来打开盒子数支票。结果等到支票都花得精光，过了两年多，威尼斯之旅才最终成行。

新婚时老鼐已经开始做助教，我还有奖学金。我们不算穷得叮当响，但在巴黎生活，经济也不算宽裕。租住十四区一个30几平米的阁楼，房租当时就已经600多欧元。家里本来有几件旧家具，新买了一个书架，不舍得出钱让店家送货，两人到塞纳河对岸的大众化家具超市Conforama亲自抬了回来。抬着一个巨大的长方体的箱子坐地铁，感觉像杀了人在运送尸体一样，结果坐地铁时慌里慌张坐反了方向，只好又反方向抬回来。结了婚跟没结婚也没有多大区别，照样工作、学习、去图书馆、去菜市场。菜市场的老板叫我“Mademoiselle”（小姐），我像特吕弗电影里新婚的女主人公一样纠正说：“Non. Madame.” （不。是太太。）我们在家里用一个野营的小煤气炉做饭，把衣服攒着到学校洗衣机里去洗，去学校图书馆上网，周末到拉丁区去看电影。秋天黄叶纷飞的时候，我穿着高跟鞋，小碎步跟着老鼐的大脚丫子笃笃走在Denfert-Rochereau大道上。那段时间一定像其它所有时候一样，有许多琐碎的烦恼，不过现在回忆起来，却只有琐碎的快乐。

后来我们搬了几次家，去了好几次中国，生养了一个孩子。十年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我天天看着老鼐，不觉得他有什么变化，但看看以前的照片，发觉他还是老了许多，我自己当然也是一样。当年婚礼照片上的宾客里，有好几位已经作古。当年许多还在地上爬的小孩子，现在长得比我还高了。

托小猫三岁时，我们带她去巴黎，专门到十四区旧寓所前指给她看爸爸妈妈当年住的地方。对面就是个幼儿园，如果还住在这里，下楼就可以接孩子了。外省姑娘托小猫现在已经快六岁，她的爹娘年轻时是巴漂过的，她长大后不知会不会巴漂？就算巴漂还不一定是巴黎，今天她刚对我说：“妈妈，如果以后我跟一个巴西人结婚，我就可以踢足球了！”时代真不一样啊，三十几年前我从没跟我妈妈说过：“妈妈，如果以后我跟一个法国人结婚，我就可以吃蜗牛了！”

当年从窗户看出去，能远远看到艾菲尔铁塔。如今十年过去，巴黎和艾菲尔铁塔都没有老，老的只是我们。皱纹白发什么的先不说，两人的体重加在一起，比当年婚礼前夕一共多了将近二十公斤，这二十公斤里老鼐占了大头，但我也做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都长成肉了。我本来不是美女，老了就老了无所谓；老鼐虽然是个帅小伙儿，不过好像也不太在意皮囊。那就这样吧。

独在异乡为异客，因逢佳婿胖八斤。不悔细腰成大肚，大肚去时多一人。

昨夜半梦半醒中不安心，迷迷糊糊地在身边乱抓，抓到老鼐的手。他鼻息沉沉，应该是睡着的，却还是用力捏捏我的手，以示抚慰。我握着他的手，心有所感，忍不住有流泪的冲动，却还没来得及流泪就睡着了。

一世寒冷烦恼，谢谢你的左手捏捏我的右手，谢谢你给我温暖的爱。温暖得让我想流泪、又能入睡。  

====
如此良辰，连平时不爱动笔的司马先生也破例赋诗一首。十四行，规整亚历山大体。虽然他很可能永远看不懂我这篇文章，所幸我能看出他的诗写得是多么好。现把我的洋洋几千言口水文章和他的精美十四行诗收录在一起，以资纪念。

Décade    - by 司马鼐

Paris, vingt-trois octobre au matin. J’ai dit oui
Et tu n’as pas dit non, sous ce ciel sans nuage
Qui augura si bien de notre mariage.
C’était en deux mil quatre un peu avant midi.

Chalon*, vingt-trois octobre au soir. Je t’avais dit :
« Je t’aime pour la vie, c’est un très long voyage. »
La danse préluda au doux pèlerinage.
C’était en deux mil quatre un peu après minuit.

Venise, au petit jour. C’est Noël. Une pierre
Bleue éclaire ta main, amante trentenaire.
C’était en deux mil six sur un pont byzantin.

Henryville*, la nuit. Je t’écris ce poème
Qui d’un fidèle amour célèbre l’an dixième
Et l’automnal jeudi de nos noces d’étain.

*这两个城市名被我替换成了虚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