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亲历反腐记

10月初回国十天，从江西到广东。坐了时速300公里的高铁，南昌到广州一千多公里4个半小时就到了，也乘了动车，广州到某特区每半小时或15分钟就有一班轻轨，方便的很。回国当然离不开吃喝，家里人请，同学请，朋友请，总之是祭了五脏府，饱了口腹欲。这吃喝前几年叫“腐败”，因为多是官员公款买单，但现在基本上是请客方自掏腰包，而且低调的很。

话说这次去某经济特区看望大学同学汪君。汪君50出头，官不大不小，但所居的位置却是人人闻之胆寒色变的，是纪委的一个处长，可以对官员实行双规的。中共党内反腐不是通过法院、检察院，而是通过各级纪委。前2年的薄熙来案与现在的周永康案都是先由中纪委进行“双规”，收集证据，然后再走法院的程序。一旦被“双规”了，轻者罢官免职，仕途尽毁，重者锒铛入狱，铁窗度余生。两年前回国，蒙汪君盛情邀请，也去过这与香港一水之隔的特区，住了2天，下榻于五星级的酒店，在当地最高档的海天酒楼吃饭，喝的是茅台和人头马，买单的是几个亿万富翁。几次宴请吃喝，到的都是当地党政官员，买单的却是是腰缠万贯的富商。别看这些富商在外面人五人六，甚至金刚怒目，但在官员面前却是低眉俯首，竭尽逢迎巴结，生怕一个礼数不到，得罪了某人，日后被找麻烦。酒席上高谈阔论，指点江山的都是官员，商人们则是赔笑、附和，说一声赞。而且官越大的，嗓门越大，附和的越多。官员们、商人们都纷纷利用这喝酒吃饭的机会互相问候、交流情感。没见过面的都交换名片，也算是认识了；以前就认识的更是热情如火，热烈握手，久久不放。喝酒是必须的，所谓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在这样的饭局上，只有官阶最大的那位才可以以种种理由少喝、甚至不喝，商人和低阶官员谁也不想被视为“不懂事”，都是杯到酒干，一饮而尽。置身这样的饭局，我真是感概万千。在中国还是当官的好，在权力面前神马都是浮云，也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要削尖脑袋往上爬。官大权大，有权那可是人人都要逢迎巴结的。久居海外的华人一时还真是不太适应这样的环境，他们说我们“淳朴”、“潇洒”，潜台词就是“傻”、“不懂事”。但私下里不论是官员还是商人也都很痛恨官场那一套，希望过一种简单的生活。

与汪君2年多没见了，这次我人已到了广州，自然要去某市见见汪君。回国前汪君就给我打预防针，说现在国内反腐很厉害，没法象以前那样招待你了。这次吃饭也是在一家五星级的酒店，但地点较偏僻，酒店外观也不那么张扬。来的人尽管有官有商，但都是江西老乡，平常就有来往，知根知底。点的菜广东风味和江西菜各一半，丰盛但不奢华，喝的酒也是汪君自带的北京红星二锅头，最后结账也是汪君自掏腰包，刷卡了事。酒席上大家也都天南海北聊开了，自然也谈到到了习总的反腐，大家一致反应至少在遏制公款吃喝上现在是动真格了，官员们也都很小心，生怕有人拍个照片贴到网上去，那就麻烦大了。事实上2013年某特区市就有国企高管在高档会所喝酒吃饭，吃喝花费数万元。本来也挺隐秘，但与会的某人犯傻将吃喝的照片上传到网络，引起调查，特区国资委又给出了一个“空红酒瓶是学习红酒的道具”的脑残解释，最后在舆论压力下，该国企高管被免职，上百万年薪的饭碗没了，“学酒哥”也就成为网络笑谈。所以后来官商吃饭时再也没有人拿手机拍照了，生怕引来麻烦。这里也提醒诸位，如果回国去赴饭局，如果是官商作东，切记要把美国那一套没吃饭先照相的习惯收起来。

习总（国内叫“习大大”）上台后反公款吃喝是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高档饭店生意萧条，茅台酒价格下跌了差不多一半，但在惩治贪官方面的评价却是两极，很多人认为习是“选择性反腐”。这些年被拿下的贪腐官员几乎没有一个是太子党，而都是草根出身，包括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都是平民出身，没有红二代的背景，而且落马的高官大部分都是因为牵涉到周永康或徐才厚，而薄熙来是在胡温时期落马的，不是习近平的功劳。这种选择性反腐依然是人治的动作，而非制度性的革命。只要高度集权、没有监督的制度不改变，贪腐官员一定会前赴后继，而且是越反越腐，所以有人形象地把中国式反腐比喻为“守着粪坑拍苍蝇”。

10/28/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