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出生在沈阳,但沈阳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模糊。我的童年多半是在位于辽西的朝阳(地区)度过的。那是一个叫半拉山的穷山沟,我在那里呆了13年,直到83年去青岛读大学为止。
文革中,朝阳属于(小)三线,很多大学,科研单位都以走五.七道路的形式从省城沈阳搬迁到朝阳。父亲虽是技术工人,但也随当时的东电技术改进局的实验工厂一同迁往朝阳,并在那里一直呆到1992年,前后22年后,才重返沈阳。
刚到半拉山那会儿,我刚六岁。住的是简易平房,炒菜用斗大的锅,睡觉用土坯的炕。平房后面就是山,城市出生的我第二天就跑到山上玩耍。那时父亲工作的工厂还在建设中,到处都是建设工地。山上不时还有施工的爆破作业。我一着急,脚下失衡,滚下山坡,搞得头破血流。记得那时我们子弟学校的小学生几乎人人都有滚山的经历,印象深刻。
那时半拉山虽小,可附近有四家源于省城的单位。文革中与江西共大齐名的朝阳农学院就在我们旁边。其实朝阳农学院是由沈阳搬迁来的沈阳农学院水利系、畜牧系和植保系跟辽宁省水土保持研究所合并形成的。早先我们都叫她为鼻子不通气,农(浓)大。文革鼎盛时,朝农曾红极一时,每天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还时常有外宾光顾。小小半拉山也因祸得福,很早就通了沥青公路,连小小的火车站也被从新修过,以方便接待参拜者。那时的文艺界名人大多来过朝农献演,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文艺演出,当然是文革中的那种文娱形式,可对于住在小山沟里的我们来说无疑是眼界大开。我曾听过张铁生(白卷先生)的报告,看过浩亮(红灯记中李玉和的饰演者)的表演。记忆中当时朝农在主楼后的鹰嘴山上用石头堆砌了"誓叫农大变共大"七个大字,几乎占据了整个山坡,远比现在好莱坞山上的Hollywood有气势,如果保留到今天的话,说不定会入基尼斯世界记录。
我的小学,初、高中都是在厂办子弟学校中度过的。高考前最后一年才到了市里的正规高中学习。由于是厂办中学,我们的教师多数都是文革前毕业的在工厂工作的老三届,很少有科班出身的教师,师资力量参差不齐,特别是英语教师缺乏。因此从我们厂办子弟学校出来的学生后来考上大学的是凤毛麟角。到是好多朝农的孩子随父母在76后迁回沈阳入读正规中学,得以完善学习,多人后来考取大学。
半拉山在大凌河边上,我的童年中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春天到树上采榆树钱,吹柳树皮哨;夏天到大凌河里游泳、钓鱼;秋天去山上摘山枣、捉蚂蚱;冬天则去雪地里套野兔,网麻雀。已有好多年没有尝过山枣的味道了,酸甜酸甜的,想一想就流口水。套野兔是个技术活,不但要在雪地里奔走,还得细观兔道,微查地形,当然收获时的喜悦是难与用语言表达的。小时候没有玩具,夏天经常扇烟盒,弹玻璃球,打铁瓦。冬天玩单腿冰车 (我们叫单腿驴),抽冰嘎,撞拐。撞拐是一种冬天里的游戏,按人数分成对等的两队。一只腿金鸡独立,另一只腿用两手抱起呈三角状用于攻击对方。游戏中只要对方倒地或抱腿的双手同时松开就算失败,以对方无人剩下判定输赢。撞拐运动剧烈,可抵抗寒冷,另外穿着厚厚的棉衣也可防止撞伤。那时我们工人的子弟动手能力强,俗话说的好,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我有时也自己琢磨造玩具,如用废旧自行车链条和铁丝制成洋火(火柴)枪, 一根小小的火柴头就是一颗子弹,扣动板机,随着叭的一声,火柴杆能打出2米多远,非常酷!我们那时不叫酷,叫牛逼!当然这枪你只能在家里玩,到学校时是要收敛的,否则,… ,你懂的!
我们家兄弟姐妹四个,那时吃饭费米,穿衣费布。我们的户口叫非农业户口,吃供应粮,多数是杂交高梁,又红又涩,不好吃。那玩意据说用来喂马,马都不爱吃,可产量贼高。粮食不够吃,父母经常要到附近农村的集市上买玉米,我和哥哥再拿到农村的粮食加工厂粉碎成玉米面,回来做玉米饼子。小时候曾发誓长大后决不再吃这种玉米饼子,可现在却越发想吃可没的买!
我玩心特重,记得离高考还有一年多的时间,我还纠集一帮哥们去大凌河上漂流,那时没有什么漂流艇,哥几个一人一个汽车轮胎内圈就下河了,河水太慢,漂了一整天,才漂出去不到30公里,个个饿得饥肠碌碌,脸晒得跟包公似的,回家不但挨了顿臭骂,还差点罚没给饭吃。
我的童年是快乐的,经历是难得的,回想起来是不后悔的!
朝农兴旺时跟表哥在朝阳农学院教学楼前合影
83年去青岛读书前跟父母在家门口合影,身后的白杨树是我亲手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