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对我的批判又持续了两天，方才鸣金收兵，其他组也相继结束战斗。下一阶段是思想总结，须人人过关。我再次充当重点分子，当仁不让地打了头一炮。在发言中我对自己的问题上纲上线、毫不怜惜，只是为了能够顺利通过，以求组织从宽处理。大家听完我的发言，确实提不出什么意见来，但又不能表扬我认识深刻，一个个只顾埋头于自己的发言材料，斟字酌句，一声不吭。会议出现了冷场。
组长陈洪谦这时开了腔，他用一种法官宣判的口吻，胸有成竹地说：
“根据烟雨蒙同志在运动中的态度和表现，我认为他立场偏右。”
就这一句话，却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立场偏右”，这可是个新说法，大家都在揣摩其含义，掂量其轻重。我思忖：立场分左中右，在大类上，我已经从中间派开除出来，归入右派，这是可悲的。然而妙就妙在一个“偏”字上，它又为我透出一线生机。是否可以理解为“中间偏右”，那样我还是属于“中间派”？可一个“右”字，听起来终究不顺耳，与“右派”难免沾亲带故……转瞬之间，我已在天平的两端走了几个来回，不知自已的种属到底是什么。真是令人费解的文字游戏！
数年后，我终于从领袖著作中找到理论根据：被冠以“立场偏右”的人，就是“中右分子”，它可以理解为准右派或候补右派。实质上，它跟右派分子一样，也是一种组织结论。自此，这顶不是帽子的帽子，一直像阴魂一样跟随我多年。可在当时我并未觉察，反把这看成是组织上的恩赐和宽容，甚至有点受宠若惊。
组长定了调子，大家就好发言了，尽管对新名词一知半解，但是抓住“右”字做文章总出不了大错，也很容易达到“舆论一律”的目的。最后轮到我表态，我再次虔诚地念“歌功颂德”和“思想改造”两本经，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活剧就这样结束了。
全校共揪出6名右派分子，这个数字低于上级规定的比例，但是没有办法，“内定右派”中有半数像叶林枫那样死活不“咬钩”的人，郑处长之流眼睁睁看着他们逃之夭夭，成了漏网之鱼。不过只要这类政治运动不终止，鱼儿们或早或迟又将游进另一只网中，直至热衷于此的当权者自己寿终正寝。
由于材料须上报审批，这6名右派的名字还不能正式宣布。过后我听说，是否将我的材料上报为右派，常委会上是有争论的，在这关键时刻，政委力保起了决定作用，我那份沉甸甸的材料被压下了，从而使我免遭灭顶之灾。】
老烟此处提到的所谓“中右分子”，是一个玄妙的政治术语。在《中共中央关于的通知》(1957年10月15日)当中，找不到“中右分子”的确切定义，而只有若干关于“中右分子”的表述，从中可以推知一二：
“在右派划得多了，需要改正的单位，必须注意保护群众和积极分子的热情和正义感，不要使人产生‘反右派斗争过火了’的错误印象。有些中右分子有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不够右派，如果当作右派斗争了，现在不要当众宣布对他的批判是错了，因为既有错误言行就应该批判。但是应在内部改划为中右分子，按照中右分子对待，并注意多加教育争取，到适当时机可以宣布因情节轻微已有悔改，脱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此处是说，对于那些被当成“右派分子”批判的“中右分子”，组织上要顾及群众的斗争热情，暂时不予纠偏，但要在内部将其“改划”为中右分子。由此可见，中右分子并不属于右派分子，而只是那些立场偏右的中间派。
“上级领导机关……必须经常主动地细心地抽查和调阅所属单位右派分子的详细材料，及时纠正其中偏宽偏严的错误，并且对于极右分子、一般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举出具体的人物和材料作为实例，切实帮助下级掌握正确划分的标准。”
根据这段话，“右派分子的详细材料”当中包括“极右分子”、“一般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三类人员，俨然表明“中右分子”乃是“右派分子”的一个子类。
“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对待他们。”
这段话把“疑似分子”置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光谱区间之中，似乎又表明中右分子不属于右派分子。
《中共中央关于的通知》是进行反右斗争的操作性文件，本应对各个政治术语作出严格定义，现在却对“中右分子”含糊其辞、语焉不详，这样做到底是何用意，现在已无从考证。不过各单位党组织却由此获得了绝大的“自由裁量权”：只要你在运动中的言论能够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的6条政治标准挂上钩，说你是右派就不会有错。具体属于“极右”、“一般右”还是“中右”，不过是个政策尺度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尤其对于“中右分子”而言，单位需要用你时，就会说你与右派分子有所不同；需要敲打你时，就会说你也是右派。“右派”这顶帽子时隐时现，让“中右分子”在此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政治斗争是需要讲究艺术的，而模糊正是一种艺术，如果运用得法，不仅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奇效，并且保证自己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这份文件也带来一项政治遗产：反右当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打成右派，这是一件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右派”一共有55万人，但这里面并没有包括所谓“中右分子”，他们所领受的罪罚，有时并不比戴帽的“右派分子”少。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继续贯彻执行中央[1978]55号文件几个问题的请示》（中发[1979]第65号）：
“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定为‘中右分子’、或工人、民警等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因右派问题受株连的家属，数量很大。其中，仅失去公职需要安置的，全国约有十六万人。这些人虽未戴右派帽子，但有的所受处分比右派还重，处境困难。”
主要是因为存在“中右分子”这个模糊的政治种群，学术界关于右派人数的统计生出多个版本，从80万，到130万、200万，甚至317万，不一而足，莫衷一是。这个问题，如同“三年困难到底饿死多少人”一样，只不过给中国历史中的无数传说再添加一个罢了，对于老烟的政治命运则产生不了丝毫影响。前几天，我在网上搜索老烟的名字，居然找到了两位农场知青的回忆文章，里面提到老烟，都不约而同地说他是一个“右派”，而没人说他只是一个“中右分子”。
看来“右派”这个政治标签，更加有助于人们在半个世纪烟波浩渺的回忆中，留下老烟的一抹印记。
2013-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