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姑母
我的姑母生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1960年十一月去世，享年只有54岁。她的一生，充满着不幸，但是她为人性格爽朗，作风泼辣。小时候曾经缠过脚，后来才放脚的。许配给邻村“三河口”的高家。姑父是东吴大学毕业生，在上海工作，家里是个小地主，其父亲早已去世，只有母亲。结婚不久，这位姑父就去世了。我的这位从未见过面的姑父是位老实人，本来有一种说法是他在上海时被同事拉着去妓院玩，不幸染上了梅毒，却不敢声张，因为讳疾忌医，不久终于病故。但是现在又有一种说法，说是当年他在大学里就参加了地下党，后来是被国民党特务下毒致死。不知道究竟是哪一种说法是真的。姑父去世后，高家为了安慰我姑母，将族中一个男孩子过继给姑母作嗣子。这位嗣子叫高模，抗战初期参军当了飞行员，淞沪战争时，他多次驾机轰炸日军阵地和军舰，一次空战中受了重伤，在返回基地时堕机牺牲，是一位抗日战争的烈士。不过由于政治的原因，对于国民党军队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解放后并没有承认，直到近年才改变了态度，去年在南京举办了一次纪念抗日烈士的活动，因为我们兄弟三人也都是过继给姑母的，名义上可算兄弟关系，所以在上海的三弟作为家属代表被邀请参加。
姑父去世后，年轻的姑母进了苏州的一所蚕桑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就一直在家乡担任蚕桑指导员，指导农民养蚕。她大部分时间住在祖父母处，偶而也住回三河口婆家。我曾经跟她去住过几天。祖父母家里放着许多防治蚕病的药水，记得有一次我打开一瓶，鼻子凑上去闻了一下，一股酸味直冲脑门，胃里难受了不少日子。祖父母困难的日子，恐怕主要是靠姑母的照顾，甚至她也常常偷偷地塞钱给母亲用。姑母中途也曾经考虑过再婚，并且男方也曾经到祖父家来过，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没有成功。解放后，她仍旧在武进县湖塘区政府担任蚕桑指导工作，但是后来因为国家经济的原因(五十年代的所谓马鞍形)，以精简人员为由，就把她这位几十年从事蚕桑指导工作的老人员精简掉了。或许，可能和她的嗣子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有一定关系吧。我有一位堂叔，年龄比我姑妈小一些，也是在苏州的那个学校毕业，也是回到家乡武进从事农业的技术指导工作，2001年我母亲的骨灰归葬家乡时，他也特意赶到墓前致哀，得知他不仅评上了高级职称，而且还是离休干部，享受离休待遇。两者相比，差距实在太大了。想不到一个为抗日而英雄牺牲的飞行员的嗣子，非但没有给她带来荣誉和幸福，相反的却是给她带来了歧视和不幸。
她回到家里，在公社里干她的老本行。一次因大量采摘下来的桑叶积压发热，如果不及时翻散，就会腐烂。据说这样发热的桑叶有毒，所以没有人愿意干，只有她毅然一个人赤脚上去，终于抢救出了这批桑叶。但是不久她的腿部出现了肿块，当时的公社负责人表示，她是因公得病，一切医疗费用由公社负担，然而后来到上海确诊为癌症后，就再也没有人出来讲话了。姑母患病时，父亲已经从东北调回到浙江长兴，母亲专门回去侍候了她一段时间，后来因为父亲的身体不好，母亲只能回到父亲身边。姑母去世的那天晚上，父亲正在桌前独酌，母亲斜靠在床边，朦胧中见姑母推门进来，对母亲说：“文妹，我苦死了”。母亲一下子惊醒，对父亲说了所见，只以为是思念所及，谁知第二天清晨就收到了姑母去世的电报。这是巧合？迷信？还是心灵的感应？对苦命的姑母来说，母亲是唯一能理解她的亲人了。姑母就这样走完了她坎坷的一生。更不幸的是她的坟墓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中，被用毛泽东思想高度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平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