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五月花号的知名度大概仅次于泰坦尼克，然而这艘木帆船所承载的历史厚重则是后者那庞大的钢铁骨架无法比拟的。1620年9月6日从英格兰普利茅斯出发，11月11日在北美鳕鱼角靠岸，66天的航程枯燥乏味，却诞生了一份令后人回味无穷的文件。“它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由全体成员依自己意愿，签署并付诸实践的民治政体或可称为自治政治组织的文件。”这份文件所包含的契约精神与平等观念，成为美国建国的思想基础，凝炼为美国文明的核心之一，影响深远。
不少人探讨过为什么英国移民能办到的事情，与他们前后脚到达北美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等地的移民们却没有做呢？
我闲来无事，忽然想到，假如五月花号从中国启航，船上的102名乘客全是华人，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1620年，万历皇帝刚刚葬入定陵，短命的泰昌皇帝上台。距离隆庆皇帝宣布“开关”（1567年），解除了自朱元璋以来反复几次制定的海禁政策，已经有63年了。这样，从中国开出一条船前往美洲也是可能的。
五月花号上除了清教徒，还有一些签约奴，包括普通贫民、破落贵族与逃犯，他们与英国公司或商人签约举债，抵达后在四至七年内以劳动偿还。在此期间，债主有权买卖契约奴。也就是说，除了占半数以上的清教徒外，其他人的精神境界不会很高。五月花号的灵魂是由清教徒塑造的，然而其他人也一致认同文件提出的原则，不能不让人惊叹。其中有清教徒的宣传魅力，也有每个人内心深处珍藏的共同价值观。
如果是中国的乘客，应该以东南沿海生路断绝的贫苦农民为主，由于海禁早已开放，他们不必再打着倭寇（所谓倭寇，后来证实，其中许多是中国武装走私商人和破产农民）的旗号打家劫舍骚扰边疆了。也许再加上几个在宫廷争斗中失败的落难官员、企图搞点外贸发点洋财的商人和在历史事件中从不缺席的少数屡试不第的失意书生，“乘桴浮于海”。这样的组合能焕发什么样的精神文明呢？
17世纪，欧洲依然被罗马教皇的权威笼罩着，科学和思想探索仍旧视为“异端”受到摧残与压制。1600年，布鲁诺被烧死。1616年，宗教裁判所命令伽利略抛弃日心说。1632年，迫害进一步升级，被判罪管制。尽管如此，还是扼杀不住一个新时代的诞生，一个被人称为前所未有的“天才时代” 的诞生。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哈维、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科学和思想巨星扎堆发出耀眼光芒。15、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唤醒了被压抑封闭的人性，差不多同时发生的宗教革命进一步冲破了思想牢笼。在宗教改革中，英国形成了遵奉加尔文教的清教派，主张彻底清除国教中天主教的势力与影响。清教派内部又分为几支，其中独立系反对教会隶属国家，要求各教区的教会完全独立，信徒自治管理。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正是属于独立系，在英国受到英王的迫害，1607----08年间，从英国诺丁汉郡逃往荷兰，十一、二年后，潜回普利茅斯，搭船前往北美。加尔文教推动了尼德兰革命，催生了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荷兰共和国。加尔文教的清教派中的独立系则制订了世界上第一份强调公正与平等原则的“民治政体”的文件。限于历史局限，这份文件没有“自由”的影子。因为加尔文教反对自由，认为那会产生暴民。另外，所谓公正与平等其实也是各种乌托邦的理论基础之一，它在历史上从未真正实现过。对此不能过分夸大解读。事实上，五月花号的协议对未来“民治政体”只有模糊的向往，而真正的“民治政体”的形成，还要经过较长时间不断积累拼凑，逐步完善。即使如此，已经足够后代行礼致敬了。
中国的土壤上，不是没有平等的种子。先秦时已经有“四海之内皆兄弟”“兼爱”的观念，产生了“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的机会均等要求，孟尝君养的士中，有人会为疑心饭食待遇不一致而愤然辍食离去。农民起义时，不仅提出身份平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且提出财富均等（均贫富）。在欧洲向罗马教廷权力挑战的时候，中国也有反叛的知识分子向传统礼教----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发起冲锋，直接动摇古贤圣人的地位，调整“去圣归凡”的理性视角，达到人格的平等：“圣人与凡人一”，“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贵，在侯王可言贱。”李贽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七十多岁，病体虚弱，仍被投入监狱，迫其自杀（1602，和布鲁诺先后脚为科学和思想作出了牺牲）。不幸的是，李贽的思想在当时只能发出星星之火的光芒，连一个学派都组织不起来，更别说对普通百姓有何影响了。至于稍早的王守仁，因心学思想艰深，跟一般人的关系距离遥远。人们对他的关注多半是在赫赫武功或者个人隐私上（至今还有人探究他惧内是否因性功能低下）。
中国的平等思想，在民间结社时，大多摹仿墨家组织，落实为水泊梁山“聚义厅”的形式，众人歃血盟誓，结拜兄弟，由老大领导，自治管理，在生活待遇上实现平等。假若由结社发展为起义造反，推翻朝廷，再建的还是历代皇权的翻版，兄弟变成了君臣，从没有提出过构建“民治政体”的思想（所谓桃花源，其实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所以无论是农民、官员、商人，或书生，最关心的大概会紧紧围绕着如何在异国他乡谋生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政体，那对他们来说很显陌生。
万历年间居住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说“这里的人民十分迷信，所以他们也不大关心什么真理，行事总是十分谨慎，难得信任任何人。”结拜兄弟的方式之所以普遍流行，也是源于对外人的不信任，惟有父子兄弟这种血缘关系才是可靠的。没有天然的血缘关系，那就人为制造出来。因此，中国人在乘坐五月花号来美的途中，也会为了在陌生的、前途未卜的异乡互助自保，而结盟立誓，成立哥老会、同乡会一类组织，以血缘、地缘以及“义气”作为紧密联系的手段。而且，很可能一开始就分裂为几个依血缘、地缘区别的小团体，各有大哥、首领，彼此猜疑戒备。甚至上船伊始就明争暗斗，抢舱位，划等级，谋取掌控权。
一些人可能首先回忆起三宝太监下南洋时乘坐的大宝船，比这艘洋轮大多了，高多了，宽多了，舱面跑得马，舱内藏千军，别提多气派了，那才是大明的脸面！有的人看到千里眼、钟表、罗盘，啧啧连声，这才是奇珍异宝！另一些人嗤之以鼻，真是井底蛙，没见过世面，那不就是阴阳先生看庄基地和坟穴风水的玩艺吗！哎哟，看看这叮当响的东西，四条腿竟然是四个一丝不挂的小娘们儿，番夷咋一点廉耻都不讲！说归说，过不多久，就觉得还是洋玩艺好了。利玛窦观察到“我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好外来的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看来好像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认定自己已远远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这是明朝人的“脾气”，似乎至今未改。
华人在移民史中，成立过几个自治政府组织和小王国。最著名、最完备、最长久的是1777年罗芳伯在东南亚婆罗洲坤甸建立的“兰芳大统制共和国”。
罗芳伯是广东嘉应客家人，原本打算走科举道路，但每试必败，失望透顶，出海到婆罗洲从商。据记载，罗芳伯“好读书，常怀大志，量宽洪。”“生性豪迈，任侠好义，喜接纳”，“以其见识远到，勇敢善决，自能折服众心也。”这些描述不禁让人想到宋江、吴用一类人。
兰芳共和国从行会组织-----兰芳会发展出来，以坤甸为都，定1777年为“兰芳元年”，称元首为“大唐总长”或“大唐客长”，以类似民选和禅让的形式传承，选举的次数不多，一旦上任，多为终身不变，也有辞职或因事离职的，前后共12位总长，延续107年。国内政治实行民主讨论，“国之大事皆众议而行”。总长府邸大门口，悬挂有中文的“兰芳大总制”的牌匾，以及代表共和国的黄色长方形旗帜、中间写着“帅”字代表“大哥”的黄色三角形旗帜和代表副手们的其他各种颜色三角旗帜。这就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看上去是不是和梁山聚义厅很像，同时还带着满清的色彩？他和前一年诞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这却是华人直到18世纪所能达到的最高政治设计。上溯一百多年，1620年，华人能想、能做什么呢？
自16世纪以来，欧洲进入了人才辈出，科学与思想蓬勃发展的时期，而中国，乃至亚洲却一片死寂，东方智慧陷入了呆滞状态。以致现在我无论怎样大胆想象都不能虚构出有华人在五月花号上制定并签署了那份著名的协议。一进入冥想，出现的画面就是：摆出香案，大哥居中，一字排开。然后一人唱词：祖宗神灵明鉴，我等追慕桃园，歃血结拜，同心协力，唯大哥马首是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异志，天地不容，五雷轰顶。
也许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中，从现今中国土地移居美洲的先民一直未断过，我设想的1620年的来美华人和后来所说的早期华侨一样，在美洲的生活圈子仍是亲属和同乡，多是独身，没有眷属，只想暂栖身，捞一笔，然后衣锦还乡，落叶归根，所以不会在意民治政体一类事情。那种桃花源式的梦想能当饭吃吗？规划自己的人生，可以反复掂量，细到针头线脑。但是，若设计未来社会框架，费那劲呢，把自家一亩三分地伺弄好，爱谁谁，随大流吧。
波涛汹涌的大海加剧了忐忑。
一望无际的大海增添了迷茫。
既然方向难辨，那就听天由命吧。
老天保佑！
这大概是1620年乘坐五月花号的华人最真实的心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