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住进了医院，医院里有专业医生护士，应急的措施齐全，我的心也放下了许多。
每天下班后，我和哥哥姐姐们轮流到医院陪护母亲，姨妈也加入了陪护母亲的行列。母亲每日都要问，农场有消息吗？好在那时的通讯工具还不发达，母亲知道跟苏北打个长途电话很难。我的心矛盾着，一边希望母亲的血压早日恢复正常，一边又不希望让庆哥和无双姐早日跟母亲“见面交底”。
几天后，在医院医生护士精心的照料下，母亲床上的“病危”警示牌子摘掉了。哥哥与三姐与母亲见面的时候，我不在场，可想而知的撕心裂肺地悲痛。也许有了前面几天的铺垫，母亲挺过来了，真的没有再出现严重的状况。母亲只是哭泣，只是流泪，只是喃喃自责。母亲常常会仰着头，直愣愣地看着走进病房的年轻人，抽泣着说，“小弟就像他这样高！”，“这位医生的年纪跟小弟差不多大！”。。。
一天傍晚，我在陪护母亲。门口来了一位农村穿着打扮的老太，约摸六十左右的年纪，大概是隔壁病房病人的家属。老太一看见母亲就快人快语地大声说，“5床的老太怎么又在哭了？你这样每天哭哭涕涕，要哭伤身体的。”母亲哽咽着自语，“都是我不好，我不让他去农场就好了，就不会出事了！。。。”那老太听见了，马上摇着头说，“不对，不对，你儿子在城里照样要摔死的。他不从高炉上摔下来，他会从高楼上摔下来，或者别的什么高处跌下来死！”。。。我正想，这人怎么这样口无遮拦地胡说八道？那老太又接着说，“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死法，我们都是先知死后知生的。”母亲无语地盯着她，那老太仍然扯着大嗓门说，“老太，你不要不相信，我来讲个先知死后知生的故事给你听听。”说罢，她就倚在门框上有声有色地讲开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