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中国，新旧思想在中国史无前例的激烈碰撞。作为国内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更是新思想的策源地，空前活跃的学术自由吸引了众多国内顶尖的知识分子。自古文人相轻，互相之间都有各种不服，北大教授也未能免俗。他们之间既有公开的思想交锋，也有私下的人身攻击。有光明磊落的君子，也有居心叵测的小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北大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掐架史，而民国初期更是掐架的黄金时代。
观点论争，林纾指责蔡元培
林纾本是一个晚清的老学究，“五四”运动时他已年过花甲。林纾年轻时也曾积极主张维新，并不是一个老封建。但一个曾经的进步青年遇到了更为进步更为年轻的晚辈，就产生了代沟。林纾对胡适等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就颇为不满，尤其是胡适鼓吹白话文为“活文学”，诋毁文言文为“死文学”的论调，让林纾极不痛快。为此，林纾致信北大校长蔡元培称：“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那意思是说，若用白话文，连小贩都成教授了。
林纾在《民国日报》上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一文，文章中特别强调，要尊重国人学习文言文与白话文的选择，不应一刀切，保留文言文就是保存中国元气，否则国未亡恐文字先亡。
其实，此时的林纾早已离开了北大。北大作为新思想的批发集散中心，林纾自然格外关注，尤其是蔡元培任校长后。本来林纾也是推崇新文学改革的，但无奈胡适等人就是瞧不上自己。林纾为了发泄怒气，于1917年在《新申报》上发表讽刺小说《荆生》，含沙射影攻击胡适、陈独秀等人。随后再次撰写小说《妖梦》，攻击蔡元培。《妖梦》比《荆生》更恶毒，竟然将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人比作“无五伦之禽兽”，将其化之为粪。
随后，林纾更是在《公言报》上公开指责北大“覆孔孟、铲伦常”，矛头直指蔡元培与陈独秀。蔡元培则致信林纾，声称思想自由、兼容并蓄是世界各大学之通例，学校无权横加干涉。对于部分教员的过激言行，不应求全责备。蔡校长的意思很明显，您老先生该哪凉快就哪凉快去，别多管闲事。
互相攻击，胡适绝交陈独秀
林纾与蔡元培的掐架，都指向了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陈独秀。林纾在报纸上指责北大，其实就有暗指陈独秀嫖娼的意思。但嫖娼一事毕竟是私德，不宜上纲上线，胡适还为此给陈独秀做了辩护。可以说，胡适与陈独秀两位安徽同乡，互有恩惠于对方。陈独秀举荐胡适到北大，胡适多次救济陈独秀。但这两个看似私交甚好的朋友，却因政见不同而屡屡掐架，并致最终决裂。
陈独秀欣赏胡适对文学改革的理念，高度肯定胡适是文学革命第一人。陈独秀发文称胡适为“文学革命之气运……其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但二位显然不仅仅是点赞之交。据罗家伦回忆说，胡适最初比较谦和，后因为陈独秀的支持而气焰大盛，甚至大吹大擂。也许正是陈独秀给自己培养了一个敌人。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胡适多次组织安徽同乡去营救。出狱后的陈独秀远赴上海，却首先向胡适发起攻击，批评胡只谈文艺，不谈政治。胡适辩称自己不是文艺青年，并驳斥陈是一个独断专横的鲁莽之人。从此，胡陈二人渐行渐远。
1921年2月，胡适等人要求《新青年》杂志迁回北京，被陈独秀拒绝。陈独秀回信称，北京大学风气不好，杂志只能迁移到广东。对此，胡适只能苦笑。两年后，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科学与人生观》一书，编辑爱“挑事”，专门让胡适与陈独秀分别作序，而且还互致问候。陈独秀嘲讽胡适将知识思想抬得过高，甚至与经济比肩为兄弟。胡适批驳陈是经济决定一切，指责陈“近于强辩，未段竟是诬人”。
随后，两人更是势同水火。针对陈独秀对义和团先贬后褒的态度，胡适大为恼火，在《晨报》上怒斥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讼棍的行为”。1925年11月，因学潮运动《晨报》报馆被烧毁，陈独秀拍手称快。胡适忍无可忍，断然与陈独秀绝交。在绝交信中，胡适痛斥陈“不承认异己者的人不配争自由……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
如果大家认为二人就此成为仇敌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1935年10月，国民党抓获陈独秀，如果不是胡适的积极营救，陈独秀恐怕再也没有秀的机会了。
舍友反目，高一涵丑化胡适
在那个热衷办媒体的年代，1916年，高一涵回国后，也与李大钊一起主办《晨报》，后又为章士钊的《甲寅》杂志撰稿。在这期间，高一涵与胡适一起居住在北京朝阳门竹竿巷4号。其间，经胡适推荐，高一涵进入北大任职图书馆编译员。后两人又一起迁入钟鼓寺胡同14号。二人犹如大学宿舍舍友，同吃同住同劳动，吃喝拉撒睡大觉。可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但此时的高一涵，是个三十多岁的“老剩男”，单身生活很空虚，时常赌博、嫖妓。胡适没少规劝，甚至在高迎娶妓女时，胡还提醒自己老婆多加照顾。高一涵也常检讨，“今又遇着你的良言，或者又可以起死回生了”。在思想交流上，高一涵也常对胡适忏悔，反思自己。如：“我从前东涂西抹，今天做一篇无治主义，明天做一篇社会主义，到现在才知道全是捕风捉影之谈。”但1924年胡适公开批评陈独秀“讼棍”时，也顺带批评了高一涵的“学理学家诛心的苛刻论调”。没想到，就是一句批评，让高很不满，时常对朋友发胡适的牢骚。后来，高一涵便成了丑化胡适的急先锋。
1950年代，全国上下掀起揭批胡适的高潮。1959年，留在大陆的高一涵发表《在五四运动中看究竟谁领导革命》的文章，文章中极力美化李大钊，丑化胡适。文中攻击胡适面对革命极其软弱，“胡适被革命潮流冲击，吓得发抖、丑态毕露”。同时赞美李大钊为“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领导，是“五四运动的亲身参与者，是一位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对高一涵的歪曲与丑化，远在美国的胡适，只是发表了一些史实。但无奈胡适没有高一涵活得长，后面的攻击胡适再也看不见了。
党同伐异，沈尹默抹黑胡适
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北大教授还有沈尹默，也是与胡适掐架最激烈的一个。这位寡言少语的教授在北大十六年，没有做过一篇学术文章，却长期屹立不倒。沈尹默最大的绝招便是党同伐异，一是联合浙江同乡，如蔡元培；二是联合沈士远、沈兼士两兄弟。同是海归，留学日本的沈尹默自然看不惯留学英美的胡适、蒋梦麟等人。
沈尹默自认与胡适、蒋梦麟结下梁子是在出国留学这件事上。他在《我和北大》一文中认为，蒋梦麟在“五四”运动后接替蔡元培担任北大代理校长，自己便想去法国留学一年。结果遭到胡适的反对，蒋梦麟则认为是拆自己的台，也坚决不放。这件事，让沈尹默一直耿耿于怀。其实，沈的小心思早被汤尔和看破。汤在日记中称：“今见梦兄负重命来此，陡生吃醋之意……人心龌龊，可胜概哉！”陡生吃醋，显然是对胡适、蒋梦麟羡慕嫉妒恨。
在《我和北大》一文中，沈尹默指责胡适因不满钱玄同、刘半农的“双簧游戏”，肆意干涉《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胡适不许半农再编《新青年》，由他一个人独编。”而事实是，刘半农是主动退出编辑部的，根本与胡适无关。
沈尹默继续指责胡适，在“五四”运动时，煽动学生签名，欲将北大拆分，并迁移到上海。同时，沈尹默不忘美化自己，称自己在北大危机时刻，果断阻止了胡适等人对北大的分裂行动。沈尹默的回忆文章中，对此段经历设置了多次对话，弄得有鼻子有眼。事实上，当时胡适正在上海陪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访问。
要说最没人品的，当属沈尹默称胡适是“神气十足、张牙舞爪，任何人都不放在眼中，为人治学又浅薄，以后是蔡元培把他捧出来的。”
其实，沈尹默的《我和北大》一文发表前，还有一篇《胡适这个人》，前者比后者更丰富。但第一篇发表后，就已经让胡适大动肝火。胡适指责沈是全篇扯淡，是非常下流的小人。而《我和北大》发表时，胡适已经不在人间。
愤青伤人，鲁迅恶骂刘半农
鲁迅不是北大教授，顶多算是一名兼职教授，而刘半农是正宗北大教授。与高一涵和胡适差不多，鲁迅与刘半农也是由好朋友到形同路人，甚至反目成仇。说他们是好朋友，一来因为二人的性格比较相近，都比较直率，耿直，敢放炮；二来彼此欣赏敬佩对方的思想与学识。鲁迅在悼念刘半农的文章中曾说：“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二人虽不是北大同事，但却是《语丝》周刊的同人。早期鲁迅是《新青年》的撰稿人，而刘半农既是北大教授，也是《新青年》的编辑。后来，两人因《语丝》走到一起。
作为一个中学肄业并在江湖上写艳情小说而闻名的作家，刘半农始终难脱俗气。虽有陈独秀的举荐、蔡元培的破格录用，但胡适等大牌教授依然对刘半农看不上眼。在这种环境下，刘半农格外敏感。虽说刘半农与鲁迅互相欣赏，但鲁迅也是一个愤青，说话更是大炮筒，甚至对朋友也毫不留情，这逐渐让两人产生了裂痕。
1926年5月，刘半农出版白话小说《何典》，请鲁迅作序。这本是邀请好友捧场的事情，但鲁迅却砸了场子。鲁迅没有赞扬，反而在文章中批评刘半农说：“我看了样本，以为校勘稍迂，空格令人气闷。半农的士大夫气似乎还太多。至于书呢？那是：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可能鲁迅觉得还是不过瘾，连夜又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甚至嘲讽刘半农的学术会导致北大关门。如此奚落朋友，刘半农不能不多想，芥蒂丛生。
鲁迅南下后，与刘半农的关系更为疏远。此时的《语丝》已经难以为继，鲁迅竟然指责刘半农干涉杂志发行。“半农不准《语丝》发行，实在可怕。”而此时的刘半农还傻乎乎地想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候选人呢。
导致鲁迅与刘半农彻底决裂的是一则谣言，说刘半农怕鲁迅抢了自己的饭碗，极力阻止鲁迅返回北平工作。鲁迅闻讯，骂刘半农骂得很狠：“一声不响，专用小玩意，来抖抖的把守饭碗……贱胎们一定有贱脾气，不打是不满足的。”
北大乃精英荟萃之地，思想意识的激烈冲突是必然现象，以上几例也并非北大教授掐架的全部。抛开人身互相攻击不谈，北大教授的掐架也是文艺范儿最强的，水准最高的。
本文作者陈事美，文史专栏作家
本文作者陈事美，文史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