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即使在文革,没有人把这古老的传统当“四旧”“破”掉。一时间,我发现,很多人都在谈情说爱。
我们那些在北京上大学的亲戚们,魔术般地“一变俩”。他们在大学是“逍遥派”,自然有时间找对象,便带着对象来看我们。“人来疯”的我无比兴奋,热情地招待新亲戚。我最喜欢夹在情人中间听他们说话,还时不时地插嘴。外婆笑着说“小妹不要当灯泡啊!”没人给我解释什么叫“灯泡”,我以为是好事,过足了当“灯泡”的瘾。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亲戚的对象也没有光彩照人的出身,在运动中也是逍遥分子,只有一位表舅的女朋友出身工人家庭。这位美丽的南方姑娘,是表舅的大学同学,对表舅一往情深,对我们象亲人一样。每次来我家,她总是要先自我批判,说自己出身好有“自来红”的思想。面临研究生毕业分配的表舅,前景很不乐观,可这位后来成为表舅妈的姑娘,表现出一幅要和爱人一起下地狱的样子。
表舅妈履行了爱情的诺言,无论表舅的境遇如何,她不离不弃,精心地照顾了表舅和孩子,承担了所有家务。那个年月,艰辛的生活消磨了她。表舅妈每次出差来京,总要来看望我们,对我们更是亲如一家。而我们看见的她,却是日渐憔悴,象朵枯萎的花。正值英年的表舅妈终于病倒,带着对家人的惦念和不舍,离开人世,将无限的遗憾,留给我们活着的人!
这些亲戚正是谈婚论嫁的年龄,总算没有虚度时光,找到了他们的伴侣,共同度过那一段艰难的岁月。
胡同里有些初、高中年龄的红卫兵们,也开始出双入对。吴二姐称他们是流氓、红卫兵的败类。刘二哥领来几个朋友中有女生,不知吴二姐说了什么,他俩闹翻了,刘二哥再也不理睬院子里的孩子。
有一天,吴二姐自己带来一位男青年。吴二姐向院子里好奇的人们说,这是她们的辅导员。就象我们小学,有初中生当辅导员。中学有高中生任辅导员,哥哥他们很崇拜辅导员,还多次把他带到我们家。所以我想,吴二姐也是崇拜辅导员,在和他谈革命工作。
可是,吴二姐变了。每当男辅导员来,吴二姐便没有了往日的咄咄逼人,恢复了少女的腼腆和温柔。有一天,送走她的辅导员后,吴二姐看到站在院子里的我,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她问我:“他像不像洪常青(演《红色娘子军》党代表的芭蕾舞演员,是当时的“美男子”)?”“很象!就是个矮了点儿。” 我老老实实地答。从此,身材高挑的吴二姐驼背了。后来,吴二姐到陕北插队,她的“洪常青”一直等着她,很多年后,终于成了吴家的女婿。
运动要每个小老百姓“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如果年轻的红卫兵将原始冲动当成“私字一闪念”,就不会有以下的故事了。不久,胡同里出了一件轰动的大新闻:另一个四合院、一位年龄大约十六岁的女孩儿大肚子了。事情是“电话老头”无意“泄露”的。
那时,几个胡同共用一个电话,一对老夫妇的生计,全倚仗看守电话和送“传呼”。“电话老头”很敬业,貌似对人家的私事不感兴趣,一有传呼,即使在吃饭,撂下碗筷,蹬上自行车就走。若“电话老头”不在,小脚的“电话老太”也会龙飞凤舞般地走去送传呼。“电话老头”总是来去匆匆,刚进四合院的大门,就开始大喊:谁谁谁的电话!然后一边往事主家走,一边“广播”传呼内容。等当事人听到传呼,所有的邻居也知道了。那时根本没有隐私可言。
在孩子们中,“大肚子”是“怀孕”的代名词。其实,事前没人能看出那女孩儿大肚子。女孩儿去医院作手术,她那位“革命战友”的男红卫兵从医院打电话回来报平安。“电话老头”在四合院中大声地喊:“金柱来的电话 ……”。
这事传出来,胡同里无所事事的孩子们,顿时象打了兴奋剂一样,奔走相告,把“电话老头”的传呼添油加醋地传到每一个角落,这个女孩儿顿时名声扫地。不更人事的我,感到不寒而栗:如果自己摊上这种事,真是没脸活了!我见孩子就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所有被问到的孩子,都绘声绘色地把“电话老头”的传呼重复一遍,但这并不解决我的疑问,我想知道的是,怎样才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我想起小毛姐的二姐。搞不清李二姐是哪一届的,只知道她大我很多。大概是因为脚有残疾,李二姐不爱说话,也不与院子里的孩子们参和,在人面前总是低着头。小毛姐因为排练节目很忙,几次找她玩不遇,我发现李二姐人很友好,和我一样寂寞、渴望交流。于是,我们成了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