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到北京順義縣插隊經曆（12）：刺儿头的我

欢迎加入“中共灭亡讨论组”

青春豪气已渐淡，北望故园匪正酣；
偶生独裁专制下，暴君影里到成年；
也曾执文以谋反，镣铐声中定输赢；
电光火石一瞬间，跳出怪圈不回还；
此地天青水滟涟，五洲杂处无贵贱；
华夏血脉可延漫，新大陆上传子孙。

----- 这诗在此文不对题，待会儿加到博文题头图里去，再翻成英文的， 现临时搁这儿吧，怕忘了。若当年留在北美则应改成“西望故园匪正酣”啦，反正都一样。 说不定归西时会请儿女把它刻在墓碑上, 最好能北对大海 ... ...。当然还应来点儿更荤的，譬如：
颠翻虐政灭清庭，先需秀才更需兵；旌旗硝烟四起日，文章枪炮必齐鸣。

当时从八中去村里插队学生里，初中毕业的由于都是“宁来插队不愿上学”者，且岁数又小两岁，所以都没有"胸怀大志“，最好的也都是得过且过的样子，差点儿的便嘻皮笑脸从早到晚都没正经（如那叫”侯举成“的），更差的则打架斗殴偷鸡摸狗如汪铁镇母老虎等----他们的确曾偷了农民家鸡来杀了吃过且不止一次。而高中来的都是在校时认真读书爱好学习的孩子--- 其实我们八中班里当时只有两个男孩子读书不认真且都未来插队，其他人在学校时每日都把精力花在读书作功课参加体育（足球排球双杠跑步等等）和文艺活动（主要是唱歌）上，完全没有打架闹事的，而且班里有一批学生还是初中不在八中只是办”文革后第一批高中“时从没办高中的其它中学转来的（如燕非等），所以这些高中班的都是些好孩子：我们没有一个人抽烟也不喝酒，完全不会偷摸打架，而且基本都是”共青团员“。村干部对付知青的烦恼，大部分是在初中来的学生身上 --- 他们除了容易捣乱外还经常不上工干活，如那侯举城就三天两头以某借口赖在床上不出工。

我虽是72年暑假才从湖北安陆回北京就近转入八中，但我素来狂爱读书学习，打架斗殴与我无缘（也没力气）。我在湖北时（那里也有”高中“）就已经自学了文革前高中甚至部分大学的数理化课本（许多是从一位武汉去的老师叫“罗西服”那里借来的），英文也靠自学远远超过班中所有同学（我那时已可以收听美国之音缓慢语调的”Special English"节目报道的英语新闻）。所以我在八中班里是学习超前的，只是“政治”一般，且思维不易追随当局步调。到农村后我保持了这些学习习惯，包括继续读那些“马恩列斯”著作如资本论等（资本论看到第二卷中间看不下去了感觉太枯燥），另加农业书籍，如植物生长，肥料原理， 等等。我对农村不仅仅是好奇，我还幻想在这里“作出贡献” ---- 虽然“贡献”具体是什么也不清楚。我之所以不太受当局比如学校里的“团支部”，农村里的大队干部尤其是管我们知青的治保主任马庆祥等的青睐，主要是我不愿轻易对他们的时髦指示附和。我不轻易附和的原因一大部分是认为时髦的口号理论有缺陷显得荒唐 --- 什么批林批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法权，等等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理论对我不是缺乏吸引力而是感觉荒唐感觉它们非常牵强附会缺乏说服力 --- 我在回北京时还曾到西单书店专门买了当时什么写作班子写的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大类书籍带回村里攻读了一阵，结论是看不太懂（估计那帮御用作者自己写了什么也没明白）。

我还特别喜欢反叛和与当朝时政不和讥讽嘲弄的诗歌，譬如鲁迅的“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苏轼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等等。

在干农活上我虽比大脚大孟们处体力技巧弱势， 但我从当时报刊书籍等方面找到了所谓“九二零”技术的资料来向生产队建议搞试验：这“九二零”其实是一种生长激素菌，可用于刺激农作物甚至牲畜如猪的生长。我对团支部和大队提出应当试验九二零，以便能增高小麦亩产，得到田凤英们的大力支持。大队干部方面虽感到诧异大概以前没人如此放肆过，但既然有团支部的支持又有我们提供的报纸等的政治宣传的压力，田万聪（大队长）陈志宏（大队支书）加治保马也就同意了---- 我前面说大队长田万聪耿直就在这里：我是和他在场院分工作时当面顶撞过的人（具体原因已忘记）但他并没有阻挠我“科学试验”的实施：我甚至感觉他凭自身的农业生产经验不赞同什么激素能提高产量的谬论但碍于我们渲染的政治宣传方面的压力没有直说。
 
在田凤英代表的团支部支持下（复原军人出身的团支书孙宝祥似乎不很热心），我和燕非分别以一和二小队派出的知青名义开始搞“九二零”试验：我们分得了一所房子作试验室，找了一些专用农业书籍，弄来了一个医用高压锅做消毒工具，从中关村的农科院搞来了菌种----为此我还一个人“出差”到农科院去要来九二零和一些其它如酒发酵等等的菌种带着好些小试管回来。
 
我们“培养”“九二零”菌种时把播了种的培养基（琼脂加营养液之类）放在一个用灯泡加温的木制带圆开口的培养箱里，培养若干天后拿出成长足够的白色九二零菌（这似乎不是一容易过程我们努力了许久才成功，因消毒不严等会导致培养基内长出杂质），向生产队要了一块“试验田”把九二零播在田里的麦苗上，等了预定的时间约几个星期吧，似乎没有什么生长增速的效果，最后既然小麦没效果，原来野心勃勃的在猪身上试验的计划也流产了。这期间那医用高压锅还发生盖子崩上天空事件，估计是加压时盖子没拧紧松了所以压力一高就飞了， 万幸倒是没伤到人。

除了这“九二零”的试验闹剧外，我还被以田凤英为首的团支部搞“宣传”的几个人（大概包括漂亮的“赤脚医生”田惠玲）任命为村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这本身看似十分荒谬因我既不会唱歌跳舞也没有什么画画写黑板报大字报等的天才， 但似乎田凤英执意要找个“官儿”名称给我安上以平衡大脚大孟他们被生产队任命为“副队长”的气焰。我这“宣传队长”似乎也没干什么有用的事情，唯一记得的是在村有线广播室读过诸如鲁迅小说（“祥林嫂”/“桂土”？）之类的故事作为广播内容。

到75年中后期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时，我和张维东等还在村小学校外面贴了一张“大字报”，文章我主写，由张维东抄成大字报因为他大字写得好。内容已经忘记了估计是村中鸡毛蒜皮事类，但其中可能驴唇不对马嘴地引了当时人民日报“社论”爱标榜的古诗某句，可能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也可能是其它什么。“大字报”引来村里认识字的几个人诸如小学教师等看了，甚至那个教小学的本村女青年还一本正经地搬了桌椅板凳到大字报下把其内容转抄到她笔记本上大有要拿回去“学习学习”的架势。村干部们估计也看过且大概有几分恐慌不知道我们不听话知青要搞什么政治阴谋？其实我们大概也没阴谋不过要显示一下我们虽不受宠但还是有能力掀起“政治”风浪的。

凡此种种，我是个容易挑起让农村干部摸不着头脑的事端者，而这些事端又不能简单呵斥为初中生那些小孩子的胡来乱闹譬如打架偷东西逃跑回家等等，可谓有点”高级“的事端，甚至看着有隐藏点阴谋的味道？看样子他们对此没经验，投奔他们的大脚大孟李莎同学似乎也有措手不及感至少他们没有预先告警减低农民村干部的惊诧被动。有件事是肯定的，即如果我们知青不来，这些村庄里的小霸王“领导”们肯定不会从本村农民那里享受到同类挑战。而这些今日看起来奇怪的事情当时我是十二万认真的(当然20岁人的认真在历尽沧桑者眼里肯定很滑稽），并没有狡诈耍滑玩阴的一类阴谋诡计心理，只不过当时的我和周边的人们都不自知觉地处身于那个整体荒诞社会之中。
 
扫描至微信(QR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