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殊这个名字估计现在没谁知道了，可在我心里，他是一段传奇。对于这段传奇，等见了袁女士之后再聊吧。
我总共在重庆也没呆几个月，可就在那段时间，日本飞机几乎天天来轰炸。
其实，对那时的日本来说，它越疯狂地轰炸重庆，也就越暴露了它的致命弱点。就像后来的欧洲战场上，德国人对伦敦的狂轰滥炸一样，巅峰过后，终要走下坡路。当时，日本之所以拼命空袭重庆，就是为了给蒋先生的国民政府最大的压力，以便让自己能全身而退。此时的日本人已经发现自己深入中国内陆是陷入了大大的泥潭。日本内部本来就分歧严重，陆军仍想北上苏俄，海军仍旧希望南下太平洋。与蒋先生政府谈判其实仍然是日本人的首选，如果不行，再通过猛烈打击重庆，让更多的中国人相信重庆政府垮台是迟早的事，以更好地扶植汪先生的南京政府。日本甚至将它的底线，即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的状态，都透露给了汪精卫（这大概也是汪先生内心亲日的最初底气）。
当时的大背景大致如此吧。
而在这样背景下的人们呢？我想，每个人都仿佛置身在惊涛骇浪的茫茫大海之中，你能看到的只有自己身边的船。这船没有方向，你不知道你所在的船会驶向何方。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汪伪政府；也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们就如同那些大海中飘摇的船，都有摇摆不定的时刻，都有船翻人亡的危险。时而左倾，时而右倾；时而激进，时而折回，是常态。对于那些船上的人来说，不如浮萍！
所以，无论是写史还是文艺创作，都不能无视这样的大背景。当时的政府也好，党派也好，个人也好，都不是泾渭分明的。然而，历史的悲哀就在于，那时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却都是那么的泾渭分明！大量的人们也因此而迷失！
我以待罪之身，在重庆终日惶惶。戴老板晾着我，不肯见我。其实，我也一肚子委屈，赌气不肯去求见他。巧的是，我们竟然在那天日军空袭时，在防空洞里不期而遇了。我至今仍清楚的记得当时尴尬的场景：
我们站立的位置有一段距离，当中又间隔着三五成伙的人群，声音嘈杂，除非是大声喊叫，否则打招呼也听不清楚。我和戴老板只是四目交投，一瞬而过，彼此都没有作任何表示。我觉得他是有点故意不理我的样子，不过，却也不是恶形相向；主要是我没有思想准备，所以实在没有勇气凑上前去找两句话说。待到警报解除了，戴老板在身边人的簇拥下扬长而去。原本期待着他可能传话给我，或是稍稍伫立等我上前见面，结果我失望了。
那真是很羞辱的时刻，连戴老板身边的那些熟人也都像没看见我一样。这算是一种惩罚吗？不过，羞辱过后，我心里反倒有了一丝安稳。因为我相信责罚过去了。
果不其然，第二天，局本部就派人给我送来一纸任命：第三处，即行动处代理处长。
重庆时期，军统达到了鼎盛，再不是原来那个见不得人的复兴社特务处了（事实上，复兴社由于在西安事变中失职，使蒋委员长蒙尘，已经被“停止一切活动”了）。此时的军统，处长一般都已经是领少将军衔了。由于我那时还没有少将军衔，所以只能是行动处代理处长。
说到军统行动处，我在大陆的网络百度了一下，还是这样给描述的：军统行动处的工作内容，包括绑票、暗杀、破坏、逮捕等，好像我们是个恐怖组织。这样的定义和描述是不对的。
此时的军统是合法政府下的国家安全机构，具有严格的组织结构和章程。任何行动都不是乱来的。军统最活跃的八年正是抗战的八年，日占领区的敌后谍报工作大都是由我们军统来完成的。我们这些军统特务，当年也都是一些有理想有信念的革命精英。我们把忠于国家，忠于领袖为座右铭；我们毁家纾难；我们不计个人得失；我们为自己的职业而骄傲。我们确实搞过绑票，确实干过暗杀，确实在日占领区搞过破坏，也确实逮捕共产党，这些在我们看来，都是职责所在，义不容辞。
我只是想说，就军统而言，并没有长期以来，大陆宣传中的那样不堪。海峡两岸都更需要些雅量。同样是内战，美国的南北战争后，两边的阵亡将士都被视为为国捐躯呢。一个甲子都过去了，一切应该淡了。就像我这个一百多岁的老特务，已经恨不起任何人来了。
不禁又想起了《潜伏》中，余则成制裁叛徒李海峰的壮举。这一壮举，在我这个当年的行动处长看来就比较FUNNY了。编剧可能只考虑如何让这个中共特工何其神勇，而忽略了其可操作性。其实，当时的余则成作为一名底层的技术人员，是没有可能参加任何制裁行动的。那是我们行动处（组）的活儿，余则成应该属于四处，电讯处（组）的。理论上，余则成连枪都打不好，更不太可能杀人时，动作还很帅了。
而真实的情况是，当时我们军统制裁那个叛徒李海峰的原型时，是比《潜伏》中的情节还要离奇的：我们的毛森同志（军统三毛：毛人凤，毛万里，毛森）在汪伪政府的监狱中，假他人之手制裁了叛徒李海峰。
接到任命后，第二天我马上去向毛人凤报到。
此时的毛人凤还是戴笠的全权机要秘书。这个位置曾经是毛人凤的弟弟毛万里担任的。由于有一次用公家的电报办私事，毛万里被戴笠哄走了。毛人凤早年是认识戴笠的，不止认识，他们是小学同学（事实上，毛人凤的弟弟毛万里虽然进入军统较早，但却是哥哥毛人凤给戴笠写信推荐来的）。
当年，在戴笠最落魄无助之时，是毛人凤点拨戴笠去广州报考的黄埔军校。（当时的戴笠还不叫戴笠，叫戴徵兰，多女人的名字啊！可能名字太女人吧，所以，这个戴徵兰第一次就没考上黄埔。后来，听朋友劝说，才改戴徵兰为戴笠，字雨农。由于北伐在即，过些天黄埔又补考了一次，果然，改过名字的戴笠，这次成功考入了黄埔第六期。从此，戴笠这个名字横行天下）。而当时的毛人凤却因病不得不休学离开黄埔，回老家了。
命运就是这么的神奇，尤其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
再后来，毛人凤在家乡做了名政府公务员，因为干得不顺，当被戴笠召唤时，就立即也到军统报了到。这年，毛人凤已经三十六岁了。在军统，三十六岁的毛人凤那可谓：年纪很大，资历很浅！然而，毛先生就是那种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大器晚成的人中龙凤：一贯深沉厚重，温文大度，只有到了属于他的那个时刻，才一飞冲天。（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