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在我的记忆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年轮，因为那年的事特多：舅舅闹病和我转学还只是年初的事[1]。我们从小受的传统教育是，家里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也要凌驾于个人和家庭之上。1969年的“国”事还真不少：比如珍宝岛事件，“九大”、和北京69届初中毕业生去东北建设兵团。
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林彪为毛的接班人。那时的口号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这可真把我弄糊涂了：“万寿无疆”应该是仙寿永驻，为何还需要一个“永远健康”的接班人？ “九大”的另一个主题是“珍宝岛事件”，即中苏边防军在珍宝岛上的武装冲突。
那时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多仇恨：我们需要恨“万恶的旧社会”，恨“地、富、反、坏、右”，恨“走资派”，恨“特务”，还需要恨 “叛徒”、“内奸”、“工贼”（后三顶帽子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给刘少奇正式戴上的）……。珍宝岛一声枪响，全国人民又开始恨“苏修”。只要有了恨，有了敌人，就会忘记我们自己的烂摊子，而是团结一致，象《李尔王》里说的那样，“瞎子跟着疯子”，走向深渊。
宣传说“七亿人民七亿兵”，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准备和苏联打仗。我和其他孩子们开始悄悄地寻找有关战争的书看。找到的书多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青年近卫军》和《卓雅和舒拉的故事》。我被书中的年轻的英雄和他们的事迹深深地打动，忘记了苏联是敌人；我甚至觉得，战争比眼前这个没劲的时代要刺激、浪漫得多。当然，我也十分担心自己会落入敌手，经不住拷打，成为叛徒。
与我那不切实际的幻想相比，邻居贾二哥更象即将奔赴前线的一名勇敢的战士。贾二哥出身好，是他们中学红卫兵的干部。他不善言辞，性格也不张扬，脸上总是挂着善良、自信的微笑，对年龄小的孩子们特别好。就因为出生于1953年，使他成为成千上万个历史试验品中的一个：贾二哥是北京69届初中毕业生。
那时，院子里的大孩子已经走了几批。剩下来的，是有健康问题或残疾的青年，留在城里等待分配。但是，69届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对北京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因为几乎全部毕业生都被送去，影响遍布到每一个居民角落。
贾二哥走的那天，我们跟着贾家去送行。来到胡同才发现，其他四合院的孩子们也不约而同地去送他们的哥哥姐姐或邻居。送行的队伍由小变大，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北京站。进入站台后，一小部分人上了火车，大部分人则留在站台上，这时人们的心情只能用“欲断魂”来形容。上了火车的知青们挤到窗口，贾二哥也挤出一个头来，仍然是那样自信的微笑。就在火车开动的一刹那，不知谁先哭了，人们原本克制的感情，加上对未来的恐惧以及对现实的失望，象浇了汽油的干柴遇到了火星，一下子迸发出来，全体号啕大哭起来。火车还是无情地开走了，站台上的人们唯有失魂落魄地散去。
不知从何时开始，多少形容人类感情的词汇，被用来歌颂毛，到了文革更是登峰造极。形容红卫兵见到毛后的“无产阶级感情”，诸如“热泪盈眶”，“情不自禁”等等可谓司空见惯。这时我突然感到，与这撕心裂肺的哭声相比，那一切都是假的。只有此时此刻的哭声，才是人们发自心底、实实在在的感情。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人们对文革的狂热剧减，孩子们开始找被禁的书看，而且是被批得越“臭”的，越“吃香”。
多年后，火车又把贾二哥带回城里，没有了昔日的英雄主义色彩，更没有热烈的欢迎仪式。贾二哥的表情这时也恍如隔世，岁月麻痹了他过去的记忆，还带走了他曾经是多么自信的微笑。
1969年是“国庆”20周年，我和哥哥作为北京中、小学生，都参加了典礼，分别在天安门广场上组画和组花边。“国庆”典礼对我们其实就象一个饿汉参加了一个风光华丽却没有东西吃的“盛宴”。 风光过后，我们面对的现实是：母亲即将被下放到在安徽凤阳的“五七干校”。那时外婆因为舅舅得病已经去了安徽[2]，父亲还在被专政[3]，母亲再一走，家里就没有大人了。母亲决定把我送到外婆和舅舅那里，15岁的哥哥还有一年初中毕业，自己留在北京独立生活。母亲拜托贾家照应，贾家、尤其是（因健康原因留城的）贾大哥非常热情地应承下来。
“少年不识愁滋味”。母亲告诉我这个决定时，我还挺高兴：能见到外婆和舅舅，能坐火车了，自从记事起就没坐过火车！唯一不高兴的是又要转学了。我在后达里的朋友越来越多，也很开心，可我又奈之如何？
临行那天，父亲被批准来送我们。等我和母亲上了火车，看到父亲和哥哥在车下，我恍然大悟，这是别离！我大哭起来，仿佛坐上一趟不知去向、永远不归的火车，一点儿也不好玩儿。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也不知道是谁安排的，何时家人才能团聚？又想到外公的消失[4]，我要把父亲和哥哥好好地看看，记住他们最后一眼的样子……。
父亲母亲很坚强，一直在说笑，好像我们不是即将劳燕分飞，而是“潇洒走一遭”。哥哥不像往常那样顽皮，他表情严肃、眉头紧皱。火车快要启动了，父母突然象两个年轻学生一样起哄，要我和哥哥这两个打架的冤家握手告别。我们都乖乖地伸出了手，互相碰了碰。父母则高兴得拍手庆贺，表扬我们有风度。
那时北京到合肥没有直达火车，我们要乘京沪直快，到蚌埠转去合肥的车。车箱内一位乘客是个中年军官，看到我哭，就给我讲窗外的风景和地理知识。军官讲了黄河的源头、河套平原、河西走廊、黄河改道……。经过黄河，我被那深褐色的、湍急的流水、宽广的河面震撼了！
想到送我到合肥后，母亲还要去凤阳，我们家从此天各一方！这时，我才感到，家再小，也是我头顶上的一片天，我哭的更厉害了。黄河，你可否告诉我，为什么革命要把一个个普通的家庭，象坛坛罐罐一样地砸碎？家是拆了，但“国”从中间究竟得到了什么好处？
多年后，纪录片《河殇》试图从传统和文化的角度探讨类似于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文革时七亿人民都“失明”了，跟着失去理智的人走进深渊？我们要怎样再造文明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河殇》最终被批、被禁，可是，问题的根源依旧存在！
[1] 混沌的童年之9、10
[2] 混沌的童年之9
[3] 混沌的童年之7，8
[4] 混沌的童年之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