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形式重要与否这个问题，红楼梦里面有两个极端不同的展示与回答，一个来自成人世界，精英集团，即皇帝、贾珍一流，借着元妃省亲和秦可卿出殡把形式的营造发挥到极致；另一个来自少年的黛玉，宝玉撮土为香回来以后，她还觉得宝玉鬼鬼祟祟折腾得大可不必，借着彼时正演着的戏文《男祭》议论道：既然万水皆一源，祭奠金钏投井而死，无论去哪儿舀一碗水对着哭都是同一个道理。这两个观点做法的出发点很不一样，精英们考虑的是统治管理别人，根据孔夫子的观点，礼仪，是教化的重要手段，一套礼仪阵仗摆出来，令人肃然起敬，统治的目的先就完成了一半。黛玉是小儿女心态，是一般人，小人物，只追求自己真实的内心感受。这两个出发点表现了不同层次的人在不同生活层面上的追求，都无可非议，如果能两者兼备当然是人生一大美事。
我那个八岁的女儿，就她的背景而言，虽然中文说得挺好，看红楼梦还差得远，心智也不够，可是我一看电视剧她就凑过来看点热闹。元妃省亲那一段我就给她解释这是皇帝的小老婆回家看看，她看呆了，问一个人回家怎么带这么多人，我因笑道：这些人你看都不是白来的，有的奏乐，有的保卫，有的抬轿，有的捧着她的衣服、头饰、痰盂、甚至于一把梳子。我也捣乱，花一个人力只拿一把梳子不知是否符合史实，反正这帮人都是中看不中用的，手里什么也不拿，只凑数显摆，吓得贾府一干人大气不敢出就行了。结果我女儿不但没有被震慑，反而大笑道：还有一个人捧着她的一根毛吧。这话听起来粗鄙，但是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她对于人身上的毛的分类尚不清楚，她指的就是头发，结果还是导致我抽搐似的跟着她大笑起来。
我们在这儿笑的同时，元妃在那儿哭，女儿听不懂她那半文半白的语言，就问她为什么哭，我拉开阵势道：嫁到皇帝家的女人其实就是终身为奴的服务员，只能小心伺候皇帝，不能跟自己的老公耍小脾气，旁边还没个亲人、闺蜜，没地方表达自己的心事、心情，时时刻刻得防范着。你看她说话那么少，因为说错了会要命的。她二十多岁的人，应该蹦蹦跳跳、健步如飞的，你看她连走路坐下都慢吞吞的，两个人扶着，她就得这么装模作样。每分钟都装模作样会折杀一个人的，所以回家来，憋了多年的心情、委屈就实在忍不住了。这说明一个道理，嫁人不能嫁皇帝。这番话女儿自然也听不懂，早走了神，然后跑掉了。
活在形式里的元妃仅供皇帝消费，皇帝也借着她向人显摆，她在一大堆人里找不到她吐露自己真情的对象；死去的秦可卿在那盛大的葬礼中纵然有哭声震天，人也知道，她只剩了一点价值，就是给活人来显摆他们的地位。形式，发展到这个地步，个人的存在都被忽略不计了，都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标签，供人观赏而已。当今的那些明星，一旦成为万众瞩目的人物，也成了符号，不能表现多少真性情，往往假装成他们被贴了标签的那一类型，供众人玩赏而已。他们一出了既定符号的范畴就会被公众诟病，放在一般人身上的小毛病到了明星身上就成了十恶不赦。活在形式里，就是如此这般的付出与获得。
宝玉也算是不拘形式的人，用自己随身的散香暗地里祭奠了金钏，还是被黛玉说不通，可见形式可大可小，因人而异，但总的来说不可能完全摒弃。黛玉觉得宝玉兴师动众了，一家大小被骗得干着急不说，一个小厮，两匹马，还有水月庵的姑子都被牵扯进去，可是她自己葬花也不缺形式上的讲究，花锄、花帚、锦囊、花冢都有，还做了一首诗，形式上可称完满，比宝玉的祭奠还丰富，只是不劳师动众，因地制宜，一个人就能完成，这跟她闺秀的活动空间有关。看见电视剧里的锦囊，花瓣只装了五分之一的容量就下葬，我心里着急啊，怎么不装满呢？多浪费啊。一边这么胡思乱想，一边又笑：如果真的一包一包都装得满满登登，叫黛玉把大观园里所有的花瓣都扫起来埋了，那真成了贾府婆子做的粗活。尽管葬花的道理是不能叫花瓣流到脏的臭的地方去遭到玷污，实施起来却又只能拣选很少的一点来象征性地掩埋，形式上必须非常考究才能体现出黛玉葬花的美感和诗意。
本来我出生在人口和经济都微薄的家庭，形式上讲究不起，也没那个素养去讲究。我父母平日里都不算克己，情绪很自我，横眉冷对一切形式，一到除夕就放弃原则，喜笑颜开，本来做饭就动气的人在那一天也心甘情愿地到厨房里忙活一整天。少年时代叛逆而又沮丧的我心凉了一年，靠这一天也暖不过来啊，就借着那一天表达了对他们那种形式的痛恨，年夜饭让他们自己去享受，我在屋子里读书，听到零点的鞭炮响起却禁不住潸然泪下，为一个没有人间形式的春节而哭。出国以后更不过春节了，年老的父母虽然不敢说什么，只在我这里默默地过了一次春节就伤透了心。我才知道，形式这东西必须履行，它就是一种存在和表达的方式。如今我悔过了，春节实在没办法，要上班，过圣诞节就虔诚地完成那形式，把圣诞老人的一套严格演示一遍，还凑一大堆人热热闹闹地过，香的臭的，爱的恨的，中的洋的，前的后的（前妻后爸之类的），都聚在一起，为的是女儿，不能让她在举世皆乐的一天独自潸然泪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