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扬州坐车到杭州，通常需要七八个钟头。那天过江还算顺利，没等多久渡轮就来了。不想车到宜兴没油了，司机把乘客放在一个小饭馆，自己开车去加油，约好半小时回来。时近中午，大家在饭馆用餐完毕，左等右等都不见司机的影子，不知出了什么事，又不敢离开去找。一直等到下午两点，车才姗姗而来。大家上了车，一肚子怒气冲司机发作，司机则满脸委屈地解释：在加油站碰上个二百五，把柴油当汽油给加了进去。这下可麻烦了，跑不多远就发现不对，赶紧掉头。回到加油站，找维修工过来把油放掉，然后清洗汽缸。有两个零件给烧坏了，也得更换。这一通折腾，没两个钟头哪完得了？到现在他自己还没吃饭呢。
乘客听后大都表示理解：二百五天下有，这事怨不着司机，只要平安到家就行。有几位还拿出点心来给他，他吃了两口，马上开车上路。这车加错了油，就像人喝醉了酒一样，晃晃悠悠地开不起来，好像随时都要熄火。司机也不敢加速，怕把发动机搞坏，那就彻底完蛋了。好在这一段都在太湖边行驶，看看风景，倒也不至于太无聊。
开出一个小时以后，发动机的声音渐趋平稳，估计残油已经烧尽。司机把车速提起，窗外的树木、房屋、池塘像放电影一样从眼前滑过。终于进入浙江地界了，故土之情一下涌上心头，让我鼻子发酸，喉头发紧。我参军以后，除了赴朝一年，都是在江苏活动，但江苏对我只是客居之地，不能让我有故乡的感觉。我平常并不想家，因为部队就是我的家。只有现在被部队扫地出门了，家才重新变得珍贵起来。过去的岁月一点点在我脑中苏醒，我开始重新阅读那段逝去的生命，重新审视那段被我轻贱的历史。
车到杭州已是下午6点，我又坐了半个小时的公共汽车，总算到了大哥家。大哥住在蕲王路一个小院里，原为国民党某上校的府邸。院中是一幢两层小洋楼，两边各有一间厢房，地方虽然不大，但挺精致。现在这里被两户人家平分，大哥占了西厢房和小洋楼一层，大约有50平方米，一家五口人住在一起还是显得挺拥挤。
大哥大嫂见到我非常高兴，三个女儿也围着我活蹦乱跳，不停地讨要点心礼物。大哥重男轻女思想比较严重，尤其觉得自己作为长子，有传宗接代的使命。老天爷却故意开他玩笑，先后给了他三个丫头，但大哥并不气馁，又让大嫂怀上了第四个。
当晚就住在大哥家里，他和我头对脚睡在一张单人床上，大嫂带着女儿们睡另外一张大床。我觉得实在太拥挤，第二天准备去找个旅馆住。大哥不同意，说可以到邻居家再借一张行军床来。开头我以为他是客气，所以还是坚持搬出去住，没想到后来他竟然生起气来。我一想今天是除夕，不好与大哥闹别拗，也就答应了。小时候大哥并不十分疼我，可这回却像父亲一样对我关爱有加，让我感到有些意外。当然我参军以后一直给他寄钱，对他帮助很大，他对我感念也在情理之中。但我想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我马上要去北大荒了，这一别不知何年才能再相逢！兄弟在一起的最后这些天，每分每秒对他都很宝贵，所以他不愿意我搬出去住。
午饭后，二姐一家来了。她刚生了个女儿，有些发福，但气色比三年前要好多了。那回我见她时，她刚在“肃反”中受到处理，情绪非常不好。二姐是师范毕业，原本做小学教师，解放后进入杭州民政局。由于她活动能力强，很适合做群众工作，每接受一个新任务，很快就打开局面，所以深得组织信任。
二姐长得俊俏，局里有位南下老干部追求她。尽管不属直系领导，这人也算她的上司，岁数虽然大点，但是有文化，也比较有修养，所以最后博得了二姐的芳心。没想到两人关系刚刚明确，从老家於潜县政府转来一份材料，说在肃反当中发现一张三青团员的名单，上面有我二姐的名字。“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乃是国民党建立的青年组织，类似于共产党方面的“共青团”。
二姐当时就懵了，绝口否认此事。单位如临大敌，立刻对她进行隔离审查。审了好几天，她才从办案人员口中听出来，此事乃因林明初而起。林原是於潜县三青团负责人，比她大四五岁，瘦高个儿，文质彬彬。母亲那时为走上层路线，在县政府谋了个“妇女会长”的差使，于是与林成为“同僚”。林明初经常来我家玩，主要是打麻将。他似乎有意于二姐，和她挺聊得来，当然聊什么我听不明白。对于二人的交往，母亲不会反对，因为林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不过他们俩的关系朦朦胧胧，始终没能在“好朋友”的基础上更一步，也不知是因为林君太胆怯，还是二姐太矜持。解放后，林明初就从於潜消失了。这次在审问中，二姐才重新听到了他的名字。
原来林明初预感大事不妙，当时就逃回了宁海老家。他在那里老老实实当了几年渔民，最终还是被有关部门发现，缉拿归案。为争取宽大处理，他交代了当时发展“团组织”的情况。由于於潜县三青团档案不完整，公安局让他拉一份名单出来，他就凭着记忆供出一百多人。大概是对二姐“因爱生恨”，林明初顺手把她给也加了进去，其实两人从来没有讨论过“入团”问题。不过话说回来，也未必是林明初成心害她：事情都过了七八年，要他一个不差地回忆出当时的一百多名团员，的确有些强人所难。何况在林明初心中，二姐大概早就成了“自己人”。
面对白纸黑字，二姐有口难辩，又无法找林明初当面对证，唯一的办法就是死不认账。二姐脾气刚烈，在禁闭室用头撞墙，打算自尽。单位害怕闹出人命，赶紧结束审查，认定她参加过三青团，把她开除公职了事。那位老干部这时避之唯恐不及，二姐更不可能腆着脸送上门去，美好姻缘和锦绣前程就此断送在小人林明初手里。
在我的三个姐姐当中，数二姐最要强、最能干。她的性格很像母亲，可也最恨母亲：如果母亲当时不抛头露面，当什么“县妇女会长”，引狼入室，她也不会与林明初交往。直到母亲去世，二姐对此也不能释怀。
二姐没了工作，回家大病一场，差点把命丢掉，那时候全靠大哥大嫂照顾。病好以后，她与旧相好李东林又恢复了关系。李君本是她上师范的同窗，长期恋着她，只是二姐眼光太高，左顾右盼，拿不定主意。解放后二姐进了政府机关，又有老干部追求，李君自惭形秽，也就知趣地让开。等到二姐政治上栽了筋斗，他又鼓起勇气，重新写那篇未完的文章，终于如愿以偿，和她组建了家庭。
二姐夫在杭州一所中学当语文教师。他性格温和，对二姐逆来顺受，不过客观上也助长了她的坏脾气。说实在的，我不太瞧得起二姐夫，觉得他过于谨小慎微，甚至有些窝囊。不过他这种“老好人”的处世哲学，却使他躲过了“反右”运动的冲击。相形之下，我又显得多么愚蠢和幼稚！】
2013-8-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