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公和堂叔们（1）
我的祖父兄弟五人，我祖父是老大，继承着祖业，但是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的衰落，以及在上海闸北区的工厂被日本飞机炸毁，他就一步步落入贫苦潦倒之中，以至于到了年近六十之际，还不得不在上海陈家木桥的一家小布店当一名店员。至于他的四个弟弟，也各有各的情况，照理，他们的情况，应该由他们的下一代来回忆和记述，遗憾的是好像他们的第二代并没有完成这样的任务，却已陆续故去，而和我同一辈的第三代，都比接连三代都是老大的我的年龄要小得多，了解和经历上两代的事当然就不如我，所以，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将自己知道的有关情况写下来，也好留下一些记录。
祖父的二弟，也就是我的二叔公，似乎也没有什么正规的学历，但早年在怡和洋行的长江轮船上当过买办，这至少说明他的英语水平应是可以的。这段经历大概算是他比较辉煌的时期，据母亲说她曾因为二叔公的关系，免费乘坐了长江轮船的大菜间（相当于头等舱）。我这里至今还保留着一些瓷器，那是二叔公当年专门在景德镇定制用以送某人的，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没有送出去，后来转送给了祖父，从而其中一些传到了我手里。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江轮船停航，二叔公就在常州城内开了一间酱园谋生，地址在北门外，紧靠着城墙。我们家族中人往返上海和焦溪老家，二叔公家就成了当然的接待站。那年代人际间的人情味比较重，这样繁重的接待任务，从来也没有听说有过怨言。解放后二叔公从常州城内归居焦溪镇老家，还当上了人民代表。二叔公结过两次婚，共有四子二女。原配生一女两子，继室也生一女两子。原配所生的大女儿留给我的印象是为人忠厚老实，很迟才结婚。男方也是一个老实人，在扬州一所大学教书。原配的大儿子在日伪时期曾有一段时间在上海的一家申莊（企业的驻上海办事处）任会计，晚上就住在我们家中。 原配的二儿子解放初期和我的三叔同时进入苏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在无锡地方工作，51年调干进入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当时的一机部船舶局设计分处搞设计工作 ，后来又调到武昌造船厂，57年打成右派，被清理到天津的一家地方船厂。他的夫人是一个工厂的总支书记，也受到牵连。不过他退休后仍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现已故去。继室所生的女儿是祖父五兄弟系统里唯一留在家乡的一个，是小学教师，她丈夫也是教师，年龄比她大一些。当年为了自由恋爱，舆论很大。她和我同年，由此可见，我出生时，原配的二叔婆早已去世了。在我印象里只有继室的二叔婆，我对她的印象也很好，待人热情。她的两个儿子，都在西安工作。
三叔公大概是祖父五兄弟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了，毕业于南京的中央大学，他学的是美术，据说曾师从张大千进修国画。在常州中学等几所中学任教，然而因为吸食雅片的嗜好，害了他的一生。不断丢了饭碗。抗战期间，乡间小学被日本人焚毁，他就在三元桥堍下原来曾祖父的蒲包行旧址开办了一所混班的学校，请我的姑母协助，各班的学生全都在唯一的一间教室内上课，我也曾一度做过这个学校的学生。解放后，他戒除了恶习，受聘去山东一所中学任教，57年打成右派，被迁送回原籍。因为他胸无大志，所以尽管一生落魄，却也心安理得，随遇而安，我们家族中有这样精神的人也还不只是他一个。虽然三叔公是学美术的，我唯一有印象的作品是一幅扇面，用水彩画画的一只蜻蜓，除此以外，我没有看见过他的其他什么作品。三叔婆的特点是嘴碎，但为人还是很热情的。他们有三个儿子，老大早年因家境困难，被乡亲徐朗星招进他在上海开办的搪瓷厂当工人，解放前，徐在香港开分厂，把他带了过去，谁知道他虽然技术上很过硬，是八级钳工，但是个“刺儿头”。他在那边组织工会，闹罢工，徐只能将他辞退回家。他回到上海以后，仍在搪瓷厂工作，文革期间当然是造反派，据说还打过走资派的屁股，幸好没有什么大的政治问题。 他找了一个寡妇结婚，生活得还可以。三叔公另外两个儿子， 都已经早故了。
四叔公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于苏州工专，学的是化工。曾任小学老师、校长，中学老师。也曾自己做过肥皂，小本经营，不久就歇手了。四叔婆是精神病患者，我记忆中对此人毫无印象。四叔公有一个儿子， 见面很少， 一直在家乡搞农业技术。01年母亲归葬时，他也特意赶来，如不自我介绍，根本就不认识了。从接触中感到他为人热忱，前几年重修家谱的事，都是他在忙碌。前年不幸中风病倒，如今也已故去。据说他不仅拿到了高级职称，而且还享受离休待遇，由此联想到姑母，他们两个人是同一所学校毕业，同样在家乡从事农业工作，只是我的姑妈更早一些吧了，如果不是被迫退职，尽管因为年龄大，退得早，赶不上评职称，然而离休待遇是应该享受到的。想不到一个抗日中为国捐躯的空军飞行员的嗣子，只因为是国民党的空军，非但没有给她带来什么荣誉，反而使她受到了歧视和不公平的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