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搀扶桐姨离开了刚刚上演过一场“畏罪自杀”的悲剧的家，走到门口桐姨回头又朝屋子里
面望了一眼，霎那间眼泪犹如断了线的珠子从她那迷离的眼中滚落下来。家里的顶梁柱没了，又加上一个畏罪自杀的罪名，让这孤儿寡母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桐姨把头埋的很低，也许是在为归去的丈夫默哀，也许是不愿面对穿梭的邻里街坊，就被妈妈搀扶着进了左面邻居谭小丑的家。桐姨坐在谭小丑家的火炕上显得有些不自在，这是桐姨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坐在了反对派邻居谭小丑家的炕上，也是间接逼死自己丈夫的仇人家的炕上。
妈妈把桐姨的鞋给脱了，让她把腿放到了炕上，又在桐姨身后点了个枕头，让她靠着舒服一点。
谭小丑的老婆端了一杯热水走到桐姨面前，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缘故，两家虽是一墙之隔的邻居，但因属于不同的派别，相处两年了竟然没讲过一句话，看着桐姨悲伤凄凉的样子，谭小丑的老婆眼圈也红了，她把水杯递给我妈说：“大嫂，你让她喝点水吧”。还没等我妈接过水杯，桐姨非常坚定地说了声：“我不喝”，声音不大，但字字深重，落地砸坑，这里面包含着对谭小丑一家的不原谅和对造反派的愤慨。妈妈打圆场地对谭小丑的老婆说：“你先放着吧。这有我呢。”
随后谭小丑的老婆上班去了，陆陆续续有几个叔叔阿姨来谭小丑家看望桐姨。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何况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呢。他们都是刚上班就听说桐姨家出事了，就赶快过来安慰一下，其中有一个被称为李大爷的在沈阳工作时和桐姨的老公是一个小组的，他的到来让桐姨仿佛看到了亲人，桐姨拉着李大爷的手痛哭流涕：“大哥，你说他怎么这么傻呀，他怎么就走绝路了，我们娘几个可怎么活呀。”李大爷眼里含着泪水说：“你得坚强起来，孩子们还得靠你呢。”
面望了一眼，霎那间眼泪犹如断了线的珠子从她那迷离的眼中滚落下来。家里的顶梁柱没了，又加上一个畏罪自杀的罪名，让这孤儿寡母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桐姨把头埋的很低，也许是在为归去的丈夫默哀，也许是不愿面对穿梭的邻里街坊，就被妈妈搀扶着进了左面邻居谭小丑的家。桐姨坐在谭小丑家的火炕上显得有些不自在，这是桐姨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坐在了反对派邻居谭小丑家的炕上，也是间接逼死自己丈夫的仇人家的炕上。
妈妈把桐姨的鞋给脱了，让她把腿放到了炕上，又在桐姨身后点了个枕头，让她靠着舒服一点。
谭小丑的老婆端了一杯热水走到桐姨面前，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缘故，两家虽是一墙之隔的邻居，但因属于不同的派别，相处两年了竟然没讲过一句话，看着桐姨悲伤凄凉的样子，谭小丑的老婆眼圈也红了，她把水杯递给我妈说：“大嫂，你让她喝点水吧”。还没等我妈接过水杯，桐姨非常坚定地说了声：“我不喝”，声音不大，但字字深重，落地砸坑，这里面包含着对谭小丑一家的不原谅和对造反派的愤慨。妈妈打圆场地对谭小丑的老婆说：“你先放着吧。这有我呢。”
随后谭小丑的老婆上班去了，陆陆续续有几个叔叔阿姨来谭小丑家看望桐姨。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何况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呢。他们都是刚上班就听说桐姨家出事了，就赶快过来安慰一下，其中有一个被称为李大爷的在沈阳工作时和桐姨的老公是一个小组的，他的到来让桐姨仿佛看到了亲人，桐姨拉着李大爷的手痛哭流涕：“大哥，你说他怎么这么傻呀，他怎么就走绝路了，我们娘几个可怎么活呀。”李大爷眼里含着泪水说：“你得坚强起来，孩子们还得靠你呢。”
其实妈妈和桐姨也不是特别熟悉，她们是在“家属革命化”工作时才认识的，‘家属革命化‘是一个单位的名称，在那儿工作的都是工厂职工的老婆们，当时男人们不像现在这么开放，不会称老婆是爱人，或者妻子等，一般都用“我的家属”来代表。加上他们家来到厂里没多久她老公就被扣上了‘反革命特务’的帽子，所以大家跟桐姨走得不是很近，我妈也是如此，对桐姨家的情况也不是太了解，只能按人之常情来劝劝桐姨了。
妈妈把自己的手绢递给桐姨说：“他桐姨呀，你想哭就哭吧，别把自己憋坏了，孩子们还得靠你呢”。桐姨接过手绢低着头搽着眼泪，慢慢的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我不哭他，他太狠了，他撇下我们孤儿寡母，就这么狠心地走了。我干吗要哭他呀。”一边说一边抬起头，红红的眼睛藏着无奈，愤怒，伤心和惋惜。也许在那种人性扭曲的环境下，她只能用回忆的方式来悼念她那最亲爱的丈夫了。
她开始向我妈讲述她和丈夫的故事。
桐姨出生在沈阳郊区的一个小镇上，在她两三岁时母亲在生孩子时因难产去世，她父亲一个人带着她又当爹又当娘地拉扯着她，为了不让她受委屈，她父亲一直到她十岁了才续弦。继母给她生了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原本不富裕的家庭多了四口人，仅靠她父亲挣钱养家吃饭都成了大问题，她就和继母一起到外面帮人家洗衣服挣点钱补贴家里，到了冬天手冻得又红又肿，大口子裂得都能看到里面的嫩肉，那真是篆心的疼呀。
她老公是东北农村长大的，那几年闹饥荒吃不饱，她老公瘦成了皮包骨，正好这时本村的一个堂叔要去沈阳做木工活，就把他带上了，并传授了木匠的手艺给他。
来到沈阳，正好赶上了大跃进，凡有点力气的大小伙子都进了工厂，他也幸运地进工厂当了一名木匠。
在他们二十三岁那年经别人介绍结婚了，第二年便生下了大儿子海滨，但由于桐姨继母生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比桐姨小十几岁，桐姨的父亲身体又不好，桐姨只好带着海滨回到娘家去住，顺便帮助继母照顾父亲和弟弟妹妹。桐姨的老公每年只能休探亲假的时候才能去看桐姨和海滨。
过了两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凤云出生了，桐姨带着两个孩子住在娘家，对继母来说桐姨因为有自己的两个孩子要照顾，基本上帮不上继母什么了，又多了三张嘴。继母开始不再给好脸子看了，那年月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家都吃不饱，桐姨的父亲连病带饿没多久就死了。桐姨眼看家里这点吃的给弟弟一个人吃都不够，不忍心再在娘家住了，就带着海滨和凤云投奔丈夫去了。
那时虽然条件艰苦，但是毕竟不用再看继母的脸色了，夫妻齐心协力总算熬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并又添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海川。
紧接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抓紧三线建设，每个大厂都要派出骨干力量到边远的大西南支援那里的生产和建设。桐姨一家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三线工厂的。
桐姨告诉我妈，她和老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都加在一起还不到八年，老公就这样走了，她真的是又是伤心又是恨呀。
妈妈好奇地问桐姨的老公怎么会被说成是特务呢？桐姨说因为他们家有个旧收音机，隔壁的谭小丑说听到桐姨家有发电报的声音，那个旧收音机就是特务用的电报机，所以一个‘特务’就诞生了。真是人言可畏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