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只知道东庙（后来的东安）二村，因为阿拉屋里很近，又正在我读书的学校附近，我们那时就知道， 是柯庆施逼着那些市委领导干部搬进东安新村的， 后来柯因保安而搬离后，其他如大干部立马搬走了，只有曹荻秋，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住了好些年，算是个好干部--转载者
有人问“爱棠”在哪里，其实就在康平路旁边的一条小马路上。是幢高级公寓，曹荻秋、石英等市领导都曾经住过。
至于康平路100弄，那是60年代造的。当时，要重新在全国成立大区，华东区的管理机构就设在上海。从全国调来许多干部，成立华东局。100弄就是为调来上海的华东局干部建造的宿舍，入住者都是华东局的部、局级干部。所以，那些原来就在上海的干部，基本都不住在100弄，住100弄的，都是60年代调来的。不过，华东局再高级点的干部，例如华东局的书记们，住的是更好的房子，所以也不住在100弄。
上海专为干部建造的住宅区，还有东安新村、天山新村等。1958年，上海落成一批工人新村，柯要求市委所有领导干部，除年岁大者或正在患病者，全部搬出花园洋房或公寓，去工人新村与工人为邻。他自己首先带头，于1959年春节前带头搬入东庙二村。那是上海西南地区的一个工人住宅群，居住条件比花园洋房自然差许多。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上海高级干部大多入住条件较好的花园洋房或公寓，柯庆施要求干部搬出高级住宅，显然是希望干部们缩短与老百姓的距离。 当时，康平路市委机关大院对面，有几幢上海本地的中国式砖瓦房，没有煤卫设备，甚至用水都是在屋外接个自来水龙头。这样的房子和整个康平路的花园洋房显得很不协调，市委办公厅几次要拆除，都被柯庆施拦下，一定要保留这些房子。柯庆施说，放在那里，每天看到，就会提醒我，还有老百姓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但柯庆施在东安二村也没有住多久，据说是因为保卫工作困难。柯庆施搬出，其他干部也都跟着搬出。最后，只剩一些科级处级干部还住在哪里。至于天山新村，入住者主要是基层干部。
100弄是1949年后，上海建造的规格最高的住宅（当然，那些招待所还要高级），有四室二卫一套的，有三室二卫一套的，也有二室的，按级别分配。而且还配有当时别的住宅都没有的热水洗澡设备。大门口有门卫，他人不得随意进出。为了管理那些高干的孩子，还曾经专门聘请过校外辅导员。不过那位辅导员自己也很年轻，根本压不住那些趾高气扬的高干子女。
其实，在100弄之前，还有一些地方的新造住宅，条件也很好，例如闵行一号路沿街的住宅，也是三室或二室一套，木头地板，闵行红旗新村的住宅，还是上下两层一套的。天山新村也有这样的住宅。都是1958年大跃进时建造的。不过后来都被批判为“贪大求洋”。而且，绝大多数套房，都分给几家合住，原来设计的优点就体现不出来了。只有少数厂长、书记、总工程师，才是一家独住。那些房子，到改革开放时，都还是那个地区的好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