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自从嫁给父亲，便进入了官太太这个圈子。与商人比起来，中国官员的文化层次要高一些——“学而优则仕”嘛！即便张载阳那样的纠纠武夫，也未必不通文墨，何况父亲身边的一群“刀笔吏”？父亲虽不像九叔那样以文章见长，但并非没有文化修养，他的行书就写得非常棒，我手中那封家信可以为证。
父亲交往的朋友当中，不乏文人墨客。在瑞安当警察所长时，他结识了当地有名的书家方苍和孙贻泽，获赠许多书法作品。孙贻泽写的一副对联“洞开绿野皆余地，门对青山别有天”，至今还在我的记忆中。家里还藏有齐白石的荷花画幅，上写“赠卧冰先生”。母亲解放初离开於潜时，曾将所有字画封存在夹墙内。后来房子被县政府没收，那批字画也不知去向。
母亲整天与这样一群人打交道，耳濡目染，身上的市侩气去掉不少，人也变得“高雅”许多，成为官太太当中的翘楚。她性格又很活跃，在交际场中如鱼得水，父亲的人脉关系尽为所用。说句实话，这样一个八面玲珑的人，跟了父亲多少还是有点委屈；若是当初攀上显贵，说不定真能做出一番大事——这当然是在说笑，不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武则天的父亲不也就是个倒腾木材的商人么？
如今父亲撒手归西，母亲骤然失去了依靠。一天深夜，我被一阵哭声惊醒，只见母亲坐在被窝里，用枕巾捂着嘴抽泣。我睡在她脚头，这时赶紧爬过去，扑进她的怀里。母亲紧紧抱住我，禁不住放声痛哭。哭声引来兄姐们，一个个立在床边，陪着母亲直掉眼泪。父亲在世时，宁静寡言，让人觉不出他的存在。当他离去后，家里却一下子显得空空荡荡，每个人心中都没了底。千斤重担全压在母亲肩头，她再也过不了养尊处优的日子，而要带领我们奔向吉凶难卜的未来。
父亲临终前生活已经相当拮据，死后只留下200多元积蓄，以及500多元抚恤金。母亲在新昌没有亲戚，而父亲的旧友则大多属于“君子之交”，打牌聊天没问题，却提供不了什么物质帮助。母亲思前想后，决定搬回於潜去，娘家人此时是最靠得住的。外公在那里给她留有一座老宅和30亩山林。父亲在於潜任职期间，还曾购置19.5亩田地。他一生不重钱财，左手进、右手出，这些地是在母亲极力劝说之下才买来的，如今成了我们的救命稻草——毕竟“家中有粮，心中不慌”啊！
父亲于1940年春天去世，母亲将西迁日期定在那一年的暑假，这样做是为了使孩子们的学业少受影响。父亲曾有遗言：“男要进大学，女要进师范。”尽管这个愿望很奢侈，母亲仍然义无反顾地为之奋斗。对她而言，此生的唯一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了，但愿家里能再出一个像九叔那样有出息的人——尽管九叔眼下除了在大洋彼岸嚎啕大哭，什么忙也帮不上。
搬家前母亲想得很周到，雇了两辆卡车，一辆拉人，一辆拉行李。拉人的车厢是封闭的，里面打了地铺，垫上厚厚的被褥；车顶是拱形的帆布篷，很严实，给我以“家”的安全感。白天我喜欢跪在车厢尾部，在栏板上搭一个枕头，趴在上面看风景。有些路段很颠簸，母亲多次提醒我要小心，但我并不在意。终于在经过一个大坑时，我被卡车颠到半空，往后翻了个跟头，把二哥鼻子都撞出了血。那个枕头没有我幸运，直接飞出车厢外，掉进了水坑里。母亲臭骂了我一顿，再不让我离开她的脚头。
风景看不到了，只能和兄姐们唱歌、做游戏。有时大家玩扑克，我和小姐姐不会，就在一旁打闹。家里孩子多，是挺热闹的。以前我们放学吃完饭，常常在屋里举行家庭晚会。这些活动大姐是头儿，因为她会的游戏最多。我们穿着袜子在干净的地板上蹦蹦跳跳，玩得很开心。
为了赶路，我们的“专车”晚上也不停驶，大家就睡在车厢里，倒是节省了住宿费。第一站是金华，我们在地方法院谢院长家逗留了数日。新昌离金华并不远，但为了避开沦陷区，车须绕道而行，开了三天两宿才到。这谢院长不是别人，正是父亲在杭州时的邻居谢安仕。他和父亲既是同乡、又是同事，待我们非常热情，让我们有宾至如归之感。
如今我和大哥又来到了这座城市，在找旅馆的途中经过谢安仕家，那幢灰色小洋楼勾起了我的温馨回忆。据大哥介绍，谢安仕临解放前带着两个儿子去了香港，想先看看动静，再决定是回大陆，还是去台湾。太太没有跟着走，因为她父亲刚刚去世，需要在家料理后事。谢安仕当时错估形势，以为她一个女流之辈，不会有人为难她；何况自己也没干过什么坏事，说不定共产党还欢迎他回来呢。没想到“镇反”一来，他老婆便给抓了起来。有人举报：谢安仕曾经参与破获中共在金华的情报组织，属于有罪行的人。至于他在当中起了什么具体作用，却一直没有查清楚。谢安仕当然不会跑回来“投案自首”，于是此事成了悬案。他老婆也不能轻易放出来，就被送去劳改。
历史充满了巧合。母亲于1953年进入绍兴劳改鞋厂，三年后因为劳改人员过多，她被分流到金华劳改工厂，居然与谢伯母成为了“工友”。真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并且曾相识”！】
老烟的自传在这里犯了一个常见错误：奶奶所受到的处理不是“劳动改造”，而是“劳动教养”。当然，劳改工厂里可能既有劳改人员，也有劳教人员。“劳动改造”是对罪犯的一种惩罚，而奶奶并没有判过刑，所以只可能被“劳动教养”。这两种制度都是解放以后从苏联引进的，并在“镇反”、“肃反”运动中不断得到强化。1955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其中规定：
“对这次运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的和因为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为立功而应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去又会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给与一定的工资。”
劳教人员有少量的人身自由，类似于封建时代依附于领主的农奴，只能获取最低的生活资料，而不能分享剩余价值。劳动教养看似比劳动改造温和，其实并不尽然。劳动改造是一种服刑方式，刑期结束，劳改也就结束；而劳动教养可没有固定期限，谈不上什么“刑满释放”。奶奶在劳改厂一呆25年，“有关部门”从未解释为何如此长久。也许在他们看来，这样做并无过分之处，且不说国家还给与了“一定的工资”。
至于一个人失去的自由么，那是无价的，自然也就无从计量了。
2013-10-10
